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开凿次第述论

2022-06-30赵蓉

敦煌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重修

内容摘要：北凉三窟特指莫高窟第268、272、275窟，三个石窟毗邻相依，被学界普遍认为开凿于十六国的北凉时期。北凉三窟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统一规划还是渐次开凿，一直未有相关的具体研究。本文尝试利用石窟考古报告数据，分析北凉三窟的空间占位和空间改造现象。同时，将三个石窟中存在的重修重绘纳入考古层位学研究视野，动态把握由这些现象反映出的石窟本体受到干预的时间递进关系，进而对北凉三窟的开凿次第进行综合分析和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北凉三窟目前的面貌是渐次开凿的结果，第268窟前半部最先开凿，其次开凿第275窟及第268窟后半部，再次是第272窟，最后对第268窟进行了扩建，三个窟相继进行开凿、扩建，并很有可能于西凉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渐次完成。

关键词：北凉三窟;避让关系;扩建;重修;重绘;开凿次第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2-0067-14

On the Excavation Sequence of the Three Northern Liang Caves

at Mogao in Dunhuang

ZHAO Ro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sequence of caves 268， 272 and 275， the three earliest caves at Mogao also known as the three Northern Liang caves， which are presumed to be have been built during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i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No research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connecting the three caves that might elucidate whether they were built based on a unified plan or built one after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data provided i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Mogao Caves 266—275， and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later caves were always built to allow for pre-existing fea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yout of the three caves and discusses the architectural modifications and overlapping layers of paintings in search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cavation process that created these caves.This analysis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hree caves were made sequentially， and that the front part of cave 268 was first created， then cave 275 and the rear part of cave 268， and finally cave 272. Various expansions to the caves were made in the same sequence and the caves were likely finished gradually in the Western Liang and Northern Liang periods.

Keywords：three Northern Liang caves; allow for pre-existing features; expansion; restoration; repainting; excavation sequence

北涼三窟主要指莫高窟保存下来最早的、开凿于十六国北凉时期的第268、272窟和第275窟。虽然早在40年代向达先生已经关注北凉开凿石窟的地点问题，并提出敦煌间接影响了凉州石窟寺及云冈、龙门。但将“北凉”具体对应此三窟，则是1958年索柏先生发表的文章，认为其中的第272窟和第275窟人物风格与北凉石塔田弘塔更为接近，因而判断其为北凉开凿，并强调它的重要性在于第272窟与第275窟为一对窟，但同时也提出两窟有可能开凿于西凉的推测{1}。此后，三个窟开凿于北凉的结论于80年代的石窟考古分期工作中得到体现，代表性观点见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三位先生合著《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一文[1]，文中将莫高窟北朝石窟分为四期，其中第268、272窟及第275窟为北朝第一期，开凿时代为北凉。同期，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均在文章中表述此三窟开凿于十六国的北凉时代。此后，贺世哲先生也以“北凉三窟图像研究”为题，对此三窟进行专题概述和研究[2]。另外，对此三窟的年代判断还存在“北魏说”和“西凉说”。“北魏说”的最早提出者为1941—1943年在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的张大千先生，以及受张大千邀请到莫高窟协助研究、记录的谢稚柳先生{2}。与张、谢二位先生依绘画风格判断不同，宿白先生认为三个窟开凿于北魏则有较严密的论述，他曾先后发表文章，探讨三个窟的开凿时间，1956年《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号窟札记》及1978年《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杂考》二文，认为北凉三窟的开凿时间与云冈第一期窟时间相近，但在1989年发表《莫高窟现存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一文，认为北凉三窟开凿时间与云冈第二期石窟开凿时间相近。“西凉说”的代表性学者有王泷[3]和金维诺[4]先生。另外，对这三个石窟年代学研究的综述及分析可参考王惠民先生《敦煌早期石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一文[5]。D1C6F0ED-9320-4E6E-8095-39E977CD5CC3

