彭耀根，梁舒婷

1 背景及问题

乡村聚落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而不是孤立的物质实体[1]。新时期下，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等加剧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2]。政府主导型规划方式使乡村景观从自然的演进状态向规划调控的方向发展[3]，整体上由生产型转型成生态经济型、生态调节型为主的景观格局[4]。大量拆建、无组织的改建和缺少控制的新建造成乡村聚落景观趋同，对乡村场所精神的忽视破坏了构筑农民草根信仰的基础，损害乡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5]。政府、资本、规划师、村民、乡贤等不同主体在何时、以什么角色介入乡村聚落景观的生成过程？各个主体之间的不同作用方式导致怎样的景观效果？不同主体应建立何种互动关系才能推动乡村聚落景观的良性发展？这些问题的微观探究对于乡村聚落景观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切事物都是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及人与自然关系在特定时空关系下的表达，景观亦是如此[6]89。因此，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的景观实践分析，探讨政府、规划师、侨乡艺术家、居民相互作用下推动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的过程与路径，为促进乡村聚落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实现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乡村聚落景观研究

乡村聚落景观是人与自然长期相互融合的演变体现，包括民居、街巷、公共空间等物质要素及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经济产业等非物质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居民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空间场所[7]55。国内学者对乡村聚落景观的关注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彭一刚（1992）提出由于气候、地形、河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从而出现了多样性的传统聚落景观[8]。经过多年的发展，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成果，研究内容集中在景观特征、景观格局、景观规划、景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刘沛林，董双双（1998）引入“意象”的概念，把中国古村聚落景观概括为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宗族意象、趋吉意象等四个方面特征[9]；王云才，刘滨谊（2003）从乡村地域的经济、自然生态、社区文化、组织、资源载体、聚居、发展目标七个方面提出乡村景观规划的原则[7]56-58。罗奇业，成斌（2017）从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文化景观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AHP 法对凉山彝族地区景观质量展开评价[10]。王宁（2021）提出通过探索景观特征营造和立法保育技术体系促进乡村景观可持续利用[11]。然而，当论述具体的景观问题时，学者大多局限在物质现象的描述上，缺乏景观重构背后关于“人”的因素的深入探究，需要通过解析各个主体介入景观实践的过程，才能揭示景观实践背后的社会隐藏。

2.2 空间生产理论下乡村聚落景观研究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构想的空间” “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三元一体复杂体系，“感知的空间”维度，负担着社会构成物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构想的空间”维度，与维护统治者各种利益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生活的空间”维度，指向使用者在日常意识和地方知识中生产和占用空间[12]60。三元一体框架是实践其空间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13]。

空间生产理论是认识乡村景观空间的重要理论框架[6]90。Phillips（2005）认为乡村绅士化过程使周边乡村成为娱乐、零售和金融资本的商品化对象。原住民生活在强加的景观变化中没有发言权，需要被赋予社区权力[14]。Huning（2012）认为区域关系多样性和重叠、人的网络和流动，激发了乡村风景和自然设施的建设[15]。高慧智（2014）认为随着城市消费文化入侵，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传统的、自然的乡村绝对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注空间交换价值的抽象空间[16]。Chen（2016）认为世袭集团牢牢控制着寺庙景观的建造，村民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动性，诠释了祠堂意义和经济生产[17]150-152。宋奕（2009）认为通过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思考，可以对文化遗产的文化身份认同工具本质、遗产认定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与消费等问题进行考察与反思[18]。学者以新疆天山大峡谷[19]、无锡惠山古镇[20]、马降龙碉楼群[21]等遗产地为例进行了探索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利用是一种外部植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非完全自发演进过程[22]，这与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相呼应。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视角要么偏重资本、权力力量，要么偏重村民或其他社会力量，二者是相互形塑和建构的，需要剖析多个主体在实践过程的关系及关系变化，揭示景观优化的内在机制。

3 研究区域与方法

3.1 景观实践场域及结果

东和村位于开平市西南部，总面积221 ha，户籍人口近1000 人，海外华侨约3500 人，传统侨居300 多间。自2018 年起，东和村大力开展乡村建设，建设成果曾获“第十届艾景奖年度十佳景观设计”、江门市十大“美丽侨村”、“开平市美丽乡村建设先进村”等称号。经过多年实践，东和村乡村聚落产生了“植入式”景观、“回归式”景观、“创造式”景观三种景观实践结果和特征。

