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亮 商一杰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知识经济在引领人类加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与之相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关系也愈加错综复杂。然而，随着技术创新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发展危机暴露出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于1987年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通常认为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起点。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标志着思考问题范式的转变，大多数国家承诺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科学是在考虑科技和社会组织的限度以及环境满足人类需要能力的前提下，提出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机理性解析。可持续发展科学力图通过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等一起参与决策来克服狭隘的单主体观点和各自为政状况。因此，可持续发展科学把“共同利益”看作基本原则。鉴于可持续发展科学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性，知识的生产可被视为更大范围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知识始终面临不断的谈判、协商，直至各参与者的利益都得到兼顾。从历史来源上看，上述知识并非在大学传统学科或跨学科的基础上所建立，也并不能简单概括为应用科学。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学科组建形式予以表达，这种新的学科形式学界称其为大学超学科研究（university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本文在明确大学超学科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实践路径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以巴比什-波雅依大学为典型案例，进一步探讨大学超学科制度的形成过程，从而丰富对大学超学科研究的理解。

一、大学超学科研究：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

大学超学科研究是大学在“传统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科发展范式。大学超学科研究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愈加复杂而引发的学科知识与非学科知识融合，促进了学科理论成果的生产和创新。为进一步明确大学超学科研究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特征，下面将分别予以分析。

（一）大学超学科研究的核心内涵

与传统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相比，超学科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与传统学科方式所不同。超学科主要目标在于解释或解决学术系统及社会基础理论问题，且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元主体参与、知识全面整合和再创新。其本质特点是知识探究由具有相关恰当的认知实践与社会实践以及共识所引导，最终解决办法在于形成一个超越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范式。正如巴萨拉布·尼科列斯库（Basarab Nicolescu）所说，超学科研究具有三方面特性：即通过“主体的客体性”了解，通过“客体的主体性”了解以及“客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似性和交流”。[1]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大学超学科研究关注的知识不仅是“学科之间的，跨不同学科的”，而是“超越所有学科之外的”，因而其所研究的问题不受特定学科的制约，也不需要学科的界限。具体而言，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内涵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大学超学科研究专注于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解决做出贡献。在科学领域，整合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由于“超学科”是一个概念，用于指代对于几种不同类型的综合研究，因此重要的是澄清它关注的是哪些类型。超学科作为涉及促进社会变革的不同知识生产类型，不仅基于不同知识的整合学科，而且在包含价值观、知识以及专长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例如“后规范科学”（post-normal science），“知识生产模式2”（Mode 2 of knowledge production），“问题驱动超学科”（problem driven discipline），“互动社交研究”（interactive social research），“变革性或参与性可持续性科学”（transformative or participatory sustainability science）等。[2]

其次，大学超学科研究在于同时解决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虽然大学超学科产生于特定的应用情境中，超学科性的知识还是能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超学科包含不同类型的学术和非学术知识、价值观和专业知识，其目标是寻求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知识生产。尽管这些可能无法在当前学科版图中进行定位，但这种成果是积累性的，并在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之后向多个不同方向拓展。

最后，大学超学科研究的传播的形式并非通过体制进行，而是通过参与者不断传递与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成果的传播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得以实现。而随后的传播首先发生于最初的参与者转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即使问题情境是暂时性的，而问题的解决者又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但传播的网络还是能够维持，其中的知识也能够实现进一步的配置。

大学超学科研究最初伴随着美国《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1862）的颁布以及一大批赠地学院（land-grant universities）的兴盛而逐渐兴起。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全球以商业为主体的资金不断涌入大学中，见证了美国大学从“单向服务”（one-way service）向“双向公共参与”（public engagement）的转变。大学超学科研究发展至今，在强调政府、大学、企业、公民的组织协同创新之外，更加关注知识生产主体与知识生产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已形成集“政府－大学－产业界－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研究共同体。[3]

总之，大学超学科研究认为单靠学科间研究已不能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未来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需要在以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界代表人物共同努力与互动过程中达成。