北凉三窟开凿于莫高窟南区崖面中段上层，彼此紧邻，其编号由南向北依次为第268窟、第272窟及275窟，其中第268窟包含编号为267、269以及270、271，分布于主室南、北壁的四个小侧室。第272窟又包含窟门两侧的第272A和273窟。从上世纪中叶到目前为止，针对三个石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体现在石窟分期断代、风格归属、造像思想等方面，虽然对三个石窟的前后开凿次第有所涉及，但尚缺乏从石窟本体出发的细致述论，以及针对三个石窟彼此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三个石窟于何时开凿，与三个石窟间的开凿次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本文尝试利用石窟考古报告数据，分析石窟的空间占位和空间改造现象。同时，将三个石窟中存在的重修重绘现象纳入考古层位学研究视野，动态把握时间递进关系，进而对北凉三窟彼此之间的开凿次第及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和论述。

北凉三窟中的第275窟曾被认为是三个石窟中开凿最早的石窟，然而在随后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第268窟的开凿比275窟早”[6]。在《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根据北凉三窟存在的重绘现象，又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第268（含267、269、270、271窟）、272（含272A、273窟）、275窟的原创期，塑像、壁画内容见于第268、272、275窟第一层和第272A、273窟;第二期为267、268窟第二层、第269窟、第270窟、第271窟、第274窟、第275窟第二层;第三期是对272、275窟进行的重修”[7]。三期对应的大概时间分别为：北凉、隋、归义军时期。本文研究三个窟初始规划和开凿次第，主要聚焦于第一期。

一北凉三窟所在崖面空间占位情况{1}

莫高窟南区崖面立面图反映出北凉三窟处于此段中心偏高的位置。若将目前已经处于地表以下的第489窟计算在内，则此处是莫高窟开凿石窟唯一达到五层之多的区域。第489窟在垂直方向上正对着第272窟，两窟之间还夹有第一层的第481窟、第二层的第57窟等。从目前地面起算，北凉三窟处于第三层。这一段崖面的第四层则存有第459、460等窟。按《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给出的年代和目前的层位，五层石窟所在开凿面完成的大概时间由早到晚依次为（图2 上）：

1、北凉三窟所在第三层;

2、第489窟所在的负一层{2};

3、隋代第56窟、初唐第57、58窟及第59窟所在第二层;

4、盛唐第458、460窟、晚唐第459窟所在第四层;

5、盛唐第482、483、484窟及中唐第479、478窟所在的第一层。

约十多米长的这段崖体上，早、晚期石窟相间杂处，开凿时间及重修现象从5世纪持续到10世纪，反映出的崖面占位情况非常复杂。

北凉三窟所在第三层的石窟联合平面图显示，北凉三窟在历次崖体的崩塌之后仍保留了主体部分，与两侧塌毁过的崖体比较则略显凸出之势（图2下、图3）。而此段崖体的顶部斜坡，也恰好在北凉三窟所在崖体的左、右两侧，形成两个扇形的自然风化和以流沙滑漏为现象的地质塌陷形态，侧面说明北凉三窟所在崖体相对坚固。位于北凉三窟北侧的崖顶，其扇形塌陷区域的跨度直达第285窟南侧，反映了这一段崖体在历史时期的崩毁情况（图1）。

北凉三窟在崖面占位方面不仅体现出位居中心、地質坚固的优势，而且晚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所修建、位于崖面第一层的第61窟和第55窟两座大型石窟，恰好位于北凉三窟两侧，形成胁护之势。

2011年出版的《报告》针对这一段崖体外立面存在的岩孔遗迹进行分析，认为三窟“在历史上或许有过一定的规划”[7]243。简言之，崖体外立面特征显示，在历史某一时期，三个窟可能具有组合窟的特性。马德先生也曾认为此三窟作为一组完整的佛教建筑群，于北凉时期一次完成[8]。

崖面立面图显示三个窟开凿在相同的水平面，平面图则表明第275窟的开凿方向不同于相邻的其他石窟。第275窟方向为东偏北2度，第272、268窟方向分别为东偏南5度及东偏南8度[7]48，97，151，第275窟与第272、268窟在开凿方向上相差7—10度（图4）。除此之外，三个窟相距也异常紧密，最近处相距仅10cm左右。由于同期开凿的石窟有可能采用相对一致的开凿技术和标准，因而开凿方向的差异有可能暗示出开凿时间的差异。

