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纪平 吴泽庆

内容摘要：美国建国初期，對于“共和国母性”的强调为女性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以及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共和国母亲”的思想不仅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也限制了女性的发展。汉娜·福斯特的小说《卖弄风情的女人》生动再现那个时代女性矛盾的意识形态。小说挖掘了深层的文化关注和对于女性教育的争论，体现了美国建国初期出于“共和国母亲”的意识形态而对于女性教育的强调导致的知识女性的思想和生活的困境。

关键词：汉娜·福斯特 《卖弄风情的女人》 女性困境

美国早期，在一个婚姻是唯一可能选择的世界里，很少有感伤小说能像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1797）一样生动再现那个时代的女性矛盾的意识形态。小说使用了书信体格式。女主人公伊丽莎·沃顿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清纯女子，她30多岁，世故老练，向往女性解放的未来。她的父亲为她选定了未婚夫，而未婚夫的去世唤醒了她主宰自己命运的欲望。“一件悲伤的事件打破了强加于我身上的家长制锁链。让我享受我如此珍视的自由吧。让我有机会，不偏不倚地，满足我的天性，去享受青春和纯真所带来的快乐吧”[1]。伊丽莎有两位追求者：博埃尔是一个牧师，他表现出高尚的能力以及对上帝的忠诚，代表了旧时代理性的、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圣福德少校是一位投机家，有钱的纨绔子弟，他怂恿伊丽莎追求享乐。这两个男性体现了伊丽莎面临的两种选择。一是和她自己同一阶层的人结婚过安稳的日子，另一个是通过婚姻实现美国城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在两种抉择中的摇摆不定使伊丽莎从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演变为“卖弄风情的女人”。伊丽莎·沃顿的悲剧表明了美国建国初期的女性教育观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困惑和悲剧的结局。

虽然从严格的法律和政治角度判断，美国建国后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甚微，但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却日益受到重视。为培养合格的“共和国母亲”，美国舆论界开始大力推崇妇女教育，出现了有关妇女教育的争议。一方面，传统观点反对女性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启蒙主义思潮相信人类的可塑性。“开国之父”们主张让女性接受正式教育。不少有影响的人士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生存的基础是拥有美德的公民，家庭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的主要场所，为了鼓励公民行使美德，女性要运用她们的自立、自信和智慧的品质帮助年轻男性做好准备，以履行新共和国公民的未来职责。因此，“作为母亲和妻子，妇女对共和国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共和国的生存需要这样的理想女性：她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爱国心强，是贤惠的妻子、精明的管家、有知识的母亲”。[2]本杰明·拉什宣称：“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我们还需要在原则、观点和行为上来一场革命，从而适应于我们已接受的政府形式”。[3]人们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是将她的儿子们培养成拥有美德的公民，因为最早影响孩子头脑的往往都是女性，女性需要接受合适的教育以便向她的儿子们灌输自由和共和的理念。杰斐逊指出：为了防止掌握权力的人把统治变为暴政，就需要启迪所有人的心智，“因为民众是政府唯一可靠的受托者，为了使他们更可靠，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才智。应该珍惜我们人民的精神，使他们时时保持警惕……应该用教育手段去教化他们，如果他们不关心公共事务，你、我和国会议员以及州议会议员、法官乃至州长们将变为狼”。[4]“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说：“缔造共和国并非难事，但要造就一批共和主义者却无比艰难”（克雷明112）。[3]

由共和国母性引发的加强女性教育的做法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以及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搭建了跳板。但是，“共和国母亲”的思想不仅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也限制了女性的发展。虽然肯定妇女的家庭作用、社会贡献以及智力能力，很多人依然认为，对女性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贤妻良母。对“共和国母亲”的性别期待并没有从根本改变父权制性别秩序。拉什仍然在信中向女性友人建议道：“请不要认为我是有意冒犯，但我还是要再多说一句，在婚后请你必须不再拥有自己的意志……。女性低于男性的地位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智、合乎上帝旨意的……。在我见到的所有美满婚姻当中，无一不是妻子彻底服从于丈夫”。[5]

