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明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730050)

“乡土小说”的译介是中国文学通过翻译“出海”的关键，而乡土语言是构成乡土小说的重要因素[1]74。“做好汉语乡土语言翻译，展现中国真实风土人情。”[2]就“乡土语言”的概念而言，学者们曾作了几种不同的界定。其中周领顺对其进行了较全面的概括，他认为，“乡土语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色、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乡土语言中的地域特色和非规范性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活泼，有助于塑造充满个性的人物角色；其所带有的“乡土味”能营造生活气息，从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可读性[3]。事实上，有关“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一直在进行，涉及俗语、方言、歇后语、惯用语、文化负载词以及熟语等，研究内容大致包含不同语言种类的翻译策略以及土味风格的再现等。

鲁迅于1921年12月初开始连续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中发表他“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的阿Q的影像”[4]378，自第二章开始移至“新文艺”栏目，直到1922年2月连载结束，后收藏在小说集《呐喊》中。由于主人公阿Q特殊的称号和阿Q精神所反映的“国民魂灵”和“国民弱点”[5]，小说自问世便引起了国内文坛中如沈雁冰、周作人等诸多学者的深度讨论和广泛传播，并在发表后的20年内接连被译成英、法、俄、日、捷克语等多种语言，“使得鲁迅在世界文坛上获得很高的地位”[6]，直至近百年以后的今天，这部小说及其译介仍然是学者们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阿Q正传》目前有六个英译版本，译者分别是梁社乾、米尔斯、王际真、杨宪益和戴乃迭、威廉·莱尔以及蓝诗玲。本文考虑到译本的出版年份跨度、译者国籍和身份以及译介模式三个方面的代表性特征，选取梁社乾译本(本文简称“梁译”，1926年出版，译者为美籍华人)[7]、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本文简称“杨戴译”，1953年出版，译者为中外夫妻翻译家)[8]、莱尔译本(本文简称“莱译”，1990年出版，译者为美国学者)[9]和蓝诗玲译本(本文简称“蓝译”，2009年出版，译者为英国汉学家)[10]四个译本，在译者行为理论视域下，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四位译者就小说中乡土语言的英译行为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拟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四位英译者处理小说中各类乡土语言时，各自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呈现出的趋势有哪些规律?有哪些不同点和共性?译者行为背后的制因是什么?

一、“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及译者行为度

在经历了文本内批评和文本外批评后，翻译批评范式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在社会域下，将翻译内和翻译外相结合，关注译者行为。文本内批评注重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似度，将译者看作纯粹的语言人，寻求理想式的忠实译文；文本外批评分离原文和译文，将译文作为独立文本，考察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专注于译者意志性、译者的身份和角色行为之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属于翻译内外组合的、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评价相结合的、规定和描写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11]49。译者行为批评反对用非此即彼的单一标准评判译文，打破了以“忠实”为圭臬的规约评价模式，关注译者行为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使翻译批评更加真实、全面、客观。

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周领顺提出了其核心理论架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他指出，“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求真”和“务实”间增加的一个连字符号表现行为和行为下译文的各种渐变状态和两端之间相互牵制[11]76－87。因此，翻译活动的总体趋向表现为译者从语言性转向社会性，在译文连续统上表现为从“作者/原文”一端向“读者/译文”一端的滑落，展现了译文或翻译的社会化过程[11]85，其中会呈现出偏左、偏右或处于中间的不同形态。“求真—务实”连续统也能体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及其所受到的外部社会环境影响。周领顺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译者行为度，是译者在翻译时所表现的针对原文求真度和面对社会务实度的总和；他将“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动态变化分别表述为“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务实”五个渐变形态[12]21－26。

二、四个译本中乡土语言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译者行为度对比

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呈现五种不同的变化形态：(1)“求真”：译者以语言人的身份完全保留了原文意象，没有删减或省略；在翻译方法上表现为音译或直译；(2)“半求真”：译文只保留了原文的一部分意象，求真不完整；在翻译方法上表现为部分直译；(3)“半求真半务实”：译文处于连续统的中间点位置；译者以语言人兼社会人的身份，一方面对原文求取部分求真，另一方面进行加注以便读者易于理解，在翻译方法上表现为直译＋意译或增译；(4)“半务实”：译者在策略上开始偏向连续统的右端，用译语读者熟悉的意象代替部分原文；在方法上表现为意译；(5)“务实”：译者通过厚译、薄译、删减或省略、用译语语言或意象代替等方式，对译文进行有目的的操作，以保留原文功能和达到自己预期的务实效果。本文共选取《阿Q正传》中的40个代表性乡土语言单位及其四种英译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增添注释明显是关注读者和译文接受度的表现，此时的行为明显是倾向于‘务实’的，但是精于对原文意义的解读，不能不说又是‘务实’基础上的‘求真’”[13]。由于文章涉及的乡土语言中，部分译者使用了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故将这种“务实”基础上的“求真”归类为“求真”型翻译。

