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时期中原和西域就存在文化的联系。西汉建立后，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并且连绵不绝。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的互动交流，为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西域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先秦;两汉;中原;西域;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89—08

[作者简介]王聪延，女，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屯垦研究所、兵团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学。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居、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自先秦时期就和中原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西汉建立后，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且广泛。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连绵不绝的互动交流，为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一、 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一）考古发掘中的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从新疆出土的大量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新疆就已出现早期的人类活动，并且和中原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近代以来，考古人员陆续从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鄯善、乌鲁木齐、阿克苏、民丰、伊犁等地发现了属于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并从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

考古人员对这些石器和陶器进行了研究，发现有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同期出土的彩陶的器形、图案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其器型、纹饰和打磨技术大致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在新疆发现有大量细长条形的石叶石器，其器形与中原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某些细石器不仅在器型上雷同，而且具有共性特征1。其二，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和阿克苏县喀拉玉尔衮等地出土了一些石刀、石镰。从这些磨制石器的形制来看，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石器的形制非常相似。第三，新疆境内出土了大量陶器，不少彩陶的形制、图案、纹饰与中原同一时期出土的陶器的图案、纹饰相同或相似。以上特点均可以证明早在以细石器、大型磨制石器和彩陶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新疆地域文化就与中原文化具有共同的特征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文化联系还见于新疆境内细石器遗址中发现的珊瑚珠和海贝等随葬品。在距今一万年的哈密七角井的细石器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浅红色的珊瑚珠;1934年中瑞考察团在孔雀河下游的一处距今已有近4000 年的小河墓地发掘到一种由海菊贝壳制成的白色小珠500余枚，类似的由海菊贝制成的随葬饰珠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葬中也曾发现;1976年和1978年考古人员分别在吐鲁番阿拉沟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墓和哈密五堡古墓葬中发掘到数量可观的海贝。珊瑚和海贝皆为海洋生物，新疆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这些海洋生物是从哪传播到西域来的呢？

查阅资料发现：早在商代，海贝因其价值高，曾被当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珊瑚和海菊贝类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很高，它們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海海域里生长。我国东南沿海海域无论是水温、日照、海水的盐度以及周围其他环境都适宜珊瑚和海菊贝类生物的生长。经考证，罗布泊古墓葬出土的海菊贝产自我国东南沿海，它同在哈密五堡和天山阿拉沟墓群发现的贝类皆为古代先民商品交易时使用的“货贝”，它们应该是殷商时期作为货币从东南沿海流通到西域来的。

除了在上述三处墓地发现有海贝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考古人员还陆续在天山以东、以南的哈密、吐鲁番、罗布泊等多地的早期墓葬中发现更多的海贝随葬品，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先秦时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以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在西域各地的墓葬中。根据我国商代中原民间有把贝制品放置亡者口中的丧葬习俗作以推断：先秦时期新疆境内发现的数量可观的海贝应主要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哈密七角井出土的红色珊瑚珠也应该来自我国东部沿海。它“应是随着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西传，经过原始先民的辗转交换到了新疆”1。

先秦时期，丝绸、铜镜、竹器、漆器和粟等中原传统工艺和物种也先后传入西域。粟也称“小米”或“谷子”。早在新石器时代，粟就开始在中原黄河流域种植。先秦时期，随着中原人的西迁，粟从黄河流域经河西走廊向西传到西域，然后再从西域经中亚向西方世界传播。1991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哈密五堡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152号墓葬中出土了古代的“谷子”——粟，用实物证明了先秦时期“粟”就已经从中原远播西域。

1963年， 王炳华先生与同事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古墓群第22号墓发现一面属于战国时期的铜镜， 该铜镜直径6厘米， “形制和大小都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基本一致。”2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处古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面直径约11.5厘米的镜子。经考证，这面镜子是战国时期流行于中原的山字纹铜镜。以上出土的早期铜镜说明早在先秦时期西域就和中原建立了物质文化的联系。

我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世界公认丝绸是从我国输入西方国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各地陆续发现的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可以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原的丝绸就已西传西域。1976—1978年王炳华先生在位于天山深处一处比较偏僻的阿拉沟古墓葬中“见到了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3;在和田洛甫的山普拉、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和阿尔泰的古墓葬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丝织品。经考证，出土于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纹刺绣作品是公元前7—5世纪楚国生产的丝绸制品，工艺精良，它同在洛甫山普拉和乌鲁木齐南山矿区出土的丝织品都是春秋战国时期从中原远播西域的。而在阿尔泰地区公元前5—4世纪的古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丝织品，上面绣着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鸟——凤凰。大量考古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原和西域丝绸文化的交往源远流长，目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55B9039B-3A34-4B00-B5FC-AE158BE2B96E