（二）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关键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大学超学科研究区别于传统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的特点在于超学科知识生产的场域不再局限于大学，这种场域的拓展打破了不同组织之间的边界。大学超学科研究的评价方式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学术同行评价，而是要接受来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承担更多的社会问责。此外，大学超学科研究的目标不再是学科或者超学科学术工作者的知识再生产，而是通过知识的全面整合与创新，解决重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大学超学科研究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体现出超越学科价值中立的价值导向，反映出极强的知识集成性，同时也彰显出对现实若干层次活动的关注，上述区别可具体归纳为参与性、价值性、集成性、层次性四个方面。

1.参与性（Participation）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发现相类似的观察结果，通常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边界对象”来表达，这意味着问题必须在概念上进行转换并纳入科学的话语体系中，即转变为“研究问题”，构成共同的研究对象，以便不同的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沟通与交流。研究问题作为具有不同学科边界的综合对象，它也是相关研究人员避免单一学科还原主义，即将单一解释作为唯一正确的术语。科学的概念和工具用来构建新的“对象”以构成生态化研究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从业者在超学科研究帮助下获得知识的重新思考。[4]参与性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是项目由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完成——共同决定了从一开始就拥有问题的所有权。一方面，专注于差异化分析涉及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群体以及区域政治或行政活动；另一方面，允许为双方提供持续互惠的相互学习，这种模式的组织互动为解构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认识论基础。基于超学科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世界各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纷纷聚集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到重大、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协同研究中来，从而形成“学术企业”型超学科组织。

2.价值性（Values）

大学超学科性可视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当代物质生产和消费主义导致的环境恶化和人类福利下降。当谈及科学的价值性时，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中立的，其本质是价值无涉，它不应受到任何社会政治利益的干扰。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后，社会风险问题的日益加剧，公众对食品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的看法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作为后规范科学视角下的科学，当谈及超学科研究时不能否认其背后潜藏的价值负荷。此时科学通常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这种范式的转变更注重问题的主人翁意识，并对他们的动机尤为关切。在这些新条件下，科学摆脱了决定性的传统梦想和对话理想，以调和真正的对立。[5]科学专业知识被截断了自我意识，正在被所有参与者增强的自我意识所取代。社区和利益相关者不仅能够为新知识的生产贡献特殊的洞察力和创造力，而且使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新形式的知识和社会行动。

3.集成性（Integration）

进入20世纪，伴随着诸如超学科、科学整合、统一知识、跨界互学的兴起，跨界科学和人文学科成为研究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范式。学科的认知功能和制度功能将稳定学科分化作为学术界结构形成的基本单位，逐步获得认可重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被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称为“科学革命”。在一场科学革命中，将异质认知元素成功地整合转化为新范式与科学界的社会变革。[6]影响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三个重要认知目标分别为：一是所有科学和其他学科统一的理想；二是通过创新解决基础研究中的问题；三是响应知识社会的知识需求。将这些目标结合在一起，可以相互促进。[7]范式不是简单地出现，而是通过系统化和对研究实践的批判性调查不断剖析出来。大学超学科研究的起点通常是当一个问题的具体性质有争议，并且当有关方面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时开启的。因此，识别问题和相应的研究必须借鉴来自各学科关于问题领域的知识体系、来自学术界及其之外的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超学科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整合不同的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4.层次性（Hierarchy）

由于现实具有不同层次，各学科之间和学科之外的空间是充实的，如同量子真空充满种种潜势，从量子立体到星系，从夸克到决定宇宙生命出现的重元素都是如此。[8]现实各层次的非连续结构决定了超学科空间的非连续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超学科研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学科研究。传统的学科研究大都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一个层次或一个层次的某个部分。与之不同的是，超学科研究关注的是现实社会问题，一般同时涵盖若干层次的活动。超学科研究不是一门新的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不受特定学科的制约，因而不需要学科的界限，但需要从学科研究中获得滋养。超学科研究团队或课题组成员来自比较接近的学科，但不一定是现成的专家，超学科研究正在回归到主体的知识，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在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情况下，学科研究可通过超学科研究澄清本学科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学科研究和超学科研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四个特征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体现了学科知识生产变化的现实和趋势，使人们对学科知识生产内在逻辑和变化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有助于促进不同类型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同时也又有利于大学更好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大学使命。

二、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实践路径

通过对不同大学超学科的研究发现，大学在地区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运用的手段和方式也不相同。总体而言，大学超学科研究仍遵循一定的范式，即沿着从搭建问题框架并构建协作研究团队到通过协作研究共创可转移知识，再到重新整合与应用所创造的知识的路径不断实践。超学科研究将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通过问题的定义，话语的重构，结果的重整较好地协调起来，从而加速了学科知识与非学科知识的融合与交流。