《阿Q正传》讲述了流浪雇农阿Q以及出没在未庄的形形色色人物的世俗人生。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浙江绍兴农村未庄，小说语言地方特色浓郁，俗语和方言种类丰富。小说中的乡土语言可分为三类：人名、地方名物词及方言、詈骂语。这三类乡土语言不仅塑造了《阿Q正传》中地道的人物角色，而且为故事营造出浓郁的乡土味儿和地方色彩，同时也成为这部小说外译过程中的难点。

(一)人名英译

乡土小说中的人物称谓，尤其是小名或乳名，一般具有浓厚的乡村气息和地域色彩，往往能够体现一定的时代烙印和文化价值观。《阿Q正传》中的人物繁多，其中一些称呼体现出人物在未庄这个小圈子中的等级地位，如位高权重的“赵太爷”，典型的农村妇女“邹七嫂”，身份低微、名字也随意的“王胡”(由于满脸长胡被戏称“王癞胡”)，按照出生时的体重和家中孩子排行命名的“九斤”“阿七阿八”，以方言谐音命名的“赵白眼”等。表1为小说中代表性的人名及其英译和译者行为度标注。

表1 《阿Q正传》四个译本中人名译者行为度对比

从表1可知，四位译者英译人名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的五种变化形态(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务实)上呈现的次数分别为：梁译10，1，2，0，0；杨戴译5，1，5，1，1；莱译7，2，3，0，1；蓝译3，2，6，0，2。去除中间的“半求真半务实”状态，发现四位译者在人名英译上偏向“求真”一端有31个，而“务实”一端只有5个，这说明在英译人名时，译者多用音译或直译等异化策略，在译语中突出中文人名称呼的乡土感，充分发挥了译者作为语言人的身份。由以上数据可知，梁译和莱译在人名英译行为上偏向“求真”一端，杨戴译和蓝译偏向“务实”一端；其中梁译“求真度”最高，蓝译“务实度”最高。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张三李四”在汉语中泛指某些人，梁译和莱译通过音译使原文与译文保持一致，译者并未对原词进行删减或增译，而是以语言人身份求原文之真。杨戴译用姓＋英语中表示“某某人”的短语“so-and-so”，蓝译用“any＋姓”的方式保留了原词的功能，两位译者一方面采用音译保留“张、李”两个姓，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数词“三、四”与“张、李”搭配在一起所带来的陌生感和疑惑感，添加英语读者熟悉的指称加以辅助释义，体现了译者的社会人角色，使译文在功能上达到了与原文相当的功能，因此杨戴译和蓝译处于“求真—务实”连续统的中间位置，即“半求真半务实”。

小说中的“邹七嫂”是决定阿Q命运的关键人物，“她既承载着未庄世界的男权等级意义，又表现了女性的身份分级。她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而是用惯了邹七(邹七，是她丈夫的名字)，这种妻随夫姓的依附性名分不仅凸显了邹七高于阿Q的身份，也表现了作为女人的她高于吴妈但又区别于赵太太的身份”[14]41－51。四位译者中，梁译采用威妥玛拼法求原名之真；莱译将“邹七嫂”译为“Seventh sister Zou”，只保留了“邹”和“七”，丢失了原文“嫂”的含义并将其译为“sister”，严格来说不够准确，会让读者误以为是邹家第七个女儿，译文并未达到其在原文中相同的功能，因此只做到了“半求真”。此处如果改成“sisterin law”，或许能够帮助读者理解“邹七嫂”身份。杨戴译和蓝译采用直译＋意译的方法，直译“邹”姓，并在前面添加英语中对女士和太太的称呼“Mrs”，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到她是“邹太太或邹夫人”，比较务实。但是“嫂”这个字所显示出的其与赵太太等人物的身份差别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后两位译者的行为划归为“半求真半务实”。