除丝绸外，王炳华先生还在阿拉沟第十八号墓，一处年代为战国时期的古墓葬中发现一件直径约16厘米的漆盘，“木胎，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地，朱红彩，绘弦纹四道，盘底绘流云纹” 1 ;在第三十号墓葬，王先生发现了多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大量的中原传统工艺的物品在新疆各地相继出土，从考古的角度证实了早在先秦时期西域就和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二）史料所见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先秦距今天年代久远，受当时条件所限，记载中原与西域之间联系的汉文史料不多，主要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诗经》《吕氏春秋》《尚书》《管子》《战国策》和《楚辞》等文献。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史料来构建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动态的文化交往。

根据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三部史书《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中对于西域山川地理的描述说明，至迟在先秦时期中原人就已经进入西域并在此活动，并把他们所见所闻逐一记录下来。中原人对西域的昆仑山和罗布泊记录最多、也最详细。如《山海经·北山经》中记录了“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山东北隅，实唯河流。”《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以上两句均提到了西域的昆仑山，还有“敦薨之水” “泑泽”以及“燃火之山”。它们是否跟西域的山川河流有关？经查证，这里的“敦薨之水”指今天库尔勒的孔雀河;“泑泽”指今天新疆的罗布泊;至于“燃火之山”据专家推测应该是指吐鲁番的火焰山。

春秋时期，中原人对西域的昆仑山虽有所耳闻，但并不是十分了解。春秋时期楚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在他的诗歌里多次提到昆仑山。在长诗《天问》里他这样提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2说明屈原把昆仑山想象成一处充满神秘感的人间仙境。在另一首诗《涉江》里，屈原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表达了诗人对巍峨、雄伟的昆仑山的心之向往。

史书《竹书纪年》《史记·周秦本纪》中对周穆王西巡至昆仑山之事有过记载。《竹书纪年》上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客于昭宫。”3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对穆王西巡的时间、路线、沿途活动以及与西王母瑤池相会等细节都做了记载。书中记录：穆王十七年（约公元前985年），周穆王西巡至西域的昆仑山。他沿途与西域各部落首领接触，把从中原带来的贝饰、贝带、金银铜器、丝绢等中原特产馈赠给西域各部落，同时接受了来自西域各部族献上的牛羊、美玉等贡品。书中还对周穆王与西王母瑶池相会后，穆王向西王母献上了从中原带来的百匹织锦和三百匹绢以示交好，西王母还礼感谢并向穆王献歌一首。穆王道别西王母后，驱车离开“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4等细节做了记录。

《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商汤建立商朝后，作为天下之长，商汤年年接受来自西域各地的朝贡，各地通过向商朝进贡以示臣服。

通过零星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我们可以证实：早在殷商时期，中原就与西域之间建立了文化交往并且源远流长。西域与中原绵延不绝的文化交往为随后汉朝统一西域、西域各族始终在政治上同中原王朝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原与西域双向的文化馈赠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文化的交往交流是双向的。由于中原与西域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历史上中原典型的农耕经济与西域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在并存发展过程中具有程度不等的互补性，这种文化的互补性正是几千年来新疆始终统一于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西域的玉石、药材、牲畜及胡萝卜、大蒜、西瓜、棉花、葡萄等果蔬物种不断输入中原，密切了新疆多民族和中原各族民众物质文化的交往与交流、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以玉石文化为例。玉石以其光洁、细腻和温润历来受统治阶级的青睐。中原历代君王常以玉德自比，故“贵用禺氏之玉”。“禺氏”即秦汉时期活跃在西域的月氏人，禺氏玉即产自西域的玉石。除禺氏玉，西域还盛产昆仑玉。李斯曾在《谏逐客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四件秦王嬴政喜爱的稀世珍宝，第一件便是“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说明秦王嬴政对昆山之玉喜爱至极。嬴政称帝之后，他的玉玺是用来自西域的昆仑玉制作的，由此也开创了中国历代封建君主以玉治印的先河。