（一）光辉起点：构建协作研究团队并达成共识

在建立协作研究团队阶段，需要确定来自相关学科或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当前社会中具有专业经验、专业知识或预先确定的问题中的其他相关“利益”用于研究项目，并说明谁应该和谁不应该包括在研究项目内的原因。通常来讲，这是一个扩展团队时的递归流程，它代表特定的专家或参与者最初的兴趣、专业知识或经验问题描述。此外，明确团队建设流程（选择团队成员并建立一个协作团队在整体上是两个不同的步骤过程）很重要。[9]此外，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职责所在的组织结构、能力和决策规则。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较好平衡研究人员和实践参与者之间的结构与组织级别的优秀策略，并确保高级专业人员可以支持团队处于关键阶段的研究过程。建立协作团队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开发能够用于所有团队成员之间沟通的“共同语言”。[10]这种能力建设能够较好地为后续研究过程各个阶段的合作扫清障碍。这其实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问题的核心领域定义那些发挥作用的术语和在合作学科中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二是为对相关关键概念的共同理解建立研究过程。

为达成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识，需要定义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可持续性问题并引发一个科学研究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可持续性问题是一个“问题域”而并非任何类型的复杂问题。因此，确保所有团队成员（科学家和实践者）参与此类问题显得尤为关键。超学科研究的特点是不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的持续互动。随着新参与者的加入，利益相关者角色或态度的改变，新见解逐渐得以形成。为应对不同意见，反思性会议、公开论坛、明确和调解的谈判以及适应协议将伴随着超学科项目研究的全过程。这意味着超学科项目固有的研究过程需要仔细设计。达成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共识的核心在于大学同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将政府的“官方知识”并通过公共媒体等途径传递给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塑造公众舆论空间形成社会公共认知。[11]这有助于确保后续的研究任务偏离共同参考点时得以及时纠正，从而实现总体项目目标。

（二）拓展向前：定义研究范畴形成问题框架

协同制定研究的总体目标和目标流程，能够跟踪进度并重新调整研究过程中的研究活动。研究对象可以用一个指导性问题来表述并且经常需要在诸多问题中进一步指定。研究目标需要明确考虑不同兴趣的科学家和实践者在该项目中进行合作。在协同合作的同时，双方最终追求不同的目标（如“扩展科学知识体系”相对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尽管如此，尤其是科学家的角色将成倍增加，潜在的角色冲突需要关注。随后，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和目标进入可操作的研究问题，这是一个开发集成模式的关键步骤，它有助于设计方法框架并达到成功标准，同时这些标准将用于评估目标是否达到。

为协同知识生产与集成设计方法框架，需要超学科设置要应用的方法和在下一阶段开发一个概念来整合整个项目的研究结果。现有的超学科方法论汇编应该用于咨询研究。后一个概念也应采用基于证据的模板协作，这样的框架允许项目阶段所有结构化协作的团队和成员。该框架可能在项目期间必须进行调整，但它提供了一个所有团队成员共同开始的方向。

（三）协同共进：通过协作研究生成可转移知识

基于上述阶段中概述的总体框架，下一步即为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适当的角色。在每个研究工作中分配适当角色的科学家和责任透明的研究者，考虑惯性、结构性障碍等因素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有助于问题框架符合预定义的组织项目的结构。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严谨的社会相关性成为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挑战。为确保便利，科学家必须遵守指定的角色和责任，以实现期望的参与水平。此外，与领导有关的认知（提供一种方法来整合不同的参与者的认知）、结构（解决协调和信息的需要交换）和程序（解决期间的冲突过程）任务都将有助于促进超学科研究流程的成功。

根据在前一阶段开发的方法论框架，应用综合研究方法和超学科设置生成的知识，进一步为超学科可持续性开发进行适当的方法研究。使用工具来支持团队合作，例如倡导原则、串联原则、导师原则等。[12]此类方法能够为研究团队同时提供有助于使研究结果更易于服务实践。团队也可能利用他们的协作潜力进一步发展现有的或新的超学科知识生产的方法和进行整合。