(二)地方名物词及方言的英译

鲁迅在小说中时常运用一些指称和描述绍兴地方名物的方言词汇，有效营造了故事的地方氛围，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和真实感，凸显了乡土写实小说的特色[15]136。小说中的地方名物词涉及未庄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建筑、服装、饮食、货币以及娱乐方式等。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绍兴方言，鲁迅曾提到：“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现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16]150因此，方言也是凸显乡土气息的要素。表2是小说中具代表性的地方名物词及方言的英译和译者行为度标注。

表2 《阿Q正传》四个译本中地方名物词及方言译者行为度对比

续表2

表2显示，四位译者英译地方名物词及方言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的五种变化形态上呈现的次数分别为：梁译10，1，3，0，3；杨戴译7，4，3，2，1；莱译7，4，4，1，1；蓝译3，4，7，1，2。在地方名物类词及方言英译上，梁译虽然也出现了务实的倾向，但他的求真度仍然最高，其他三位译者出现了向连续统右端滑落的趋势，且大多居于中间位置，杨戴译和莱译相似，蓝译的务实度最高。下面举几例进行说明。

黄酒是绍兴当地的特产，也是鲁迅乡土小说中常出现的道具，如《孔乙己》中的“温酒”以及《在酒楼上》的“绍酒”等，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黄酒”指用糯米、大米、黄米等酿造的酒，色黄，含酒精度较低。梁和莱以语言人身份采用异化方式以求原词之真，保留了酒以及其颜色意象。杨戴译部分求真于原词，只保留了“酒”，丢失了黄酒的颜色意象；由于“wine”在英语中的所指较广泛，且主要指葡萄酒，英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葡萄酒而非绍兴的特产酒，对原词求真度不足，因此杨戴译的行为属于“半求真”。蓝译采取“直译＋意译”的方法，在保留“酒”(wine)意象的基础上，为了凸显“黄酒”的地域性特色，将它的原材料(rice)译出，在部分求真的基础上又部分兼顾译文务实效果，处于连续统的中间位置，即“半求真半务实”。

“困觉”是吴语、赣语、江淮官话东南部、胶辽官话胶东话等方言词汇，阿Q口中的“困觉”也是绍兴方言，相当于“睡觉”。任宝根认为，“困觉”的含义还常常被引申发挥，借指男女上床[17]。阿Q由于遭到小尼姑的“断子绝孙”辱骂而产生了对“女人”的想法，他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担忧：“应该有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18]85于是，在赵太爷家舂米休息时，他跪在女佣人吴妈面前说：“我和你困觉!”[18]87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说话粗鄙，此处阿Q所谓的“困觉”便是和吴妈上床并且生孩子的意思。杨戴、莱、蓝三位译者均求真于原词表面意义，并保留原句简单直接的语气，译文达到了与原文相当的语义功能，属于“求真型”翻译。而梁译却用省略号代替，可见他意识到了“困觉”的深层含义。也许是因为考虑到“困觉”一词在小说对话中过于直接，梁译充分发挥译者社会人的身份，以这样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务实的做法。但是如此的译文，没有演绎出阿Q说话简单粗暴、目的性强的人物特征。

小说中提到了诸多未庄百姓平日的精神娱乐活动如社戏、赛神等，阿Q有了钱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押牌宝。押牌宝是当时流行于绍兴地区的一种赌博[19]81－83，其中的称谓如青龙、白虎等都涉及中国文化。杨戴译、蓝译为了在译文中求取功能相当，用译语读者熟悉的“gamble”一词笼统代替，虽然原词的地方意象丢失，但押牌宝也是赌博的一种类型，所以起到了低于译者预期的务实效果，处于“半务实”状态。梁译在此处突破了文化障碍，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多米诺骨牌(Dominoes)进行替换，但是很显然，鲁迅笔下的押牌宝和多米诺骨牌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游戏，规则和摆阵也截然不同。译者舍去了原词的文化特色并替换成译语读者熟悉之物以求取相同功能，属于完全“务实”型翻译，处在连续统最右端。四位译者中，只有莱尔保留了原词的一部分含义，将其译为“a round of pick－aside”，从字面说明了押牌宝的摆阵方式，即几人围成一个圆；“pick－aside”代表游戏方式，在部分求真的基础上兼顾务实效果，基本达到了与原词相当的功能，处于连续统的中间位置。另外，除了对押牌宝字面意义的注脚，莱尔还附加了一整页的图文，画出游戏的操作规则，并详细说明了几种获胜的方式，不得不说是求真基础上的务实行为。