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妇好是商朝武丁王的妻子，入葬时间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考古人员从她的墓葬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专家对300件玉器鉴定，除3件外，其他玉料均是来自新疆的昆仑玉。其实不止殷墟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陆续在中原多地发现大量玉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考古人员曾先后两次在河南省三门峡西周时期的虢国墓、1989年在江西新干的一处商代晚期的墓葬和1992年在陕西扶风县黄堆25号西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经鉴定，上述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均有相当一部分玉器来自新疆。

商周时期，中原上层社会对新疆昆仑玉的需求量巨大。为了获得更多的美玉，朝中不断派人去西域采玉，而且在宫中设“玉府”，还配有专门为玉石精雕细琢的工匠“玉人”1。这些情况均说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玉石之路”把中原和西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玉石交易频繁、交易量大。每年有大量玉石从西域经敦煌一处关隘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该关隘因此得名“玉门关”。

除了玉石，中原人对西域的马匹、牛、羊等畜产品也有一定需求。从战国时期著名的谋士苏厉写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书信“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矣。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矣”2可知，赵国当时经常从西域购买良种马、猎犬和昆仑玉。这封信有力地证明了：战国时期，中原山西、河北一带就和西域保持着长期的经济联系，新疆的特产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55B9039B-3A34-4B00-B5FC-AE158BE2B96E

随着先秦时期西域和中原文化交往的越来越广泛，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在长期的文化交往和交流中相互影响和借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典型的例证。汉人很早的服饰是上衣下裳，脚上穿履，衣服长领宽袖，长至脚踝，腰间束带，行动颇为不便。履的鞋帮很浅，跑步不跟脚，而且履一般是用麻或布做，有钱人用丝绸做履。虽然穿着舒适，但走在不平坦的路面，却会硌脚，还容易跑丢，对于行军打仗的人来说，穿着极为不便。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主动向胡人学习，着短装、穿短靴、作战时把车改战为骑射，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此后汉人逐渐接受了下身穿长裤、着鞋靴的习俗。到了唐代，汉人又把短靴改为长靴，后来演变为中央王朝文武百官上朝时穿的朝服。

由于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所以先秦时期西域活动着一支被称作“尖帽塞人”的西方人种，他们喜欢头戴尖顶帽，故得名“尖帽塞人”。类似形象在我国中原甘肃辛店的彩陶、山东孝堂山石室的一幅行猎图和浙江瑞安的六朝瓷谷仓罐中的乐人像中均有出现3。今天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的塔什库尔干河左岸的台地上有一个被称为香宝宝的古墓群。据考证，香宝宝古墓群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新疆活动的羌人和塞人的墓葬，距今有2500年到4000年的历史。从目前已发掘的21个土墓葬的墓室结构来看，它们与中原陕西西周和秦汉时期的墓葬文化十分相似，均为竖穴土坑，墓口盖木。类似的墓葬在今天新疆新源县和吐鲁番苏巴什墓地均有出现。

史料和考古发掘的相互印证证明了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存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这种文化长期的互动交融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汉之号令班西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二、 汉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往的历史实践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控制东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先贤禅归降汉朝，西汉统一西域并于同年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西域正式隶属祖国版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往交流更加密切且广泛。文化长期的互动交融对于加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

西汉与西域官方的文化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5年。这一年西汉开始在西域屯田，以后历代沿袭。屯田过程中，从中原迁入的汉人把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產经验传播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如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各地主要使用石器、木器和铜器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低下。汉人来了之后，不仅把铁锄、铁锹、铁镰、铁铧犁等先进的铁制农具推广到西域，还带来了木工、打场、牛耕、冶铁、沟垄栽培及粮食加工等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西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在和汉人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西域各族明显地感受到汉人来了之后和他们一起从事生产、劳动，提高了当地社会生产水平，所以也乐于与汉人交往。如汉家公主刘解忧来西域时，不仅带来了中原医书、典籍、医官、中药材，还带领乌孙百姓植树造林，发展生产。随解忧一起进入西域的汉人士兵教会了乌孙百姓如何积肥、沤肥和施肥、改良土壤等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提高了乌孙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解忧及其和亲使团在西域积极传播中原汉文化，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促进了汉朝与乌孙的文化交往、巩固了汉乌之间的政治联盟。

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时，中央王朝为了表现大国的气度，“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1将大量的宫廷御用物品陪嫁细君公主。细君公主西来后，尤其不适应乌孙当地的饮食和居住习惯，经常思念家乡和亲人。每到思乡之时，她便会抚琴吟诗，慢慢地把中原抚琴吟诗的文化情致传播到了西域各地。她作了一首《悲愁歌》（又名《黄鹄歌》），至今被世人传诵，可谓是汉代文学西传西域的滥觞：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2。