（四）走向共创：重新整合与应用所创造的知识

实现知识的“二维”集成，首先，需要分别审查和修改第二阶段产生的结果和观点，即社会和科学实践。同时要重新修订不同的标准，因为两者坚持不同的质量标准，如科学可信度或实际适用性。其次，为双方生成目标“产品”，提供科学参与者和实践合作伙伴，并以合适的产品以某种方式“翻译”项目可以利用的结果——作为对现实世界的贡献或推动科学进步创新。最后，评估项目社会影响。不同阶段项目评估完成后展示影响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项目设计研究提供借鉴。[13]对于科学和社会的影响，重要的参考点是在第一阶段的成功因素，这可能已经在项目过程中体现。

三、大学超学科研究面临的现实挑战

大学超学科研究是大学为应对复杂社会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有助于促进城市或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就开始了对大学超学科问题的探讨，代表性高校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波士顿大学等。上述高校普遍认为大学教育系统应进行改革，促进超学科人才培养，从而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而非以学科为导向的教育。此外，世界范围内的高校也展开了对超学科的研究，全球各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纷纷构建超学科研究中心，并以主导者的身份聚集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参与到重大、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来。

（一）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框架不明确

问题定义的目的在于将同一认知达成共识。例如，一个由大学人员构成的研究团队走近他们之前合作过的瑞士某市可持续发展项目，提议启动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创新战略项目。该市市长回答说社区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相关性和紧迫性，并声称最初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对能源问题产量、短缺和影响的认识。[14]因此，研究团队与市长共同定义了一个指导性问题并继续询问社区如何需要能源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问题定义为主要的项目结果，社区最终意识到所需要的是一个能源战略和结构化能源规划。这一案例说明克服普遍挑战的科学和社会双方的不情愿如同“惰性”一样，需要离开他们各自的“舒适区”，然后参与到一个能够真正相互交流的问题框架过程中。在其他情况下，问题也用于既定实践或制度背道而驰的景象，正如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15]指出，有许多微妙的和相互关联的社会文化和不使用的经济解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惯常方式带来了挑战”。因此迫切需要超越对个人和家庭层面“不合规”的解释，以了解相关行为映射到特定场域的“现实”。

（二）问题所有权不平衡

虽然也有合作伙伴通过多种社会问题实践接近研究人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超学科研究项目的倡议很少由来自科学和实践的合作伙伴共同谋划，科学家会联系学术界外部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参与超学科研究项目。例如，一个由大学科研人员参与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对瑞士核废料处置场址选择流程的研究。由于主题具有争议性，该研究团队遭遇了潜在合作伙伴巨大的不情愿和抵制，形成了瑞士学术界之外长期以来激烈的辩论。虽然大学超学科研究项目意识到所有权不平衡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如果分歧不存在，它们将成化成一项重大挑战。从理论上讲，一个组织项目结构能够建立共同领导以及共同的权利和义务，从一开始就有利于发展均衡问题所有权，所有权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紧密联系的项目设置来防止知识生产和利益实施。

（三）所涉及的团队或参与者的合法性不足

合法性是超学科可持续的研究或边界工作总体发展的重要质量标准，符合这一原则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有合法的利益，选择足够数量和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受到负面影响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是责任方，就会造成双重影响挑战：第一，在大多数项目中，由于资源和方法原因有限，只有由于可能涉及相对较少的参与者；第二，容易依赖于“普通嫌疑人”的网络，也就是说之前参与过的人项目或一般对参与性和公民参与过程——但绝不代表所有甚至最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群体。[16]

例如，在一项关于瑞士废物处理的项目中，研究团队进行了基于标准的利益相关者并依赖于一组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兴趣的研究，这是由最初的问题框架决定的。尽管综合和详细的利益相关者有明确的诉求，但是可持续性和面向未来的研究项目仍然面临如何让代表能够继续参与的挑战。这一点在创建路径依赖关系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特别重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即问题可能是一个涉及与许多人互动的长期社会过程的个体参与者而不是涉及整个事件成员。