(三)詈骂语英译

詈骂语即“语言中约定性的、侮辱性的粗野或恶意的话。”[20]2詈骂语也是鲁迅乡土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小说中的粗俗语常出自阿Q与别人争执以及自言自语发泄情绪时，如畜生、王八蛋等。据鲁迅描述，阿Q “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似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16]154。詈骂语的使用，能够使人物角色更接地气，“土味儿”气息更浓厚。阿Q日常交流中信手拈来的粗俗语，正好与他处于弱势的身份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相吻合。表3是小说中代表性的詈骂语及其英译和译者行为度标注。

表3 《阿Q正传》四个译本中詈骂语译者行为度对比

由表3可知，四位译者英译詈骂语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的五种变化形态上呈现的次数分别为：梁译2，2，3，0，3；杨戴译3，1，0，2，4；莱译2，0，4，1，3；蓝译0，0，0，1，9。与上面两种乡土语言不同的是，四位译者在英译詈骂语时均更加务实，译文整体出现了向连续统右端滑落的现象。例如，“驴、混小子、妈妈的”三组词的英译，译者均发挥了其作为社会人的身份，用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表达务实于读者，以达到詈骂语在其原文中的特殊功能。四种译本中，蓝译几乎全部使用替换译法，务实度极高，莱译次之。下面举几例说明。

“忘八蛋”即“王八蛋”，系小说中赵秀才教训阿Q的官话。杨戴译与莱译求真于原词意象中的“王八”和“蛋”，且莱尔还考虑到读者接受度，给出了该词的注释——“接近于英语中的S．O．B”[9]127，属于务实基础上的求真行为。梁译在保留原词意象的前提下，为了体现这一具有中国文化含义的词在译语中的功能，增加“bad”和“dark”以示该词所含有的贬义，因此处于连续统的中间位置。而蓝译则用英语中相同功能的詈骂语进行替换，使译文完全归化，减轻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显然是出于务实目的。

由于跟自己都看不起的王胡“战斗”失败，又品尝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阿Q受尽侮辱。一肚子气不知道如何发泄时，他看到了静修庵的尼姑，觉得晦气，于是大声唾骂道：“咳，呸!”[18]79梁译、杨戴译都采用直译还原了阿Q的口吻。与前两种译文不同的是，莱译为了向译语读者突出两个字在原文中的嫌弃和厌恶语气，大胆自创了新词“Aaaaaaauk”，中间连续6个重复字母a，从视觉上拉长了词的发音时长；加之省略号后面用“tuh”而不是原文英译“peh”，开口音“tuh”使得语气更强烈，读起来更加形象生动，大大强化了阿Q所喷发出的愤怒感。莱尔在求真于原词的基础上，用增加字母和替换的方式进行了务实处理，使译文处于“半求真半务实”的位置。蓝译本采用归化将其替换为第三人称的表述词，只说明动作不做具体形象描述，显然是出于务实的需要，虽然也凸显了该语气词在原文中的涵义，但语气功能却大打折扣。

(四)四个译本中乡土语言译者行为度量化对比分析

根据上述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四位译者在翻译小说中乡土语言时的行为度存在差别(见表4)。

表4 《阿Q正传》四个译本乡土语言英译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行为度占比统计

由表4可知，从求真性行为(求真、半求真)来看，四位译者的求真度高低排名依次为：梁(65%)＞莱(55%)＞杨戴(52．5%)＞蓝(30%)；务实性行为度(半务实、务实)高低依次排名为：蓝(37．5%)＞杨戴(27．5%)＞莱(17．5%)＞梁(15%)。连续统上“半求真半务实”的行为特征在四译本中都达到20%以上，蓝译本则高达32．5%，这说明在翻译小说中的乡土语言时，译者们试图寻求“求真”与“务实”两端点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发挥语言人的身份，保留原文内容以完成翻译本职任务；另一方面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尝试对原文进行改动，以达到译文在译语中与原文在原语中相当的社会功能。对此，周领顺也提到：“翻译应该是一项半语言性、半社会性的社会活动，其中无不体现译者的双重属性。”[11]107“半求真半务实”正是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体现。