二北凉三窟的空间形态与重修、

重绘现象

北凉三窟的内部空间形态独特，且存在较为复杂的重修、重绘现象，在历史上使用频率较高。石窟的重修、重绘一般发生在自然灾害、人为损毁、长时间废弃之后，或表现为以空间改造为目的进行的修葺。特别是第268窟，在隋之前就经历了二次以上重修、重绘和改造，因而目前遗留的现象十分复杂。

1. 第268窟

第268窟在北凉三窟中体量最小，平面纵长方形，平顶，西壁上半段开小浅龛，塑一身交脚佛;南、北两侧壁各开凿有两个小禅室。早在1986年，已有学者认为第268窟是北凉三窟中最早开凿的石窟[6][8]58，其中第270窟曾经过两次重修[6]。也有学者提及第268窟前段壁面存在泥层覆盖现象，推测第268窟全面重修的下限在魏都迁洛后不久[9]。《报告》同样指出第268窟东端的第269窟及第270窟甬道口沿存在较厚泥层覆盖的迹象，并认为泥层覆盖现象并不一定遍及全窟[7]53。赵声良先生提出西壁龛有可能为晚期制作[10]。马德先生认为第268窟西壁及窟顶之画塑为北凉原作[8]55。

第268窟目前可见的重修迹象，包括以下几方面：

1）甬道口沿

以第268窟南壁东侧即第269窟拱形甬道门沿为例：位于第268窟南壁、第269窟甬道东侧的表面泥层，覆盖了底层暴露出的一段素面光滑、“薄如蛋壳”的白粉层。此重层一直延续至甬道门沿，从甬道门沿上方敷泥裂隙可见，甬道口沿上部某些部位覆盖泥层的厚度达到了近10cm。第268窟北壁东端的第270窟甬道门周边也存在类似现象[7]95，这样做相当于缩小了原甬道门，降低了甬道门高度，是对原甬道门的修补和再造（图5）。D1C6F0ED-9320-4E6E-8095-39E977CD5CC3

2）窟顶压角泥桁条

窟顶部与四壁交接处一周墙角塑有宽约5cm，厚约3cm的压角泥桁条。第268窟南壁东侧与窟顶相接处有一段破损，其上的压角桁条可见明显的两层敷泥，表面泥层敷彩，厚度约1cm，底层无任何颜料附着的痕迹，较光滑。推测原因为：其一，该段墙角压角桁条为重修时第二层塑作;其二，制作窟顶泥桁条的技术要求（图6）。

3）壁面裂隙

窟顶表面泥层及彩绘与第268窟表层壁面都应为一次性修建完成。除窟顶东侧压角桁条存在两层敷泥外，窟顶中部，位于第269、270窟与267、271窟之间的壁面存在贯通至南、北壁面的表层壁面裂隙，后经近代填泥修补。这一裂隙出现于窟顶由西向东第三组平棋正中的位置，与石窟南北方向横断面水平。可推测是表层泥皮收缩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此处崖体存在大面积横断裂隙的可能。

4）地面高度的变化

第269、270窟与第267、271窟地面高度不同，两者与第268窟主室地面高度也不同，相当于五个被区隔的空间共有三种地面高度。位于第268窟东侧的第269、270窟地面相对保持在同一高度，平均高于目前第268窟主室地面约16cm（图7下）。位于第268窟西侧的第267、271窟地面，以及第268窟西端台地相对保持在一个高度，高出目前第268窟主室地面约12cm（图7上）。第267窟和第271窟目前甬道口无门槛，或被清末穿洞所毁。第269窟和第270窟设置门槛，且高度高于第269及270两窟地面约15cm，高于第268窟主室地面约30cm。窟室地面高度存在差异的事实，目前并无相关研究。敦煌地区目前已知的禅窟案例中（包括北区生活区），也尚未发现与第268窟相似的情况。

第268窟主室南、北两侧壁面下端，与西端台地高度相近位置，存有规则且水平分布的壁面破损，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某时期下挖地面、补修泥壁后再次脱落的结果。窟内四个禅窟地面都曾抹有细泥，且第269、270窟甬道门槛实为粘土垒砌后在表面敷以细泥所成。综合多种因素，可以推测，第268窟内部几种地面高度的变化与石窟空间改造存在密切联系，其主室地面与四个附属禅窟地面存在前后重修再造的关系。