（四）缺乏跨知识类型、组织结构、交流方式的整合

大学超学科研究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其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认知的、社会的、组织的和技术的统整与合作等。这些挑战可以通过超学科情景研究解决，可视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场景是旨在为生态系统模型以及制定政策选择提供投入、认知和整合的空间。例如，突出的挑战在于生态系统模型考虑了几个时间范围区间，而政策和决策分析被认为在更短的时间范围。技术整合挑战发生是因为提供的模型和需要定量的数据，而用于政策和决策分析也起到了重要的定性作用。由于团队成员之间对关键问题的解释不同而导致额外的交流与整合。形成性情景的方法论分析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手段来应对这些整合挑战，使用这种综合方法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各种类型挑战的整合手段。

四、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典范——基于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的分析

大学超学科研究是一种建立在协作和综合的基础上，以不同的认识、行动和存在方式进行的研究。由于大学超学科研究实践与机构和行动者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对超学科如何制度化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更大的科学时间尺度和空间的持续转变框架中予以讨论。为更好地分析大学超学科研究制度的进程，下面将基于微观的定性方法分析，以罗马尼亚巴比什-波雅依大学为案例，探索研究实践及背后的制度环境，分析超学科不同知识模式的差异生产，从而深入理解将大学超学科制度化的过程。

（一）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实施背景

巴比什-波雅依大学（Babes-Bolyai University）作为罗马尼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已成为该国最具竞争力的高校。学校在国际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同时与世界上数十所享有盛誉的大学进行学术合作。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超学科研究已成为对日益增长的科学压力，为社会提供更快、更切实的成果和利益的回应，并在多个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科学和技术研究、环境和可持续性科学、健康和生物医学科学到城市发展与可持续研究等多个领域，迫切需要转型的地方推动寻找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新形式的变革性研究。大学超学科研究被认为是以不同的认识、行动和行为方式为基础的一项协作和综合实践。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在2015年至2021年间同德国北部地区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合作主要任务之一即“可持续转型的杠杆点”（Leverage Point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项目，该项目是为当地社区以及整个社会设计解决方案，如在土地利用方面和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等。选择这所大学作为案例研究的原因之一是巴比什-波雅依大学与地方政府、公司等公私行动者之间出色的合作，有效促进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超学科研究的三种典型模式

将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超学科研究过程纳入科学时间尺度和空间持续变化的框架，主要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大学在超学科知识生产过程及其在大学制度化中的挑战。为此，研究确定了超学科研究制度化在大学内部作为政策和实践的两个迭代级别，并用微观层面分析的定性方法来研究实践，从而能够解决更广泛的想象和价值观，并反思超学科研究制度化的过程及其如何影响研究人员的做法。本研究主要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超学科研究的启用条件是什么？谁是在这个过程中的研究人员以及他们如何与社会行动者互动？二是如何研究不同类型的大学超学科知识生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和社会参与者以三种方式存在知识产生超学科研究的空间，即“线性平移模式”，“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和“临时共享认知领域模式”。

1.线性平移模式（Linear Translation Model）

（1）超学科及其原则的概念化

在此模式下，研究人员根据他们的知识领域分别收集数据。在这个模式中，我们确定了超学科研究是一种受访者与社区建立联系的相关方法。调查结果显示，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的超学科研究越来越多出于对环境研究和社会相关性要求的适用性。如环境影响评价、土壤修复、生态系统维护等研究领域服务、对木材牧场全面和整体的看法。[17]为了达到研究目标，受访者、决策者和当地居民以多种方式与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一般认为与农村地区人们沟通过程特别复杂，并构成挑战。一些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项目仍处于超学科知识的起步生产阶段，由于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大多是单向的。作为开发超学科方法的主要技能，研究人员认为与同事和社会参与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流程，综合研究结果以及建立问题的整体愿景显得尤为重要。

（2）与超学科研究相关的制度逻辑

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始终致力于解决当地的可持续性问题。在此过程中，大学利用充足的资金将其用于项目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认为在线性平移模式下开发项目的受访者的支持是足够并且相关的，并作为主要策略来保证研究开展。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内部超学科研究的实施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据受访者透露，由于该大学是一所拥有21个不同院系的巨型大学，大学的异质性产生了对超学科研究的不同看法。尽管如此，与某些机构和决策者以及与企业的合作仍有助于建立对超学科研究的制度理解。

（3）参与者、社区和文化表征

该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研究人员试图在其中重现当地社区的价值观。研究人员确定了与超学科相关的几个挑战知识生产过程：一是与交流有关的挑战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进程，二是开展特别活动的时间范围发达，三是这些共享活动发生的空间。[18]