3.1.1 “植入式”景观生产过程

图1 东和村城市规划师设计方案意向图（倾向于大面积铺设水泥路及种植城市绿化植物）

图2 改造前现状、规划方案示意及改造成果图一（侨乡艺术家的做法与城市规划师不同，他们以同比例复原门牌，尊重当地传统建筑风俗）

图3 改造前现状、规划方案示意及改造成果图二（侨乡艺术家的做法与城市规划师不同，他们以艺术家收集废弃材料，在地化围建乡土田埂，恢复土地农耕功能）

2018 年，开平市印发了《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为此蚬冈镇政府招引了城市规划团队对东和村进行规划设计（图1）。施工完成后，村中建设了大公园、大广场，地面由大面积的花岗岩进行拼花铺装，绿化是地毯草、格桑花。村内原有的风水塘、水渠等建设了水泥驳岸与栏杆。老街老巷进行拉直线、铺水泥、贴瓷片等修缮做法，部分农房采取了刷白墙及墙绘处理。

3.1.2 “回归式”景观生产过程

2019年，东和村开展了“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村中拆后空地杂草丛生、拆后建材杂乱堆砌。蚬冈镇政府提出新一轮环境整治行动。因为上轮建设的小公园难以维护、造价高，水泥驳岸等与乡村环境不相融，因此蚬冈镇政府没有选择继续引入城市规划设计团队，重新引入了由侨乡艺术建造家、本土工匠组成的建造队伍。侨乡艺术家把拆后废弃土地进行修复提升，如清除杂草、改良土壤、开凿水井等，激发村民二次分配土地并重新耕作。本土工匠回收闲置杂物，创意营造瓦片景墙、麻石坐凳、破水缸围栏、电线杆河墙、秸秆凉亭、泥石炮楼等功能性景观小品（图2~4）。村民在建造过程中，主动捐赠家中闲置物料，支持家园改造营建。

3.1.3 “创造式”景观生产过程

2020年，侨乡艺术家景观实践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与参与共建，蚬冈镇政府为此对侨乡艺术家建立了信任，在村民公共交往空间的营造上，提出需要满足村民游憩功能，又提供乡村文化休闲地。于是，侨乡艺术家发扬侨乡兼容并包、扬弃创新的精神，借鉴折衷主义流派的设计思潮，建造了一个融合澳门大三巴式造型及岭南本地多种弧形、柱式的社区牌坊（图5）；借鉴高迪的曲线理念，把花砖、红砖、灰砖混合搭配，铺设在曲折延伸、起伏不平的墙面，营造景观地毯（图5），为侨乡创造出一批具备可传承的遗产价值的建筑艺术品。

图4 侨乡艺术家及工匠无图纸创意施工，就地取材建设泥石炮楼、红砖田埂等景观功能小品，建设后复原施工的图纸，用以支撑竣工验收及未来技艺传承

图5 侨乡艺术家基于现场地形及地方文脉，结合国外建筑设计思潮及本土乡建美学，创造社区牌坊与景观地毯等精品景观，以吸引游客打卡及学者调研

表1 内容分析结果

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师、侨乡艺术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不同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东和村的景观实践，为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提供了多个时段、多元空间的完整景观叙事材料。同时，学者较多关注于权力、资本、知识对景观空间生产的影响作用，侨乡艺术家是权力、资本、知识之外的社会力量，作为侨乡建设的亲历者、实施者、传承者，在聚落景观实践中的作用还有待挖掘。因此，选择东和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把握乡村聚落景观的优化过程与路径具有学术价值与典型性意义。

3.2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观察法收集数据。在2018 年至2021 年之间，总共10 次调研东和村，累计60 天。访谈对象为乡镇干部、景观设计师、侨乡艺术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总计共23 个样本，整理访谈录音文本约10 万字。研究结合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拍摄照片约2000 张，获取设计图纸100 张。研究利用NVivo11.0软件对材料进行编码，并根据编码结果（表1）展开景观空间生产分析与景观优化路径建构。

4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生产分析

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和关系转型的产物[12]10，乡村聚落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类场所，“植入式”景观、“回归式”景观与“创造式”景观背后，是权力、资本、日常生活主体等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之后，作用于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的结果。

