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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趣译“气质”猫

2022-06-30王宇

青岛画报·新青岛 2022年3期
关键词:夏目漱石梨子画报

王宇

著名文学翻译家林少华翻译过很多日本作家的作品,村上春树文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作,皆出自其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林少华还翻译了《罗生门》、《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作品八十余部,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读者的推崇。

林少华翻译的《我是猫》风趣幽默,精美深刻的译本不仅收获了很多粉丝,而且让读者了解并喜欢上了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在林少华的译本中,将其文体特色充分展示,译本中以独特的猫之视角,冷眼窥视日本社会众生相。这是一只有见识、富才学、善思索、讲正义、知风趣,始终没有恪守猫之捕鼠本分,却擅长“坐而论道”的“气质”猫。

漱石的文体与村上的文体颇为相似:简洁,幽默,机智。主人公也有可比之处:多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而且都侧重描写其内心的纠结、苦闷和孤独。谈林少华的翻译自然而然就聊到了村上,村上春树文学在中国的名气,可以说与林少华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村上春树文学的重要翻译人,林少华目前已经翻译了村上春树4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刺杀骑士团长》等作品,影响力极为广泛。村上作品的译作备受中国读者推崇,这离不开翻译家林少华对“村上式文体”的引入。

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总销量已超过1370万册。林少华说,文字缘不仅是文字本身的缘分,还有文字背后的东西,如气质、脾性、日常感受、价值取向等。与村上春树的文字缘,是译者的幸运,也是的作家的幸运。

应读者的要求,我们邀请林少华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的“翻译”故事——

画报: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说,如果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家中选出十位“国民作家”,那么“夏目漱石无疑位居其首”。林教授您同意这个评价吗?翻译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作品后,您又如何看待这位作家和这部作品呢?

林少华:认可村上这个说法。“位居其首”的缘由,村上认为在于漱石的文体或行文风格。明治维新以来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足以动摇夏目漱石文体的突出性存在没能找见”。至于具体到某部作品,村上则并未统统予以“点赞”。例如对漱石最有名的长篇《心》,村上说“在我眼里就毫无意思可言”。而对一般人觉得意思不大的中篇《矿工》,却通过《海边的卡夫卡》的出场人物称赞说“那里边具有惟独那部作品才有的拨动人心弦的方式”。

关于《我是猫》,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那么喜欢猫的村上好像从未提及。而不怎么喜欢猫的我则非常喜欢《我是猫》。诙谐幽默,轻快洒脱,想落天外,洞见迭出,融和、汉、洋文化于一炉。确如鲁迅所说,“当世无与匹者”。正因如此,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把它翻译过来,奈何精力捉襟见肘,时间入不敷出,以致望“猫”兴叹。而今终于如愿以偿,人生快事,莫可比也!

画报:在翻译《我是猫》的过程中,您自己养了只猫。那在翻译其他书时有没有这样有趣的经历呢?

林少华:是的,我是为翻译《我是猫》而养了一只猫。前面说了,我因为不怎么喜欢猫,所以对猫的日常习性、尤其神情变化——如果有这玩艺儿的话——不甚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若没有对猫的了解,即使不至于没有“猫”的翻译权,而要想译得得心应手也怕是有难度的。当然也不可能译什么养什么。比如译村上的《寻羊冒险记》《象的失踪》,在城里就不可能为此专门养一只羊,更不可能养一头大象。不过,早年为译好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倒是专门来回坐公共汽车注意听乘客交谈,尤其注意听“嗯、啊、吗、呢、哦、噢”等语气助词的运用。有读者夸我的对话译得好,应该和我翻译背后的这种傻傻的努力有关,趣闻算不上。

画报:通过多年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您和他形成了怎样的一种联系和共鸣呢?您说过自己绝不是村上春树的“粉丝”,而是木心的“粉丝”,为什么?