由表1、表2及表3中的数据统计得知，在英译《阿Q正传》中的人名、地方名物词及方言、詈骂语三种乡土语言时，四位译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即人名和地方名物词及方言的英译行为以求真为主，詈骂语则以务实为主。例如，所选13个人名中，四位译者的英译求真行为度均在38%以上，其中梁译求真度达到84%，人名英译务实度则都在15%以下，其中梁译为0；所选17个地方名物词及方言中，梁译、杨戴译和莱译的求真行为度均高达65%，务实度却均低于17%。相反，四位译者的詈骂语英译求真度则远低于务实度，其中求真度均在40%以下，蓝译求真度为0；而杨戴译、莱译和蓝译的詈骂语英译行为务实度均在40%以上，其中杨戴译的务实度为60%，蓝译的务实度则高达100%。总体而言，在翻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人名和名物词及方言时，译者们主要通过音译、直译或保留一部分意象的异化策略来还原其所带有的异质性和乡土气息。对读者而言，这种“异质感”也具有一定的阅读期待和传播吸引力。与此不同的是，詈骂语虽然也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土味儿”，但由于它在文中的语言交际功能(如威胁、抒发情绪、突出主观性等)强于其文化内涵，译者们并未囿于原词形式，而是选择目标语读者所熟悉的表达进行替换，以寻求与原文相当的交际功能。试想，如果对上例中的“鸟男女”和“骨头痒了”进行直译，那么读者便会一头雾水，在传播乡土文化层面上更容易适得其反。

三、译者行为度差异分析

除了翻译本身的约束之外，译文的多样化还取决于诸多外部因素。为了保持翻译内部和外部约束的平衡性，译者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译者的身份和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着译文的走向，所以研究译者的身份类型，是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个有效途径”[11]218。

梁社乾是美籍华人学者和翻译家，也是《阿Q正传》的第一位英译者。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译文TheTrueStoryofAhQ，开启了鲁迅小说英译的先河。梁译较高的求真度与他的翻译态度有很大关系。据戈宝权考察，梁社乾通过周建人与鲁迅取得联系。在翻译《阿Q正传》期间，梁社乾一直居住在上海，并与商务印书馆就译本事宜进行沟通，“他很可能就此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之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中就包括鲁迅的三弟周建人”[21]65。之后梁社乾与鲁迅两人数次通信，鲁迅还曾“得梁社乾信并誊印本《阿Q正传》二本”[22]。可见，梁社乾一方面得到了国内出版社的帮助，另一方面他还主动向鲁迅咨询翻译事宜，并将英译初稿誊写本寄予鲁迅且得到相应的校阅，他对于翻译所持有的求真态度由此可见。在译文集《序》中，梁社乾提道：“两种语言差异允许的前提下，译者认真追随汉语原文，因为很多读者会将译文和原文进行对比。”[7]由此可知，梁译本追求译文和原文的最大相似度，这也不难理解梁译本为什么对小说中的乡土语言进行大量的音译和直译处理，且译文求真度高达60%以上。鲁迅也对梁译本的求真行为做出了肯定：“英文的似乎译的很恳切……”[4]382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TheTrueStoryofAhQ于1953年出版，之后收录在英文版《鲁迅小说选》中。杨戴译本对乡土语言大多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在求真于原文的基础上，也尽量保持与务实之间的平衡，译文整体较中规中矩。这一方面受制于当时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出版社的专职翻译身份，一方面也源于他们一贯的翻译理念。杨宪益自幼在教会学习上学，青年时期又在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如此的学习经历为他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国后先就职于梁启超主持的编译局，后入北京外文出版社任专职翻译，自此与夫人戴乃迭珠联璧合，陆续翻译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外国经典引进国门做出巨大贡献。杨宪益曾经提到自己的翻译理念：“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23]4可见，杨宪益遵循忠实的翻译原则，不删除也不添加，保证译文忠实、流畅。我们可以发现，在以上四个译本中，杨戴译本最简洁明了且注解最少。