4.1 “植入式”景观：权力与资本主导下构想景观生产

“植入式”景观，实质上是规划语言、设计图纸以及意识形态支配了东和村景观空间的生产，是由知识、符号、代码组成的一套植入式景观符号体系[23]。乡建以“任务型”的项目制供给形式运作，拿到项目和顺利验收是首要目标，较长时间内依赖于“技术至上”的工程主义思路以及“现代文明”城市治理思路[24]。“所有工程都要跟随国家的政策要求，他有一套项目机制，要有规划方案、工程预算、图纸审核、过会审议、招投标，之后才能顺利验收。按照以前建学校、市场、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经验，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工作方法，邀请城市的规划公司、设计院来推进这个工作，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Z-2-2018)”。蚬冈镇政府按照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经验，引入城市规划设计院，长期脱离乡村环境的规划师在不了解村民需求的情况下，采用城市园林的设计手法，以学院派模式化、图形化的形式套用到乡村场域中，“在设计领域，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都是一种空间尺度，我们常规的方式就是按图施工，我们就根据现场的面积和政府的要求，从素材库里提取一些图形素材，基本上能满足景观美化的要求(J-3-2018)”，原村民脱离景观空间生产过程，呈现出隐形隔离和被边缘化的状态[25]。

4.2 “回归式”景观：多元主体融合下生活空间再回归

“回归式”景观由地方政府、本土建造团队、本地村民共同实现，他们用差异化的、强调使用价值的景观空间，取代均质化的、强调交换价值的空间，重建自下而上的生活空间[26]。“植入式”景观建设模式陷入“短期有效，长期失效”的生产困局，“城市的设计师用了格桑花、地毯草等城市式绿化景观难以维护，很快就抛荒了，又变成原来杂草丛生的地方(Z-3-2019)”，“这些小公园我们都不去的，没啥好逛的，坐的地方也没有，还不如给我们种地（C-4-2019）”。这引起了蚬冈镇政府的反思及空间再生产探索，重新招引侨乡艺术家带领的本土建造队伍。一方面，建造队伍抓住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通过荒地改良田、挖一口灌溉井等方式，集中表达了日常生活惯习、地方空间语言，恢复了乃至强化了人地关系的表征形式[27]。另一方面，泥石、红砖等在地化材料，在场性转化为田埂、坐凳、凉亭等乡土性景观，再现了草根社会群体通过日常社会实践、互动而建构的空间关系，体现他们的意志与思想[17]148。“新的施工队，都是讲开平话的老乡，看到他们砌田埂，开荒地，就好像我们刚来到这个村建房子、开垦土地的样子，所以有时也一起和他砌一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农村（C-2-2019）”。景观空间生产不再只被理解成物质和知识的生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28]。

4.3 “创造式”景观：侨乡艺术家探索下诗意景观创作

新一轮的景观实践，并不仅仅依赖于回归传统特色风貌来实现，“开平是华侨之乡、建筑之乡，回乡置业的华侨们将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侨乡特色建筑遗产，在东和村，我们也要传承他们在扬弃中发展的精神（J-2-2020）”，侨乡艺术家于是试图触及侨乡记忆深处的精神内核，重建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29]。景观地毯、社区牌坊这些建设成果将过往、当下及未来连接，形成前可追溯、后可生长的乡村景观空间，成为时代变化中可持续的部分[30]，“我们还将实施“侨乡传统建筑遗产重生计划”，将全面复兴侨乡木、竹、土、石、砖、瓦、陶、瓷、铸铁等侨乡传统建筑工艺，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侨乡创造出一批具备可传承的遗产价值的建筑艺术品（（J-1-2021）”。“创造式”景观生产阶段成为创造真正作品、意义和快乐的过程[12]80，是一种诗意实践。

5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优化路径

在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实践中，多个主体之间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转型，推动了结构、理念、技术的形式变化，最终促进聚落景观的优化。

5.1 结构优化

主体结构从政府行政推动到多元主体合作。乡村景观环境属于典型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投入建设在行政职能上存在必然性，同时村民天然“在场”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参与必要性，“乡村振兴依赖于政府单方面的投入建设是行不通的，不考虑村民需求、村民不参与的乡村振兴也是无法可持续的（Z-2-2019）”。东和村聚落景观的实践过程从传统的行政单一管控走向政府主导、企业介入、侨匠主创和村民参与的多元力量合作模式。“我们不仅仅是施工合作关系，还是共同体，我们镇需要乡村振兴落地，侨乡艺术家也需要用东和村来实践、摸索规划设计，我们不是当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我们当做是事业，镇的事业和个人的事业（Z-1-2019）”。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融入及日常生活的回归，侨乡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媒介作用。一方面，侨乡艺术家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乡村社区，基于血缘、地缘与村民较好建立联系，并能理解村民真正的需求。另一方面，侨乡艺术家作为村民中的知识精英，能够以自身专业积累，把乡村美学、乡土文明、乡风民俗外化到景观营造上。

