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媛媛

摘要：长期以来，“80后”文学由于过于沉溺于一己的悲欢，过度关注形而下层面以及与市场关系过分紧密而备受诟病。但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80后”自身在心灵与精神上的成长，“80后”文学已呈现出新的面向。王威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接续先锋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并将自身的经验置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王威廉从现实、历史、未来三方面推进着自己对生活、文学与世界的理解。他的文字既承载着“80后”普遍的生存图景，又开拓着“80后”文学的精神面向。

关键词：王威廉;“80后”文学;新变

一、一种文学及其不满

通常，人们会在王威廉的介绍中加入“‘80后新文学代表作家”这一修饰限定语。但细究起来，用“80后”来修饰王威廉或许并不完全契合。因为一个基本的文学史事实是，“80后”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和发展实与《萌芽》自1999年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密切相关。而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成果业已表明[1]：一、1999年《萌芽》与七所高校联合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正处于《萌芽》自1996年为应对“市场化”商品社会而改版的延长线上;二、通过重新定位自己的核心读者群[2]，此时的《萌芽》正致力于展现青年群体特有的生活状态与情绪感受。为了缝合此前成名作家与青年读者之间的鸿沟，《萌芽》需要组建自己的青年作家群。“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此诉求上呼之欲出;三、作为对1997年应试教育体制、语文作文“八股”等社会热点议题的回应，“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理念下为那些疏离教育体制的另类青年以及久被压抑的叛逆情绪提供了新的安放空间与释放窗口;四、此后，由“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便在《萌芽》这所“造星工厂”里被“包装”为“文学明星”，通过《萌芽》为其开辟的书刊专栏以及举办的线下活动增加曝光度，赢得读者粉丝群与批评家的双重青睐。在某种意义上，“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已为其此后备受诟病的，诸如与市场关系过分紧密，过于强烈的青春期色彩，以及过度沉溺一己的悲欢而忽视大历史的变迁等写作局限埋下了种子。

王威廉文学出场的2007年[3]，文坛已不再分享此前“80后”作家先出版发行、后媒体讨论、再读者关注的新“三位一体”出场方式。从2007年发表《非法入住》到2013年获得“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王威廉的出道过程显得缓慢而老成：先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后由短篇到中篇、中篇到长篇，一点点丰腴自己的文学羽毛，进而获得读者与批评家的肯定与支持。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对早期“80后”文学的看法：比如上大学时发现身边朋友都在竞相翻阅韩寒、郭敬明时的“奇怪”感受，因为“那时的‘80后文学，在我看来代表青春校园的速食性文字”[4];比如对“80后”文学与市场过于贴合的隐忧，当写作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时候，写作的价值便会受到局限乃至扭曲[5]。尽管与韩寒同岁，但在前者如日中天之际，后者正在大学校园里建构自身的精神文化体系，甚至在毕业时遭逢社会挫败与青春感伤。时间的错落与身份的差异，已拉出“80后”内部不同的精神情感经历，也为“80后”文学的不同精神走向提供了现实土壤。

对于深受哲学和人类学滋养的王威廉而言，其所致力追求的，是由巧妙形式承载着的有思想重量的文字[6]，是诗性与智性的结合[7]：经由诗性的语言和巧妙的形式，读者得以被请进故事，与作者共同思辨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借助思想的重量和对存在的想象力，读者得以在阅读中抚摸人类生存的固有诗意。此种形式与内容的追求，基于王威廉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观察与利弊分析，尤以对先锋文学的反思为甚——此种文学范式深刻形塑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场域，早期“80后”文学也深受其影响。

“以余华、格非、潘军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运动，对中国文学的重大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我们第一次明白了究竟何为叙事。不过，这是一场未竟的运动，在明白何为叙事之后，我们却在叙什么事方面探索不够。我觉得假如在余华他们那里‘回避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的话，今天已经谈不上‘回避了，因为迷失已经深深莅临，我们像患了失语症的哑巴一样，对这个世界丧失了发言的能力”[8]，“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想我们的道路只能是回归历史的个人化写作。历史化的个人写作与19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不同，它并不回避历史的总体叙事，而且凭依前辈作家積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9]。也即是说，相较于前期“80后”作家不太重视文学谱系的状况，王威廉在对过往文学经验的梳理中，生长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自觉。一方面，他珍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以及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提供的叙事资源和精神传统，肯定其对丰饶内心的守候;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剥离掉其中为前期“80后”文学所孜孜以求的“去历史化”成分，有意识地“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在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和现实批判立场上，重新清理“80后”置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书写“80后”别样的精神情感脉络。