发生在第268窟第一期较为明显的重绘现象，是西壁龛下壁面的供养人绘迹。贺世哲先生曾认为第268窟西壁龛下供养人画像经过两次重修，表层是北凉供养人像，与炳灵寺第169窟建弘题记处的供养人像风格类似，北凉供养人画像下还覆盖有一层供养人像，形象不明[6]。

2. 第272窟

第272窟开凿在第268窟和第275窟之间。平面方形，穹隆形覆斗顶，西壁开龛，塑一尊等身坐像。入窟甬道为拱券顶。第272窟较为明显的修缮痕迹基本发生在晚近，如：南、北壁清代穿洞痕迹;西壁龛内坐像头部及双手的补修;入窟甬道顶部的补修等。而明显的重绘发生在西壁龛外两侧壁面下部位置，绘制的供养人覆盖了底层原绘的三角垂幔纹，属于五代及宋时期的重绘。据《报告》描述，“第272窟不存在泥层的重修覆盖，仅存在颜料层的覆盖，共有两层”[7]100，即指此供养人绘迹。马德先生对第272窟的看法是：“第272窟现无北凉改建前的痕迹，可能在法良原建窟的基础上根据佛殿的需要作过扩建。”[8]59

虽然第272窟第一期不存在明显的重修现象，却存在《报告》亦未提及的重绘现象，即：第272窟西壁存在的改绘痕迹。改绘主要发生在西壁上半部红底色的壁面，目前表层绘有供养天人或供养菩萨，被覆盖的底层壁画原绘有千佛。

西壁龛外南、北两侧底层原绘千佛的排列形式和上下分栏与南、北壁千佛相似，只是并未延及窟顶西披。龛南、北两侧千佛各为5排8列，共80身。但千佛之间的间隔排列不似南、北壁千佛紧密，也无分栏和底层草稿弹线（图8、9）。从题材内容来看，西壁的改绘，将千佛全面覆盖。从千佛保留了较明显的绘迹判断，有可能是绘制完成后，经历过褪色才被第二次重绘所覆盖。千佛有可能着红色通肩袈裟，结禅定印，目前仅头部和手部轮廓颜色尚存，隐约能看到头光及背光痕迹。原绘极有可能使用了易褪色的红色植物颜料。表层重绘后，由于底层千佛肤色所用颜料具有较强的附着力和排他性，致使覆盖其上的表层重绘颜色逐渐褪失。但需注意的是：西壁底层千佛的绘制方式不同于第272窟南、北两侧壁，千佛头部和手部颜色之下透出的仍然是最底层的红色，而非素壁本身。这意味着在绘制千佛前，该壁面有可能已被大面积涂成红色。

3. 第275窟

第275窟是三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平面长方形，平顶加两面披的盝形顶，西壁不开龛，通壁塑一身交脚双狮座菩萨，两侧壁上半部各开三个小浅龛，内塑4身交脚菩萨及2身思惟菩萨，东壁大部已毁，甬道仅存南侧壁下半段。从目前第275窟表面现状看，重修主要发生于较晚时期，特别是10世纪曹氏家族对周边石窟的修缮及第61窟{1}和第55窟的开凿，有可能带动包括第275窟在内崖面的整体修缮。

由于第275窟位于崖顶一处冲沟或风化塌陷处的南侧（图1），窟顶有可能因崖体受到持续的雨水渗透而导致敷泥垮脱。第275窟顶部前段，以及甬道北侧的崖体有可能在这一长期外力作用下，受地震影响，在历史某一时期崩圮或渐次塌毁。这也有可能是在第275窟修建隔墙以支撑窟顶的原因之一。虽然后半段窟顶足够坚固，没有发生整体垮塌，但持续的水分渗透导致顶部敷泥连带表层岩体完全脱落，形成目前顶部加固后的形态。

第275窟较为明显的重修是窟内隔墙的彻建，其位置在第275窟南、北壁东起第一龛和第二龛间（图10），隔墙从地面至窟顶对石窟拦腰进行了完全封堵，敷泥彩绘，并留有进出的甬道。与隔墙敷泥彩绘同时期的重修还包括对隔墙以东部分，原第275窟南、北壁东侧及东壁进行敷泥彩绘。