制度结构从权力法则服从到良法善治设计。由于本土艺术家及工匠非标准化、即时化创作特性，以及在地化回收材料存在难以计价的问题，蚬冈镇政府不僵化地遵从于项目向下执行过程中所规定的权力法则，而是通过日常施工监督、村民诉求征询、设计图纸后补等方式，“乡村级艺术家，他是没有现有的设计图，去到现场结合实际情况和现有资源才策划，我们根据他这样的特点，我们也开了绿灯，特殊采取规划设计施工一体化外包的形式，最后经过正规的预结算，第三方审核现场结价，一方面预算不会超出，又保证合理合法工程（Z-4-2020）”，推动实现以乡村发展、村民需求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模式。

5.2 理念优化

决策理念从个体偏好抹杀到价值认同统一。在以往实践中，政府、规划师、村干部组成的利益联盟，在设计和决策取舍中，代表村民做出集体选择，而较少考虑村民个性要求。东和村在景观改造时，通过嵌入性调研，以侨乡艺术家为桥梁，抓取村民的需求痛点，“我们村建成现在这样，有风水、耕种各种考虑，政府和企业想动我们村，如果破坏了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配合的。他们是带着我们一起去踩点，也会问我们很多历史的由来，采纳了我们意见，同时也告诉我们以前的方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现在可以怎么改进，所以就愿意配合，所以相信他们能做好（C-5-2020）”，与村民形成关于乡村社会、空间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统一认知，实现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平衡。

建造理念从物质景观保留到场所精神重建。东和村实践不是简单保留过去的物质空间，也不是将几个象征性的符号进行拼接，“我们的建筑不属于古建，也不属于新款，有古时的风味在，也有新款的构造在，我们全程都是有经验的师傅经过多次参考、研究，根据地形的变化、这个地方应该呈现的感觉做出来的（J-2-2019）”，而是将地域特有的空间意象和场所精神融入景观营建与建筑创作之中，“我觉得这样的乡村才是我们自己的，才有家园的感觉，环境变好了，又很有乡土的风味，有新的可以玩、娱乐的地方，又可以种一下菜（C-8-2021）”，巩固地域优秀文化在村民中的记忆，延续乡土文化，唤起村民的家园感、归属感。

5.3 技术优化

规划技术从静态图纸强加到动态协商设计。后期东和村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景观规划方式，是渐进性、就地性、倡导性的，“我也会学习侨乡艺术家、乡村工匠们他们的一些关于设计的想法，通常会在工地现场一起讨论不断优化方案，他们会更懂得乡村的条件，也能够带来有经验的村民一起协商，这样做出来的规划才不至于太偏离乡村环境（J-3-2021）”，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对话和互相学习，提升了规划的落地性和适配性。另外，城市规划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最后验收还是需要出设计图纸，我们是画不了的。有时候现场的砌筑大样取不准一些设计参数，也会借助规划工具去分析（J-2-2021）”，为景观规划在设计思想和方案图形化、设计参数量化分析与调整等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工程技术从现代技术主导到适用技术融合。东和村在小而精的景观实践上，由侨乡艺术家、乡村工匠师傅为主导进行创意化施工，“我们很多景观小品是基于以前农村的风格来弄，包括尺寸也是随机看情况测量出来的，每一个墙都有不同的变化，每一个砖的形状都是有变化的（J-7-2021）”，从材料到做法可见之处采用了在地的方式，而承重加固等不可见之处则用了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实现了一种微妙的传统和现代的平衡感。

结论与启示

研究以空间生产为理论视角，微观探究了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聚落景观优化的过程与路径，可以发现：（1）东和村乡村聚落景观实践经历了权力与资本主导下构想景观生产、多元主体融合下生活空间再回归、侨乡艺术家探索下诗意景观创作等发展过程，最终实现摒弃城市式景观的强加，再现诗意的日常生活空间，并重建生活与艺术的连续性；（2）地方政府、侨乡艺术家、本地村民、侨本土工匠、景观设计师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转型，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良法善治设计、价值认同统一、场所精神重建、动态协商设计、适用技术融合等举措，推动东和村乡村聚落景观的优化。对于其他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的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资本和权力以外的乡贤力量，以人的尺度审视、设计景观，以人的需求与发展来建构景观，并以民主形式实现乡村聚落景观的自我管理。

图、表来源

图1～3：访谈者黎PZ 提供方案示意图，现场图为作者自摄；

图4～5：访谈者关XW 与胡CH 提供；

表1：作者基于收集资料进行整理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