林少华:的确,在我翻译的至少一百本日本文学作品里,仅村上系列就有四十五本(其中两本与他人合译),差不多占了一半。一个译者,在并非迫于生计的状况下年复一年翻译了这么多,肯定是因为和那个作家有某种精神联系或共鸣。这方面,村上作品之于我主要有两点,一是文体上的,村上那种简约、诙谐而又隽永的文体或语言风格,很合我的脾性,因而译起来每觉如有神助;二是审美上的。村上对不起眼的弱小生命、对似乎无聊的生活场景、生命状态的诗意把握和悲悯姿态,让我产生了由衷的共鸣。但同时我又的确不是村上的粉丝。这是因为,我不仅仅是其译者,而且是研究者、批评者,而“粉丝”的非理性倾向会影响我在这方面的深度审视和公允立场。

画报:您曾感叹:“我们还有多少对文体怀有使命意识而苦心经营文体艺术的作家呢?如今网络小说盛行,您如何看待现在略显“漂浮随意”的文学创作和翻译环境呢?

林少华:是的,如今网络小说大行其道,广受欢迎。问题是,受欢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借用一句古语:“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世有欢哗之毁而未必恶也。”(东晋葛洪《抱朴子》)艺术、包括文学艺术的诞生过程都是你所说的“漂浮随意”的对立面。好文章必定是改出来的。哪怕再让自己顾盼自雄的文章,也大有一改再改的余地。村上虽然自称“小说比我写得好的家伙不多”,但他的《刺杀骑士团长》也还是至少改了六遍。我的翻译,改六遍是夸张,但也还是和原文对照着改了三遍,从未有过“一勺成”的潇洒。我的做法是,世风越是浮躁,别人越是“漂浮随意”,自己越是要沉得住气,要hold(把持)得住。

画报:您以前谈到自己的农村出身,说对农作物、花草树木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么这种朴实的情感是怎样融入您的翻译和教学生涯的呢?来到青岛这座城市,它又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林少華: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属于农耕民族。理所当然,文化植根于农耕。如中国的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以至传统文化都离不开乡村生活体验和田园风光。而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经历培养出来的对农作物和花草树木的特殊感情,无疑增强了我对中日两国的文学文本、文学传统以至文化传统的理解,使得我在相关教学翻译和研究多少有了不同于人的感受和审美视角。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也因此为如今城里孩子这方面的缺失感到遗憾。说夸张些,这不仅仅关乎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和领悟,而且关乎情感体验、关乎审美取向,因而关乎人的幸福指数。

也是因为我的祖籍是和青岛同属山东半岛的蓬莱,青岛的自然风物更让我感到亲切和唤起我的乡愁。尤其小鱼山一带,漫步之间,不时想起宋词中的某个句子,如“庭院深深深几许”、“缺月挂疏桐”、“乱红飞过秋千去”,以及“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等等。

画报:“教书是树人,译书也是树人。”那您是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共通点呢?

林少华:教书是我的“主业”、本职工作,译书是我的“副业”、兼职工作。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有个接点,那就是翻译课。我搞翻译搞了三四十年,同时教翻译教了三四十年,这就使我比不搞翻译的翻译课任课老师多了个优势:我可以把自己从事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和实例用在翻译教学的课堂上,而无需照本宣科——实际上我也基本不用翻译教程之类的教科书——也就是说,我是实际吃了梨子之后而告诉学生梨子是什么滋味的,而自己不搞翻译的老师好比没吃过梨子的人告诉梨子是什么滋味。再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有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课老师好比坐诊多年的中医,治病救人对症下药;没有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课老师则好比法医,事后讲得头头是道而于事无补。

画报:可以讲一讲未来的打算吗?要创作哪一类作品?大致的方向是什么呢?

林少华:身在教学现场,也早已混上了教授,所以起始很想写一部类似钱钟书《围城》那样的小说,戏称“《围城》二世”。奈何后来发现自己没长小说家的脑袋,没那个天赋,只好死了那条心,转而打算写一部类似梭罗《瓦尔登湖》那样的东西。也为此积累了一些资料。等两三年后彻底从讲台退下来告老还乡后,择个“黄道吉日”动笔开工。40FD3F09-BDE3-4BBD-A00E-4B8210CE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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