二、现实：个体与时代关系的重构

在一次对谈中，王威廉与李德南谈起“80后”一代的成长语境，“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多少宏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但大多数人心里都有一种很深的失败感、挫折感与孤独感。‘80后出生、成长的这二三十年，中国内地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例如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大学生由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就业困难、竞争激烈的‘蚁族……这里面的种种变迁很迅猛，影响的范围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被卷进去了”[10]。这段谈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80后”独特存在语境的窗口：一方面，相较于早期“50后”“60后”，甚至“70后”代群，“80后”并不享有整体性[11]年代里个体与历史互动的切实生命体验。他们在尚未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意识时，便作为整体历史解构的直接承受者，遭逢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另一方面，曾经的理想主义在其身上得到延续，但他们却并未搭上新一轮时代转轨的春风，曾经的“天之骄子”沦为如今的“蚁族”，自我意义的确认变得岌岌可危。在历史与自我、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失落下，“80后”改善世界与改变自我的愿望被一再延宕。失败感与虚无感也不断蔓延开来。

王威廉早期作品“‘法三部曲”正是对“80后”此种生存境遇的写照。三篇小说均以刚刚踏上社会的大学生为主人公，通过呈现人物从学校走向社会、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心灵感受与生存状态，探讨与“法”相关的边界、规则、秩序等思想议题。《合法生活》[12]聚焦于小孙和史博两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对理想生活的追逐。他們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史博整日沉溺于游戏世界，小孙“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却“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史博闲下来就慌得难受，小孙则渴望能够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无论是身体的乏力和精神的空虚，都隐喻着某种身心的无意义状态。小孙父亲到来的消息让两人意识到当下生活的“不成样子”，但由于缺乏新的精神支柱，关掉电脑的史博依然百无聊赖，没去上班的小孙也只能凭借细致观光甚至偷报纸来消磨时光。直到即将跻身社会中层的老吴的出现才彻底改写了两人的人生：史博在吴勇的帮助下过上了理想的“有钱又体面”的律师生活，小孙由于将前种生活视为“外在虚荣”而被戏谑为“哲学家”，不久就在自我认同的怀疑中车祸致死。叙述由此分支为肉体小孙与灵魂小孙两部分：肉体小孙在车祸康复后修正了以往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生活方式，以某机关公务员的身份稳稳当当地生活着;精神小孙则孤零零地漂浮于城市上空，探索着身下这个“及物”世界的规则与秩序。表面看，这个充满隐喻色彩的、漂浮于城市上空的灵魂有着叩问“像人一样活着”的世俗价值的重要意义，但恰似作者并未给予肉体小孙以超越意义一样，他也未给此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以无限合法性，“由千百万人构成的生活规则，你不去参与，你想推翻千百万人吗？千百万人都错，就你是对的？”。因为在一个整体性被解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世界，确认某种生活的合理性是十分复杂的。作者试图呈现的，正是个体在此种状态下遭逢的精神迷惘与心灵痛苦。

《无法无天》延续了由《在医院中》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文本开启的对新人与单位关系的探讨。小说的主人公“我”小林和对桌宋博都是“今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在无聊刻板而又等级森严的单位生活中，他们面对各层领导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唯独对身体精神双重残疾而被单位特殊照顾的“前朝太子”矮乐鸡极尽挖苦之能事。隐藏在这个行为背后的情感动机是多元而复杂的：一方面，对矮乐鸡的反复折磨缓解着他们乏味沉闷的生活;另一方面，“前朝太子”的特殊身份使矮乐鸡成为释放青年对权力不满的窗口;同时，矮乐鸡的残障又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提供了难以轻易拥有的心理“优越感”。在文本中，矮乐鸡既是无处不在的权力象征，又是单位、秩序内部的自我解构力量。所以反复折磨矮乐鸡的我们，既在对抗某种秩序，又在为秩序自身所同化：在矮乐鸡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后矮乐鸡时代”，“我”和小林被调进矮乐鸡的办公室，竞相扮演矮乐鸡以寻求无法无天的快乐。“在《无法无天》中，这些年轻人终于步入社会了，但他们只能处在主流社会的角落里，他们无法理解那些能够轻易左右自己命运的机制，因而他们陷入了自我嬉闹当中，试图用解构的狂欢去消解心底那层无法化解的焦虑，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异化自身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了” 。