上文表达了细君在乌孙生活上诸多不适应，希望回归故里的心情。“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汉朝派使者、工匠携带大量宫廷御用物品前往乌孙看望细君并命工匠仿照中原汉室建筑风格为细君在乌孙当地修建了一座汉式宫殿，供细君及其陪嫁人员使用。乌孙乃马背民族，原本过着“逐水草而栖”的游牧生活，但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后来在赤谷修建都城，这是汉代中原汉文化传入西域后对乌孙世俗生活观念上的影响。

公元前65年，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到长安学习鼓琴。弟史学成归来路经龟兹国，当时的龟兹国王绛宾对弟史一见钟情。弟史离开后，绛宾立即派人前往乌孙求婚。与弟史成婚后，绛宾爱屋及乌，在弟史的潜移默化下逐渐对中原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书记载：“龟兹王绛宾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出入传呼，作徼道周卫，撞钟鼓，如汉家仪。”4他从衣、住、行等世俗生活多方面积极模仿中原礼仪文化。回国时，汉宣帝“赐以车旗骑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 5。这支由数十人组成的歌舞仪仗队随绛宾一起来到西域后，经常是绛宾演唱、弟史和歌舞仪仗队伴奏，慢慢地促进了龟兹歌舞艺术的发展，为后世龟兹乐舞传入中原，与中原音乐舞蹈合璧，丰富中华艺术宝库做出贡献。绛宾死后，他与弟史的儿子丞德依然以“汉外孙”自称，“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1 与汉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承德接受汉朝礼仪教化而密切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典型例证。

莎车是汉朝西域势力强大的城邦国家。《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莎车王延、康、贤父子、兄弟三人学习汉朝典章制度的史实。莎车王延曾作为侍子 “长于京师，慕乐中国”，回国即位后“亦复参其典法”2，使当时塔里木盆地周围各国“唯莎车王延最强”3。延在世时，经常教育康和贤“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4把一心内属中原汉朝的政治主张灌输给他的儿子。莎车王延去世后，康即位，仍一心向汉。康去世后，其弟贤即位。贤多次派使者带着贡品到长安觐见汉朝皇帝。由于“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骑、黄金、锦绣”5，说明西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带动了其王室成员对汉文化的尊崇和认同，这对增强西域各族归属中央王朝以及认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55B9039B-3A34-4B00-B5FC-AE158BE2B96E

西汉统一西域之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中原汉人大量迁入，汉语言文字作为官方用语在西域各地推广。为了便于与汉人交往，西域民众主动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出现了从官方政府文告到民间书信契约多使用汉文书写的情况。今天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了一枚用汉文书写的汉代木简。经考证，它是一封由精绝古国向汉朝提交的官方文书，证明了汉代精绝古国从政治上是归属于大汉中央王朝的。另据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记载：尼雅曾出土八枚木简，从字体来看应为东汉之物，每简一端有两个缺口作为系绳之用，似原是系礼物上的木牌，上书送某物于某人，分两面书写，其文字为：

休乌宋耶谨以琅玕一致问（正面）小大子九健持一（背面）

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正面）王（背面）

君华谨以琅玕一致问（正面）且末夫人（背面）

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再拜致问（正面）大王（背面）

“以上几简从姓名及内容来看，应都是少数民族所遗留。‘琅玕 ‘玫瑰是珠玉的名称;‘休乌宋耶‘小大子健特一显然是少数民族的姓名;‘且末夫人应是一位来自且末的少数民族妇女; ‘大王‘王‘王母是对地方统治者的尊称。这些人无论作为送物或收物者，当然都是能够使用和了解汉文的。”6

20世纪初，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了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的小学课本《仓颉篇》，说明精绝王室曾经把《仓颉篇》作为识字课本学习汉语言文字。类似的汉文典籍在新疆多地都曾发现。如在罗布泊，考古队员发现了《论语》《战国策》《九九术》《急救篇》等汉文典籍残卷;在和田发现的“汉、佉二体钱”正面用汉文标识币重;在沙雅县什格提汉代遗址发现了“汉归义羌长”铜印，这些汉代考古实物皆可证明西汉统一西域之后，汉语言文字作为官方用语在西域通行，西域多民族普遍使用汉语、汉文。