2.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Delimited Neutral Arena Model）

（1）超学科及其原则的概念化

尽管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与线性平移模式存在差异，但可以确认感知超学科研究与之前的模式密切相关。超学科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对复杂的问题有更全面理解的手段，这个过程由研究人员在社会参与者的参与下进行，同时这些参与者主要作为参与知识的保存者。通过将实践与线性平移模式进行比较，可以确认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中有几项努力是建立超学科环境，虽然不是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成功的。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之间建立的社会和科学行动者关系类型。在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中，人们强烈认为只有当不同的行动者共同构建他们的现实时才能实现，而缺乏系统性实践和对超学科研究潜力的清晰理解往往会危及这个目标。

（2）与超学科研究相关的制度逻辑

研究发现证实了菲尔特等人详述的模式的变化。其中在一个项目中，研究人员和学生还参加了一个由学生资助和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次特殊的经历中，非政府组织拥有自然保护区的监护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结构可以认为是一种迈向共同生产知识过程的新方法。其中，中立领域由作为一种新组织结构的非政府组织安排。

（3）参与者、社区和文化表征

为研究确定学生参与与超学科相关的项目过程，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该模式的许多行动都针对该群体。例如，将特定的技能和目标付诸实践以支持他们巩固小型研究项目。[19]在此模式中，学生还负责构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在研究分析中，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社会和科学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如何弥合他们中每个人的知识不足以及如何更好地建立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定界中立竞技场模式作为一种强大的关系模式，它影响了哪些研究人员能够或不能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研究地方行动者之间的冲突。

3.共享认知领域模式（Shared Epistemic Arena Model）

（1）超学科及其原则的概念化

超学科研究是实现该地区问题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一种手段。虽然很少项目可以归类到这个模式下，但是来自实证分析的范例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了相关贡献。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承认不同行为者、不同问题的维度，要在当地情况下解决内在的冲突，以及相关方面是如何理解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该模式相关联的研究人员开发一种与不同的参与者建立牢固关系，并共同制定研究问题的方案。研究人员和社会参与者根据不同观点构建解决问题的方案，它构成了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特殊的相关特征模式。受访者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该地区人们不同的心态和价值观。此外，来自当地社区的研究合作者积极参与这些通常耗时的研究项目活动中而不会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2）参与者、社区和文化表征

作为超学科研究的一部分方法，研究人员通过实践弥合该地区的冲突。这方面构成了该模式超学科研究的原始特征。在这种模式下，主要侧重于生成有关社区的知识并尝试确定面临的威胁、问题和挑战，以维持社会行为者的价值。

（三）大学超学科研究制度化的实践经验

基于上述三种典型模式，本文将其嵌入更大社会的跨学科研究视阈中，形成一个基于知识文化之间开放关系。该关系优先于任何特定形式的知识和知识生成。这种区别使我们能够推进对制度化的理解与大学超学科研究相关的流程，三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知识生产过程中科学和社会行为者之间关系模型概览

续表

在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进行的分析证实了不同的超学科研究方法在这所大学与不同关系实现的研究活动中呈现出科学和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超学科研究的制度化，并且嵌入组织时间框架和空间结构中。该大学开发的大多数超学科研究项目都包含理解社会和科学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一种主要的单向沟通模式。将这种关系确定为从科学领域转移知识进入社会，其中行为者之间的相互学习过程并不明确目。该大学跨学科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行动者贡献想法和观点问题，但他们大多是由研究人员领导的。参与者被分为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但共同参与过程和相互学习的空间很有限。研究确认指导思想和神话——将社会参与者视为相关知识提供者，但不是作为研究合作伙伴——跨领域研究实践。

在超学科研究中，社会行为者在知识生产和整合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霸权虽然受到质疑但仍未转变，其中机构和文化之间的空间被开放以协商和重塑知识生产从而促进社会转型。研究结果表明，巴比什-波雅依大学正在开发共享认知领域模式，代表超学科研究纠缠实践的第一个迹象。在制度空间构成共同生产过程，实践、价值和表现被重新定义。社会参与者在这种联合制作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以实现学术和社区之间基于知识、行为和存在文化的相互学习和融合。