《非法入住》[13]是王威廉的小说处女作。文本源自“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困惑”，“对生活荒诞的发现、愤怒和绝望”[14]。小说开启了作者对第二人称叙述的持久热情[15]。从故事层面看，它叙述了一个现代版的蜗居故事[16]。但小说内核却关涉当下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建构与迷失：“你”带着仅有的拥有一方独立空间的理想入住了一间狭窄破旧的筒子楼小房。当“你”自我说服、对这嘈杂环境心生好感时，三代同堂的鹅男人一家却以欺骗和暴力的手段入侵了“你”的私人空间。“你”以受害者的身份坚信他们就是应被法律惩治的侵略者，但鹅孩子“假如我们不骗你你会让我今晚睡这里吗？”鹅老人“我们是穷人！没钱住大房”“人太多房间太小，可你一个人却住着一间房”的反问诘难却让“你”彻夜难眠，陷入自我伪善的道德怀疑。鹅男人妻子的出现让“你”找到了复仇的路径，“你深切意识到了复仇的快感要远远大于身体的快感”，但当“借着微弱的晨光看到女人裸体的轮廓”，“你”又“深刻体会到男人是被视觉统治的动物”，肉体的欲望早已超越了精神的满足。显然，在寻求新生活的过程中，“你”陷入了整体与部分、邪恶与正义、法律与道德、身体与灵魂等一系列二元悖论的困境中。正如作者在文本中所指出的[17]，当整体世界变为“随容器形状不断变化的果冻布丁”，细节的邪恶与正义、法律与道德、身体与灵魂也将失去辨认的依据。

“法”三部曲看似荒诞，其实都源于作者的生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存，就是‘活着的问题，早已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活得更好。‘活得更好这种愿望似乎更容易让人迷失，因为‘更好是没有具体尺度的，欲望变得像迷雾一般蔓延了”。通过将人物置于二元悖反的矛盾状态，体察人物在交叉地带的微妙心理变化，王威廉试图用文字传达出他对生长于整体性破碎后的“80后”精神处境的体认与思考。为早期“80后”文学所割裂的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也由此得到缝合。

三、历史：父辈与子辈的和解

在《非法入住》“你”与鹅男人一家互喷口水的“高潮”，“你”突然想起了一件被刻意遗忘多年的童年往事。回忆里，面对医院后院的一具死婴，你和同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逃跑，“似乎这样就能摆脱恶心的事件，恶心的他们和恶心的自己”;一种是“反击”，“你的胆子不大，感到极度恐慌，但是你的心里越恐慌，你就越要捡起石头砸过去”。从表面看，后者的反击可能会使你“也溅了一身脑浆”而背上恶的影子，前者的全身而退才是避免邪恶力量的最佳途径;但事实上，正如长大后“你”的经历所揭示的，尽管在反抗恶的过程中可能会与恶有染，但也唯有如此，“你”才能在与恶的肉搏中真正使恶有所改变。开始逃避的一刻，即是“你”与“恶”真正融为一体的一瞬。

这个情节向我们呈现出王威廉不同于早期“80后”作家以“逃离”的方式温和调整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另一面。对此杨庆祥曾有过细致分析：通过接续李陀在《北岛》序言中提出的议题，并对读不同时代的“小资”文本，杨庆祥指出早期“80后”文学并未赓续本应被继承的自觉反抗意识，反而徒手接过了简单而幼稚的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与历史、社会变成了一种含情脉脉的关系，小资由此变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18]。但在王威廉看来，与时代血肉相搏才是更理想的选择。文本内部的凹凸不平、阅读过程中的不适感受，首先来自世界对作者的“冒犯”，进而作者以文字的形式将此种“冒犯”传递给读者，以期“在这样的冒犯中，一本正经的世界风吹草动了起来，在草与草摇曳的间隙，一丝难以言喻的真相或许会被我们所窥得”[19]。这种自觉的历史反抗意识，既出自作者对“80后”一代不幸与希望的体察，也源于作者对历史长河中父辈遗产的接续。