因加固需要，1991年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对第275窟隔墙及与隔墙同期的重层壁画进行了拆除和剥离，除保留北壁部分重层壁画外，其余壁画均贴附于第275窟前部保护加固的支撑体墙面上。拆除和剝离后露出的属于第275窟第一期的绘迹包括：第275窟南壁、北壁、窟顶被隔墙封堵的部分;隔墙以东，南壁下半部分;隔墙以东原东壁下半部分。东壁与窟顶相连的上半段崖体早已坍塌，目前第275窟东壁残存高约180cm、南北宽约110cm、东西长约120cm的一段崖体。崖体上残存损毁严重的原东壁壁画一幅。《报告》认为是石窟建成后，历史上第一次重修的绘迹{1}。除此外，记录在案的对第275窟的结构性改动还包括：1964年对坍塌的窟顶前部进行的保护修缮和加固;1965年对清末凿出的第272窟与第275窟之间的穿洞进行了封堵。D1C6F0ED-9320-4E6E-8095-39E977CD5CC3

事实上，第275窟东壁目前所定义的重修，有可能是石窟建成后，历史上第一次进行重妆或改绘后遗留的现象。目前被剥离出的东壁残损严重，东壁与南壁转折处的表面涂绘层也几乎损毁殆尽。东壁无明显泥层敷盖现象，但可以在表层不足毫米厚的白粉层下，发现原初壁面构图的土红色水平分界线痕迹，较明显的共有两条：一条位于离地面约150cm处，另一条位于离地面约105cm处（图10）。离地面较近的这条分界线刚好与南壁构图分界线即佛传故事与供养菩萨分界线高度相同。意味着原壁在此位置的壁面构图规划与南壁相吻合。因此，东壁的这次重修属于敷盖白粉层后的重绘行为，重绘前的东壁有可能存在与窟顶损毁同一外力因素作用所导致的残损。

三北凉三窟之间的开凿次第

与避让关系

上述三个石窟的重修重绘现象，部分反映了历史上三个石窟的改造和修缮情况。以下结合三个石窟在空间形态上的关系，分析其成因及开凿次第。

1. 第268窟的开凿次第及存在的避让关系

1）侧壁四个禅室的南北进深及形态

第268窟平面形制并不十分对称，特别是位于西半段的第267窟及第271窟，两者不但面积存在差异，其与第268窟东半段第269及270窟的大小也存在差异。而第269窟及270窟则呈较为对称的布局，彼此之间大小及面积相近。第271窟南北进深约83cm，与同为北侧的第270窟南北进深相差约10cm，与第267窟南北进深相差17—26cm（见下表）。

第271、267窟所在的位置分别紧邻第268窟两侧的第272、266窟，有可能涉及开凿时间先后对崖体空间的利用、占位和避让已有石窟的情况。第267窟与第266窟最窄间距约13cm，第271窟与第272窟最窄间距约16cm。在石窟开凿的早期，崖面空间相对富裕的情况下，间距如此之近，一方面说明早期石窟对崖体的利用较充分，另一方面也暗示石窟空间有可能存在先后开凿和彼此避让的关系（图11）。

据此推测：相比其他三个禅室的开凿深度及形态而言，第271窟南北进深较浅或是为了避让第272窟南壁，表明第271窟开凿时第272窟已经开凿完毕。第267窟南北进深比其它三个禅窟都深，说明开凿时其与第266窟的距离相对比较远，存在尽可能向南侧扩展的趋势，而且第267窟开凿时，266窟也已经开凿完成。

2）与南、北两侧石窟之间关系

如果第271窟避让了第272窟，第267窟与第266窟之间原本留有充足的空间，则说明第272窟开凿时，留给第272窟的崖面空间并不富裕。如果再关注第266窟及第272窟的空间形态，会发现两者的甬道深度恰好都避开了第270和第269窟的崖面占位，第266窟采取的措施是尽量远离，而第272窟则加长了甬道以避开第270窟。这一现象说明存在第272窟避让第270窟、第266窟避让第269窟的态势。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第268窟前半部、后半部、第272窟及第266窟的开凿存在时间差。