1995年，考古队员在尼雅遗址发现一个男女合葬墓。在男性墓主人的臂膀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平纹五重织锦的护臂。这件护臂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上面分别织着代表太阳和月亮的红黄、红白圆形纹以及孔雀、辟邪等瑞兽。图案间还赫然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隶书汉字以及汉代典型的纹饰——“云气纹”。这件织锦被命名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经研究，是汉代中央王朝赐给精绝古国的物品。该织锦使用了绛红、明黄、宝蓝、草绿和白色等染料，而且这种染料是秦汉以来广泛使用的植物染料，织锦工艺复杂，代表了汉代织锦最高技术，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尼雅汉简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考古实物的出土从考古的角度证实了汉语言文字在汉代就已经在西域传播的历史。无论是官方推行还是民间百姓与外界交往的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的统一将此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人民置于统一的文化背景之下，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也体现了中央王朝在西域国家权力的行使。

商业方面，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大量往返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胡商胡客把大蒜、胡桃、苜蓿等果蔬物种传入中原。品种优良的汗血宝马、乌孙西极马也在张骞通西域后引入中原，改良了大汉王朝的战马品种。官方通过遣子纳贡、民间通过商贸、自流等方式，西域人也大量来到中原，把西域胡文化广泛传播于中原各地。在长安和洛阳等大城市，随处可见吃着胡饼、穿着胡服、听着胡曲、唱着胡歌、跳着胡舞的胡人、胡妇。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西域胡文化”热，表现了汉代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先秦至汉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长期的互动交融对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形成以及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首先，西汉开启了中央王朝在西域屯田的先河，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汉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承汉制，皆在西域屯田，屯田逐渐发展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一条基本国策，被后世称为“千古之策”。两千多年来，中央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显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疆的屯垦戍边工作。借鉴历代中央王朝在西域屯田的“千古之策”，1954年中央决定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对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先秦至汉代中原与西域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构建了西域地方政权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归属，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先秦时期中原和西域长期的文化联系为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奠定了基础。西汉未统一西域之前，西域三十六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但西汉统一西域后，通过在西域广开屯田、设官置守、册封地方首领、修筑城垒和烽燧，迁汉人入西域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人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大量汉人从中原迁入西域后，把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传入西域，开始了中原汉文化对西域各民族文化长期的影响和浸润。由于中原汉文化是吸收了众多民族文化精髓而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文化张力。它传入西域后，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吸引了西域多民族积极主动地汲取汉文化精髓，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逐渐构建起了西域各地方政权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归属。据学者研究，文化认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旦形成便会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西汉王朝成功治理了西域70余年，不仅发展了西域社会经济、赢得了西域各地方政权对中央王朝长期的认同和归属，而且西汉成功治理西域所带来的红利还延续到东汉建立之后。

据史书记载，东汉政府曾对西域“三绝三通”但西域各国仍“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要求东汉政府重建西域都护，说明中原与西域长期的文化交往促进了西域各地方政权对汉中央王朝政治上的认同和归属，这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先秦至汉代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打下基础。中华民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中华各民族经过千年的文化融合才逐渐形成的。西汉未统一西域之前，西域虽然民族众多，但“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1，各民族并未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办法抵御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汉朝在西域开展屯田之后，屯田对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融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汉统一西域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西域，在汉人和西域各民族共同屯田過程中，用一种和平的方式促进了汉人与西域多民族相互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实现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这对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影响深远。

最后，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它是几千年来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为主体和统治地位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在全方位吸收了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汉字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而创造的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不是中华56个民族文化简单地、机械地叠加，而是包括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中华56个民族文化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在形成过程中，它不断吸收众多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所以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的文化体系。

先秦时期开启的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因为中原和西域文化样式不同，在长期的互动交融中，彼此都从对方文化汲取了有益的文化因子从而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而中华文化也正是在历史上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过程中吸收了众多民族文化精髓更加丰富和多元。另外，中原汉文化传入西域后，发挥了凝聚核心的作用，它凝聚了西域各民族文化成为一个有整体并进一步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上通过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实物的相互印证构建起了先秦至汉代中原与西域文化长期互动交往的历史脉络。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以细石器、大型磨制石器和彩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同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西汉统一西域后，促进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往更加深入。通过与中原经济、文化长期的碰撞与交流，西域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依托，这为西域各民族在政治上和情感上自觉归属于中原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的过程中，要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广泛宣传新疆的历史、各民族历史上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疆与中原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的历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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