在韩寒《三重门》、孙睿《草样年华》、春树《北京娃娃》以及李傻傻《红X》等早期“80后”写作中，青年主人公常以叛逆的姿态反抗学校的教育体制以及父辈的霸权文化。在此叙述逻辑下，父母老师等父辈形象常常被“妖魔化”，以顽固偏执的形象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父亲的报复》[20]中，“我”也曾对父亲固执的“广州情结”大惑不解：父亲祖籍山东，却着重强调消耗自己生命一大部分时间的广州，将自己视为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他为任何能增加其广州身份筹码的事物而由衷自豪，即使在被更廉价的“北捞”排挤为广骏公司一名出租车司机时仍是如此——因为“这公司可是广州历史最久的的士公司”，“在广骏，开车的都是本地人”。但一口夹杂着粤语的北方话却让他的身份彻底暴露，“我”也将父亲寻求身份认同的言行界定为“作茧自缚”的悲哀。带着冲破父辈身份束缚的冲动，“我”考取了北京的大学，离开了广州。

少年离家告别父辈的情节，似乎是早期“80后”文学乐此不疲反复书写的叛逆主题的再度上演。对于早期“80”后而言，“出走”是一种叛逆的姿态、独立的宣言。它暗含着对家长和老师的拒绝与报复。但在《父亲的报复》中，除反叛之外，“我”前往北方还有另一层面的原因——“我不想留在广州了，我想去祖国首都见识见识。这种血脉里的骚动，也许就是来自父亲北方人的血脉”，“我”前往北方是想要接续被父亲有意隔断的北方血缘与身份。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寒冷的北方，“我”开始理解父亲寻求身份认同的艰辛，“也许他毫无根据地漂泊到岭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个人的根须扎在广州，这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果实。而北方那条虚无缥缈的根，早已被他掐死在记忆里，无论他还是我，都与那条根永远丧失了关系。他所希望的，是我要接续起他个人的根，传承下去，再一次开花结果”。在脱离了青春期近距离的感性冲动后，时间（长大后）与空间（北方）的双重距离使“我”得以重新审视年少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在有所沉淀中，“我”开始体贴父亲，感受“我”和父亲在身份生命上的延续[21]。

小说最后，作者在早期“80后”文学常见的“出走”主题之外增添了一个“归来”的尾巴：漂泊多年的“我”回到广州，与父亲一起抵抗强拆老屋的粗暴行径。“强拆老屋”的现代性“断裂”行径与作为一种精神延续的“父亲”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张力的关系。而且不同于早期“80后”文本中被架空的符号能指，“父亲”在此处一直是有温度的在场存在，甚至让“我”联想到鲁迅笔下肩负黑暗闸门给以年轻人光明的先驱者形象。某种程度上，父亲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深镶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再次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携带的焦虑之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后传统秩序”。在此過程中，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以及制度反思性三大动力将瓦解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曾经帮助个体自我确认的祖先、宗族等共同体元素被无情祛魅，个体唯有通过自我反思才能为自我赋意，作为现代社会核心因素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也由此产生[22]。父亲强烈的“广州情结”正是其剥离传统走向现代自我的艰难呈现。但正如吉登斯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个伴随现代社会而生成的自我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仅仅拥有自我根本无法支撑起人生的全部意义。而“我”对父辈之根的接续，正隐藏着“我”从现代性断裂视野到更深远历史长河中体认自身及其时代的努力。小说也由此生长出不同于早期“80后”文学的新鲜枝杈。

四、未来：文学、理想主义与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野未来》是王威廉的最新小说集。作品收录了作者自2014年起创作的11篇科幻小说。之所以要聚焦“科幻”，王威廉在后记中写到，“在本人看来，如何理解当代的文化现实，是在今天进行人文实践活动（写作和阐释）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类似的科技主题当中，才有可能理解现实所蕴藏的这种巨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更加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23]。也即是说，科技本身对人类物质和生活的改变，构成了作者思考“科技”问题的根基。小说集中的一系列文本集中反映了科技之于时代的釜底抽薪式改变，如《不见你目光》中小樱男友经历所揭示的科技时代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模糊，《分离》《城市海蜇》《地图里的祖父》《幽蓝》等文本展现的记忆、经验、身体、情感等传统个人身份凭借在科技时代的失效。