莱尔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更是一名鲁迅研究专家，其译作AhQ——TheRealStory于1990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在他的鲁迅作品译文集DiaryofaMadmanandOtherStories当中。四个英译本中，莱译本的注释最多(多达67个)，每个注释都涉及中国文化的讲解，甚至还有配图(如押牌宝)及深度解析，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深度译作，这与莱尔自身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曾在台湾大学读中国哲学和文学，并有两部关于鲁迅小说的著作，其中一部《鲁迅短篇小说的舞台》(TheStoryTheatreofLuHusun)是他的博士论文；另外一部是《鲁迅的现实观》(LunHusun'sVisionofReality)[24]99－106。可见，莱尔对鲁迅及其小说有着专业且深入的研究，他也将这种学者的研究态度带入翻译当中。莱译本求真度高达55%，仅次于梁译本，这也恰恰说明莱尔更注重小说中乡土语言所带有的异质性，并试图在译文中加以保留。正如他自己在译文集《序》中谈到翻译时说：“翻译时我总是问自己：如果鲁迅的母语是美式英语，那么他会如何表达?我希望自己能完全忠实于鲁迅原文”[9]xl。莱尔的求真态度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国人的莱尔，在求真的基础上还不忘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常常用口语化的表达代替书面语，以增强译文可读性。莱译本在连续统上的“半求真半务实”比例高于杨戴译，也体现了这一点。

蓝诗玲的《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 Talesof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 Xun)于2009年在企鹅出版社出版。作为一名与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齐名的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曾译过多部中国文学作品。《时代周刊》曾评价道，蓝诗玲的《阿Q正传》译本可读性最强，影响力显著[25]。在保证译文忠实的前提下，蓝诗玲非常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她在译文集当中强调：“为了增强译文的流畅性，我将脚注和尾注的使用降到最低……碰到中国文化元素浓厚且需要长篇大论来解释的地方，我会把中文句子进行简化。”[10]54通过四位译者就乡土语言的翻译对比，可以看出蓝诗玲很少用注解，而且几乎不用音译。她最常用的译法是“直译＋增译”和替换，这保证了译本较高的可读性和译者接受度。另外，蓝诗玲翻译《鲁迅小说全集》是受企鹅出版社委托，出版后收入“企鹅经典”系列[26]。正如周领顺所言：“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角色特征，直接导致了行为和译文的多样性。”[11]218蓝诗玲作为企鹅丛书的译者，需要为出版社服务，翻译原则自然也受到企鹅丛书注重可读性理念的影响。较高的务实度和偏向归化的译文使得蓝译本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和强烈好评。

四、结语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我们以《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中的三种乡土语言翻译为研究对象，借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考察乡土语言翻译在连续统上呈现出的“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务实”五个变化形态。研究发现，对于三种乡土语言的英译，四位译者在连续统上呈现出不同的行为走向：梁译本偏向左侧的求真，蓝译本偏向右侧的务实；杨戴译本和莱译本求真度相似，但前者务实度高于后者；除去连续统的两端位置，四位译者处在“求真—务实”中间位置的比例均超过20%，其中蓝译本32．5%。就三种乡土语言的英译而言，四位译者在连续统上均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人名和地方名物词及方言的英译保持高求真度，对于这两种“乡土气息”厚重的语言，求真型的翻译能保留其异质性；而詈骂语的翻译则更偏向务实一端，试图在译语中寻求其较强的语言功能性。

“求真—务实”连续统思想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分类观[11]86，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渐变痕迹，对于翻译批评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或求真或务实的行为多样化，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译者一方面受制于作为意志体译者的意志性，其翻译策略由翻译理念决定；另一方面，外部社会因素如译者身份、职位以及出版社等对译者角色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梁、杨戴、莱、蓝四位译者来自不同时代和国家，有着各自特殊的中文学习背景，为不同的出版社服务，受制于特定的诗学传统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的译文都表现出明显的意志性。又因为译者是社会人，为了译文的应用或务实，译者难免要对译文进行调适，以适应目的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由此出现了角色化现象[27]271。梁社乾大量使用音译或异化，以寻求译文与原文的高度相似，译者的语言人角色更突出，译文旨在输出文化，但可读性不强。杨戴和莱尔的翻译行为同时兼顾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角色更加明显；加之莱尔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文化注解和故事情节相关的插图，使得其译本呈现出深厚翻译的特征，这与他的学者身份不无关系。蓝诗玲在翻译中加入了自己的“私念”，根据其翻译目的对译文进行适当调整，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性，译者相当于再创造者或作者角色，译文旨在便于交际。

近几年来，有关汉语乡土语言翻译的批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不断为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研究内容。本文作此方面研究的尝试，不足之处在于所得数据和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总体上仍然能够大致反映出不同译者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动态走向，期望本文能够对乡土语言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