共享认知领域模式和跨学科实践允许在研究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超学科研究模式意味着研究人员与社会参与者建立了新型的双向学习过程关系。实践表明：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社会参与者一起解决问题。共同构建是超学科研究的一个关键特性和研究问题的框架，能够相互理解问题感知和途径的共性和差异转型。通过分析表明，社会参与者有权为所需的转型做出贡献，同时克服了跨学科知识生产的挑战。超学科研究也证明了知识过程可以根据文化和当地需求进行转化实践，例如替代组织结构和在公共场所开会，这些已证明有助于重新构建协作研究和允许相互的社会学习。[20]巴比什-波雅依大学跨学科知识生产的特征表现出相关决定跨学科过程实施方式的特定语境。巴比什-波雅依大学面临超学科研究制度化双重过程的挑战，正在开发寻求平衡实施的政策类型以解决实践过程中迭代产生的复杂问题，这与超学科研究融入社会的程度有关。在这方面，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做出了重大努力，以便使社会参与者共同开发研究实践以及达到更高的整合水平。

由于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其他人在一起合作将更有可能扎根于自己的学科领域，超学科研究制度化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目前的做法源于正式设置或初始整合阶段（通常由大学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这些实践获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无法容纳他们或允许出现新的跨学科相关实践。因此，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应该在响应共享认知领域与不断更新的正式设置之间进行迭代。从传统学科的转变以问题为导向，部署超学科原则的大学和实践需要处理政策、战略、职业认同的经济激励和大学间关系的重构以及社区等广泛的因素。事实证明，巴比什-波雅依大学的超学科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意味着进一步研究制度化以更深入地了解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和组织。

五、反思与展望

大学超学科研究对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革命，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超学科研究。总体而言，大学超学科有五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一是超学科处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挑战科学知识的支离破碎，具有杂交性、非线性和反思性。二是超学科强调不确定性和应用的语境，重视语境限定的知识沟通。三是超学科强调相互沟通的行动，要求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在各个研究阶段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合作，在不同行动者及其观点的沟通中形成所要研究的问题。四是超学科也是行动导向的研究，不仅要生产出解释社会问题的知识，而且要生产出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知识。五是超学科要有新的组织构架来保障，超学科知识生产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松散的结构、扁平的科层制、开放的指挥链。

大学超学科研究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形式，它在知识议程的达成、资源调动的方式，以及交流研究结果的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单一学科与跨学科的学科运作方式不同。可以说，大学超学科是从一个高度学科化的背景中诞生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在超学科研究中，知识议程并非在特定的学科内设置的，也并非仅仅由专家学者依据兴趣专长所决定，而是牵涉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如社会公众的参与。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知识由一项应用或行动的目标来规定，这项应用具有更为广泛的“价值应用”导向。[21]即从使用的情境开始，就要求采取多种不同知识来源并根据实际问题来进行配置。在大学超学科研究情境中，学科边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间的差异，以及大学和企业、政府、公民社会之间的体制差异将变得越来越相对化。而注意力首先聚焦在热点问题自身上，更加注重集体的绩效而并非个人的绩效，更加注重合意的达成而并非个体意愿的实现。尽管如此，此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仍旧不能强行将其发展路径制度化，寻求理解的过程需要由已经被认可的组织参与者所规定引导，其结论必须能够与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进行交流。相较于传统的跨学科研究而言，大学超学科研究知识活动的新异性更为突出，其在组织模式种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也更为典型，知识的张力也就由此产生。[22]尽管大学超学科研究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一些与新模式关联的视角已经生成了对传统科学机构，特别是大学和企业进行改革的压力。此时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注意到，合乎规范的研究活动已经广泛传播，科学运用的机会已经大幅增加，管控科学知识的范式必须修改，因为现有的规范已经不能充分适用当下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

从根本上说，大学超学科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论、研究理念或世界观。[23]大学超学科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在知识分型创新环境中形成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边系统的知识生产系统群，非均质性知识由不同范式、不同生产模式以及不同专业化应用环境知识组成的知识集群形成，在创新网络的传播和影响下达到跨区域、跨国界的共存共演，从而克服本土化不足，适应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者参与研究全过程，让当地民众融入研究过程，评估和使用受影响全体的经验知识，将经验知识与学科知识整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问责性和自我反省，突破单一学科难以解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说，大学超学科这一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将使我们更加坚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决策来克服偏颇的观点，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