也许在此需要着重讨论作者隐藏在同名短篇小说《野未来》中的情感诉求，因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身份提醒读者应重新清理内现于王威廉小说中的某类人物原型。《野未来》中的赵栋是个热爱文学、充满幻想、带有理想气息却难为世俗认可的文艺青年。他二十岁时因在电视上看见比北京上海还要密集的高楼大厦而从北方来到广州，又因对机场未来氛围的迷恋而选择成为一名机场临时保安。他床底的书筐里塞满了各类科幻读物，并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科幻感。当“我”从物理系老乡马征那里得知赵栋的科学见解甚至比他导师还透彻后，“我”便开始鼓励只有高中文凭的赵栋去大学旁听自考学历。因为“我”深知学历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对于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有着科学天赋的青年，如果没有学历，也只能是城市的边缘人，任何美好的未来都与其无关。尽管老马曾提醒我“学历”可能造成的另一重困境，“假设他通过努力，又考上研究生了，我想，他的那点天赋肯定也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他还有兴趣和心劲去做研究吗？去做研究还能有什么创新？你眼睁睁看着他到时变成一个天天想着怎么报项目拿经费的人，这一切付出会显得特别可笑”[24]，“我”却依旧坚持让赵栋提升学历以获得一份让人尊敬的工作。但赵栋最终遵从内心的意愿放弃了自考，在某个“阴暗潮湿、泥沙俱下、众生复杂、卑微如草的穷街陋巷”中坚韧地生活着。

赵栋身上与现实格格不入而又决然笃定的理想主义气质，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并非特例。事实上，只要对王威廉的小说稍加回顾，即可发现一系列拥有相似精神气质的人物长廊：《合法生活》中的小孙被同伴调侃为“谈起西方哲学你比我们都懂啊”“你看你的生活多么富有哲学意味”;《无法无天》中的小林保留着文科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底色”;《绊脚石》中的“我”“不甘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而自诩为“浪漫主义者”;《看着我》中的“我”因写诗而“感到内心有另外一个自己开始慢慢显山露水”。事实上，在一个整体性早已溃败、一切坚固的东西均已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诗人本身即已成为一种昭然若揭的象征。在《倒立生活》与《铁皮小屋》两篇以诗人生活经历为线索的小说中，作者通过象征与寓言，巧妙表达了对文学/诗人与时代关系的思考。

《倒立生活》[25]向读者叙述了“我”与神女的交往过程。神女是一位诗人，率性而为，自由坦诚。但腹中胎儿的无故流产却彻底改变了她对生活的态度。当其“小职员式”情怀的丈夫还在为此不停追问确切答案时，她已敏感地意识到“世界上并非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这一深层奥秘。她将重力这一无处不在而又无法解释的客观存在视为自己无由失去孩子的原因，并开启了自己的“反重力”生活：不仅将自己写诗的热情转移至绘制不受重力控制、生长于天空中的向日葵，还请“我”帮她和家具送上天花板。如果“重力”隐喻着某种本质的世界秩序，那么神女则以其创造性实践表达了对本质的某种反抗与超越，进而丰富了生活的多种可能。《铁皮小屋》[26]是另一篇与诗人有关的小说。在结构上，它比《倒立生活》稍显复杂。小说串联了海子、孔用教授、“我”三位生活于不同时代的文学青年的故事。“我”在上大学的第七天读到了已经逝世十一年的海子的诗歌。相较于大多数人尚未彻底消化海子之死的事实，作为诗刊借阅第一人的孔用老师却深谙其中的精神救赎意义。在一个真理遭逢普遍质疑、青年“懦弱”的时代[27]，他再次结果一个世纪以前的“铁屋子”遗产，以壮烈的死亡作为改善世界的砝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转折与精神转轨，使不少作家纷纷卸去“启蒙”的重任，转向形而下的感觉书写。早期“80后”文学也深受此影响。王威廉似乎对此已有察觉，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一次次极力形塑那些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青年，又一次次将他们打入边缘。其中既隐含作者希冀借助文学以改变世界的期许，又包含作者面对真实现实秩序的无奈与乏力。但在《野未来》中，作者改写“诗人之死”的命运结局：小说接近尾声时，赵栋邀请“我”去机场参观时空隧道，因为他认为那正是通往未来的所在。故事在赵栋消失在时空隧道时戛然而止，而“我”为了“完成对他的彻底相信”，也赶紧删除了他的电话号码，以增大他前往未来的可能性。“我”的希望也是作者的期许。借助文学的时空隧道，王威廉试图给予赵栋一类城市边缘者、时代“剩余”之物以出路与希望。因为他清楚地知晓，正是那些不为权力所约束的自由意志、与主流保持距离的理想青年以及与时代错位的文学创作，才为通往“时空之外”的另一美丽新世界提供了可能。

[注释]