《卖弄风情的女人》突出了女性在美国建国初期面临的性别问题。18世纪女性的自我和生存是依赖另一个人的——丈夫或情人。中产阶级妇女具有教育和社会灵活性的优势，但又受到经济和法律上对配偶或父亲的依赖的限制，她们特别容易受到复杂信息的影响。《卖弄风情的女人》与其说是关于罪恶的代价，不如说是关于婚姻代价的研究。在当时，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已婚的还是被骗到不好婚姻的，或者被引诱至堕落、死亡，都没有确定的选择或真正的自由。生活对她们的“奖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抽签的运气”。

《卖弄风情的女人》取材于康涅狄格州的诗人伊丽莎白·惠特曼的真实故事。伊丽莎白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于1788年7月在马萨诸塞州丹弗斯生下一个私生子后，死于产褥热。和故事的原型人物一样，小说的主人公伊丽莎·沃顿的行为既不是堕落也不是无知造成的，相反，面对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诱惑，共和意识形态固有的不足导致其意志瘫痪。她不知道“她愿意做什么或能做什么”，在共和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理性和城市中非常明显炫酷带给她的向往和幻想之间，她“不能……判断哪个占优势”。[1]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试图用当代相互矛盾的成功标准来定义自己的未来，结果失去了“行动……终生‘失去’”。[1]无论一个女人受过怎样的教育和品德如何，这样的摇摆不定都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卖弄风情。

到18世纪末，许多年轻人已经迁移到城市去寻找农村地区找不到的工作。因此，随着美国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触到那些比自己富裕的人享用的奢侈品，并受到向上流动的潜力的诱惑。杰斐逊的美国概念开始被商业经济的物质主义所取代。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变成了“社会运动中的人”。虽然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在女性身上可能不如男性强烈，因为“白手起家的男人”的概念在女性身上没有那么明确地得到认可，但是，因为在剧院和其他社交场合的时髦圈子里混在一起，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妇女意识到了社会流动的前景。这种情况对那些偏离严格行为准则的妇女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因为这不仅关系到金钱和名誉，而且还关系到诱惑和怀孕的可能性。美国城市的特殊诱惑甚至会把受过良好教育和道德高尚的女性诱入脆弱的境地。

《卖弄风情的女人》是一部都市小说，城市的商业文明的吸引是女主人公犹豫不决的原因。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哈特福德、纽黑文和波士顿。每封信的开头都加上了地点。伊丽莎的求婚者之间出现了二分法，桑福德少校总是出现在城市环境中，而博伊尔牧师给她写信的地方是马萨诸塞州的汉普郡，不是城市中心。博伊尔将与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最明显的证据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伊丽莎体验汤普森的美丽诗句，表明他和杰斐逊一样，憧憬田园生活。另一方面，纽黑文和哈特福德是桑福德少校常去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桑福德这样的男人的陪伴下，伊丽莎在城市环境中更自在。在波士顿时，她给母亲写信，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的活动：“我们的晚上都用来参加活动……博物馆、剧院、马戏团和集会是经常光顾的……为了时髦的外表所必需的物品，已经花费了我相当大的费用。如果告诉你多少钱，担心你会认为我奢侈。[1]时尚的外表和城市休闲阶层的各种娱乐对伊莉莎的吸引力实际上使她无法在博伊尔和桑福德之间做出选择。

伊丽莎面临着两个明显的婚姻前景：博伊尔牧师先生和桑福德少校。虽然她根本不希望订婚，但当两人之间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决定时，伊丽莎写道：“有时我想成为一个宿命论者，默许地服从命运，没有任何自由意志的行使;但是，由于我似乎是一个任性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会抵消命运的影响”。[1]伊丽莎所说的命运，一个男人向她求婚，她“无法拒绝”，因为他是她那种地位的女人的“理想”伴侣;另一个男人的“人品、举止……”，所有这些都能吸引她，尽管他有放荡的名声。[1]她想要“抵消”自己命运的愿望揭示了她天真的信念，她希望通过求婚者的选择帮助自己决策。随着博伊尔和桑福德之间的竞争升级，伊丽莎越来越欣赏他们两人。因此，当她试图决定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时，她告诉她的朋友：“关于这些人，我的幻想和我的判断是在一个天平上。有时一个降低，有时另一个。哪个最终会超过，单靠时间就能揭示”。[1]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她都不愿放弃;不确定哪一个最有利于她的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她未来的是“时间”，而不是意志的发挥，因为不断推迟自己的选择，伊丽莎失去了做出选择的能力，陷入了两个男人之间的困境。

只有当她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时，伊莱扎才找到了行动的“决心”，而这正是她在整个小说中所缺乏的。她离开了自己的家，让母亲免受最后审判的痛苦。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伊莉莎·沃顿深受优柔寡断之苦。她被许多人认为是賣弄风情的人，因为她试图平衡她所有的机会。塞尔比在集会上注意到伊丽莎的调情，恰如其分地说，她的行为不是受教育的结果，他说得很对。伊莉莎的成长和她收到的建议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就像露西所说的博物馆里的古董一样，是理性而优雅的娱乐.