[1] 赵长天：《绝处逢生说〈萌芽〉》，《编辑学刊》，2004年第3期;赵长天：《从〈萌芽〉杂志50年历史谈起》，《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王思琪：《“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沈阳师范大学2020年碩士论文。

[2] 从“面向文学青年写作者，培养作家”到“以高中生为主，提高学生文学素养”。

[3] 此前虽已有随笔评论发表（随笔《做乘法的凯尔泰斯》载《读书》2004年第7期;评论《作为伪问题的“艺术与政治”》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随笔《看不见的风景》载《书城》2006年第10期），但王威廉首篇小说《非法入住》于2007年1月发表于《大家》，2007年第1期。

[4]“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同学在看韩寒、郭敬明的书，我知道韩寒跟我同岁，也是82年出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问他们：你们怎么还在看一个中学生写的东西？有个朋友就说：中学时候就看了。这应该是‘惯性的意思吧。因此，那时的‘80后文学，在我看来代表青春校园的速食性文字”， 谢有顺、李傻傻、王威廉、李德南、申霞艳：《谈谈80后的文学青春——在中山大学“南方文谈”沙龙上的一次对话》，《山花》，2015年第7期。

[5]“‘80后作家无疑是早慧的一代，由于社会转折的契机，以韩寒率先为首的校园文学作家在他们还没成人的时候就名满天下。但是今天回过头来审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青春作家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在于‘意外发现乃至‘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青少年流行的阅读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郭敬明的出现，他的青春文学与精明操作使得这种青春文学读者占据了出版市场最耀眼的部分，更是将‘80后文学=‘青春+市场模式在人们眼中定型了。当写作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时候，写作的价值便会受到局限乃至扭曲”， 王威廉、李德南：《代际视野下的“80后”文学——一次作为起点的对话》，《山花》，2012年第11期。

[6]“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一定要有故事，要把读者请进来，不要觉得让他们不知所云，一定要有个故事给他们。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不想只有一个故事。首先这个故事本身就有一些哲学韵味，然后在这个故事中也会有一些思辨性的东西。而且这个思辨性的东西绝对不是说是模仿了西方的或者是古代的一些人的想法，而是对现实当下的一些问题去进行思辨”，刘宇、张琦、王威廉：《体面地活着，体面地写着》（访谈），《作品》2019年第11期;“有的作家对理论思想不感兴趣，也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有的作家，比如我，如果不读理论思想，就会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重量。我喜欢有重量的文字”，王威廉、草白：《一个内省的思辨的自我——王威廉草白谈话录》，《文学界》（专辑版），2013年第12期。

[7]“‘诗性应该是对文学精神的一种别称，小说的艺术也要努力抵达这种诗性的境界。具体来说，我觉得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个是叙事语言的诗性，一个是对存在的想象力，也就是借助再现生活的勃勃生机，得以抚摸人类生存中固有的诗意”，王威廉、草白：《一个内省的思辨的自我——王威廉草白谈话录》，《文学界》（专辑版），2013年第12期。

[8][10][19]王威廉、李德南：《寻找来与去的路——精神资源、自我体认与现代性视野下的写作实践》，收入《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第169页、第167页。

[9] 王威廉：《成为同时代人的勇气》，《南方文学》，2015年第3期。

[11]按照乔治·卢卡奇的解释，在整体性的历史时代，世界是一个同质的世界，“即使把人和世界、我和你分离开来，也不会妨碍其同质性”，[匈]卢卡奇：《小说理论 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页。

[12]王威廉：《合法生活》，原载《大家》2008年第5期，后收入《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相关引文均来自小说集《非法入住》。

[13]王威廉：《非法入住》，原载《大家》2007年第1期，后收入《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相关引文均来自小说集《非法入住》。

[14]关于《非法入住》的创作心理，可参照小说集后记，“2006 年的盛夏，我住在中山大学的筒子楼里，带着对生活荒诞的发现、愤怒和绝望，写出了这样一篇放纵的小说……从《非法入住》开始，也许源于生活经验的积淀，或者不如说，源自生活对于生命的灼伤，我忽然就懂得叙事了，开始不间断地写小说，把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困惑统统写进小说里”， 王威廉：《非法入住·又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181页。

[15]王威廉小说的第二人称叙事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作者创作与读者，世界的关系）：1.创造自己的对话者（作家平等对话、“用一颗心灵去理解另一颗心灵”的态度），缓解孤独，“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第二人称‘你，这固然有继承先锋实验的一面，但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这个称呼所带来的亲切感令我特别着迷。我在创造自己的对话者，大大减轻了写作过程中的孤独感”。2.良好的视角控制能力，现代小说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必要张力，“尽管我是作者，可是我却随时警惕着作者对‘你随心所欲的操纵，‘你在用你的行动告诉我，我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随著写作经验的积累，我自然什么人称都用过了，但最难忘的还是那个‘你，那个‘你至今仍然隐藏在我的小说叙事中，使我在叙事时有着良好的视角控制能力。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保持住‘我和‘你之间在精神层面的交流，这种张力结构对现代小说而言非常重要”。3.相较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讲述“别人”故事的叙述契约，第二人称更召唤读者自身的参与，“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来讲，‘你这个人称要求读者自觉地、主动地进入虚拟的文学世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4.读者对讲述自我故事的“你”并不反驳，说明王威廉把握到当下生活的“主要的真实”，普遍性的存在。5.获得一种疏离感，进而反思自我，“这种真实感肯定是来自切肤之痛的，因为这个‘你在虚构读者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指涉。尤其对我来说，这个‘你在写作的时候起到了很重要的的疏离感，我和我自己被迫拉开了距离，得以进行深层的自我审视”，逼出一个能够促成自我的他者。王威廉、李德南：《寻找来与去的路——精神资源、自我体认与现代性视野下的写作实践》，收入《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159页。

[16]“小说中的那些恶劣的生存环境，在‘蚁族、‘北漂、‘海漂、数千万的南下打工大军，以及诸多的城镇、县城那里，并不陌生。逼仄的楼梯、昏暗的走廊以及非常有限的公共空间，让人与人的接触变得紧张而敏感，‘侵略和‘冒犯的感受像一日三餐一样必然和频繁”，王威廉、李德南：《寻找来与去的路——精神资源、自我体认与现代性视野下的写作实践》，收入《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17]“如果整体都是错误的不可原谅的，那么这个整体中的一个正确细节就应该值得庆幸和感激吗？从理性来说，这一切都是应当被怨恨的，但是感性却固执地把整体打成碎片，然后将一个个细节单独地塞进记忆里。你已经看不清眼前的事物，因为你的记忆已经变成了一个随容器形状不断变化的果冻布丁”，王威廉：《非法入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8]1974年10月前后，北岛动笔创作《波动》;2010年，李陀在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所创造的社会变动时，将萧凌追认为“当代小资的前辈”，“女主人公萧凌就是个典型的小资，不过她是个‘文革时代的小资，是当代小资的一个前辈”。这不仅由于萧凌对《月光奏鸣曲》、洛尔加诗歌、雪白连衣裙、红茶和葡萄酒等事物的喜好中所呈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也由于她精神层面的“强烈的不安全感”与“非常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李陀：《〈波动〉序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收入《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2012年，杨庆祥在追溯“80后”一代的阶级属性时，通过接续李陀的话题、重回《波动》文本辨析肖凌与林媛媛、发发等其他两位小资女性的异同，指出肖凌的独特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其身上的虚无主义，而在于其意识到虚无主义之后的自觉反抗——即使这种反抗有时是以排斥历史的面目出现的。紧接着，通过对读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安妮宝贝的相关作品，杨庆祥敏锐地察觉出90年代“小资”身上本应继承的自觉反抗意识的消失，唯留下历史虚无主义在空中盘旋，“个人与历史、社会变成了一种含情脉脉的关系，小资由此变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 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20]王威廉：《父亲的报复》，原载《小说界》2014年第1期，后收入《听盐生长的声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相关引文均来自小说集《听盐生长的声音》。

[21]“如今念及这些小事，才发觉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为他自己，也为我，寻找着可以信赖的认同元素，然后，他在看不见的生命深处把它们叠加、糅合、沉淀起来”，王威廉：《父亲的报复》，《听盐生长的声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2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6页。

[23]王威廉：《后记：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野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

[24]王威廉：《野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206页。

[25]王威廉：《倒立生活》，原载《青年文学》2011年第9期，后收入《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6]王威廉：《铁皮小屋》，原载《西湖》，2010年第1期，后收入《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7]“不过我虽然梦到了铁皮小屋，但我却一直站在小屋的外面，没有走进去，也不敢走进去。看来即使是在梦中，我都没有那样的勇气，我不知道我怕什么”，王威廉：《铁皮小屋》，《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