被困在一个社会和道德的边缘，伊丽莎成了一个意志瘫痪的受害者。伊丽莎渴望“优雅的满足感”。她说，“我们可以通过将我们的愿望限制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来实现它。我不是很贪心;不过我得承认，我宁愿不费那么大的力气去享受它”。[1]因此，虽然在小说的结尾，露西重申“避免财富陷阱”的重要性（Foster 167），但故事本身对这一说教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福斯特没有假装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向人们展示了城市社会的价值观是一个难以逃脱的陷阱。这座城市不会消失，因此，伊丽莎的诱惑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个浪子的狡猾。伊莉莎的意志危机证明了美国城市社区产生的一种更大的矛盾心理。正是后者创造了一种气氛，使这位聪明、贤惠的年轻女子可能无法在试图永久居住在公共的“休闲领域”和留在她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私人的“必需品领域”之间作出决定。

福斯特使用书信体的形式，使已经出现在十八世纪晚期美国的不同声音的多样性和相互矛盾的消息明显化。此时的美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正在刚刚开始在困惑和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社会秩序。通过将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置于冲突的中心，她能够揭露美国人不断发展的自我概念的不足。伊莉莎和她这样的女性代表了“社会大链”中的薄弱环节，因为到目前为止，共和意识形态只能满足这些女性的需要，而不是她们的欲望。因此，《卖弄风情的女人》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社会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必要性与欲望、意识形态与经验之间的冲突，从而在迅速发展的城市环境中为男女提供明确而可行的角色。因为福斯特选择的形式预示了社区中多种声音对事件的反应，所以它对伊丽莎的堕落进行了辩证分析，拒绝了第三人称叙述者权威性地作出判断时可能出现的明确的解决方案。因为福斯特的所有人物，在他们对公共和私人行为准则和信仰的调解中，表现出矛盾心理，读者也处于解释的边缘。很像伊丽莎，他们可能只被赋予权力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声音都面临的矛盾心理。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使读者接触到了混乱的物质和思想根源，从而使读者接触到了对伊丽莎来说是致命的意志危机，同时拒绝调解或缓解美国社会产生的困境。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一个复杂的挑战，认为一个女人的诱惑仅仅是软弱堕落的后果是不诚实的和不负责任的。

人物命运的处理也体现了福斯特的保守性或者矛盾性。与当时的小说中的那些美丽但没头脑的女性角色不同，伊丽莎则体现了男性的性格特征。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争取以自己的意愿选择爱人的权利，不受别人意见的左右，颠覆了性别角色，因为她发誓永远不停止追求，除非她“实现了所有的愿望”。同时，小说的结尾表明伊丽莎当时37岁，这个年龄与人物的印象形成了一个反差。因为整个小说中，她是所有人物中最富有活力、最朝气蓬勃的一位。她先前曾经屈从于父亲的意愿，之后再也不愿意第二次失去自主权，人们很容易理解她的不情愿：两个追求她的男人对她都有吸引力，又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18世纪的美国妇女既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职务，而且在婚后禁止拥有任何财产。福斯特提醒读者，以伊丽莎的朋友们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和价值观会没完没了地评论她的行为，逼迫她屈从于他们意愿的人。伊丽莎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结果身陷麻烦，使她成为这本书最有趣、最具立体感的人物。

参考文献

[1]汉娜·福斯特：《卖弄风情的女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

[2]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3]劳伦斯·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洪成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梅利尔·D.彼得森：《杰斐逊集》。刘怍昌、邓红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年。

[5]L.G.迪堡：《开国之母：美国革命时代的女性》。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75年。

（作者介绍：杨纪平，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吴泽庆，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