将各窟之间的避让关系与上述第268窟的重修重绘以及3种地面高度并存的现象同时进行考虑，结合壁面重层敷泥位置信息，可以将第268窟主室空间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第268窟前半部（包括第269、270窟）、第268窟后半部（包括第267、271窟）。这两部分存在先开凿、后扩建再整体重修的情况，由此导致了第268窟地面高度及平面形制的变化。最早的开凿面有可能仅为目前第268窟前半段。关于重层的位置信息，《报告》也指出：“南壁西侧小窟（第267窟），门道西壁中段残破处，可见泥层下露出的砾石面，泥层厚约1cm，未见重层，或可说明重层不一定遍及全窟。”[7]53

扩建工程拓展了原有石窟的纵深，由于原窟高度的限制，在扩建过程中，第268窟主室有可能历经两次地面下挖，第一次由第269、270窟地面高度下挖4—5cm，并在此高度面上开凿了第267、271窟，致使第269、270窟内部地面相应升高。

在对扩建好的石窟整体重修时，对前部有光滑素壁的一段与后部新开凿砾岩面统一覆盖泥层，可能是造成表面泥壁出现裂隙的原因之一;在下挖地面后开凿的第267、271窟，甬道门相对较低，从另一方面证明存在下挖地面和规约窟门尺度的情况。为了使四个禅室的甬道门保持高度一致，对原窟第269、270窟甬道门进行了修补和缩小处理，形成图5所示甬道门处近10cm厚的泥层。

3）主室形制

第268窟主室地面形制并非规则的纵长方形，而呈现由东向西逐渐拓宽的态势。西端地面宽约120cm，东端宽约85cm，相差35cm，并且西壁略呈弧形，说明在扩建时有意识拓宽了石窟，或是为西壁塑绘留出一定空间。

另外，第268窟东南转角处残存约15cm宽的东壁，北壁靠近地面相应位置留有一凸出北壁约4cm、属于原砾石面的石块，《报告》判断为原第268窟甬道北壁[7]49。若此，如果推测第268窟原窟东壁凸出北壁10cm，那么原窟入窟甬道口宽度将仅为63cm，与第269窟甬道口宽度相当，以第269窟空间比例判断，第268窟最初的规模可能仅有现主室前部一隅见方。

综合分析以上情况，对第268窟的开凿和重修过程试作以下推测：第268窟的开凿扩建存在由单室—双室—拓凿（双室地面升高）—四室（双室地面再次升高）的过程。

单室：由上述推测判断，第268窟入窟甬道宽度仅与第269窟甬道宽度相当，最初开凿为单室，即目前第268窟主室东部，南北宽约85cm见方的区域，地面高度有可能与第269、270窟目前高度一致，此阶段不一定會敷泥，因此碳十四测年无法作用于此。或可考虑乐僔开窟的相关推测{1}，开凿为单龛的原因，推测除了初期尝试性开凿阶段，窟室普遍偏小外，也存在早期坐禅用窟室大小有一定制度规定的可能。

双室：其次，单室发展为双耳室窟。即在原窟主体上进行全面拓深、拓高，由前所述窟顶及壁画裂隙的位置，主室地面约为长方形，即目前268窟主室前半部的格局，地面高度不变，总体高度约为160cm。于窟前部对称开凿第269窟与第270窟，并整窟进行敷泥，素壁，主室窟顶浮塑压角桁条。窟内未凿建龛像。D1C6F0ED-9320-4E6E-8095-39E977CD5CC3

拓凿（双室地面升高）：再次，推测在不长的时间内，整体石窟进行了第三次重修，这是一次向崖面深处拓凿以及地面下挖以升高窟室空间的过程。窟室高度与第268窟西端矮台一致，形成目前第268窟主室基本面貌。整窟敷泥彩绘，并于西壁开龛造像。

四室（双室地面再次升高）：此后，于主室两侧壁开凿第267、271窟，为使地面高度与第272窟及275窟保持一致，又对第268窟主室地面再次进行下挖，形成窟内西龛前地面的矮台，第267窟和第271窟地面随之升高，第269窟和第270窟地面亦再次升高。

2. 第272、275窟的开凿及其与邻窟的避让关系

第268窟的开凿扩建与第272、266窟存在避让关系，第272窟的开凿与第275窟亦是如此。第272窟开凿时除了对第270窟有所避让外，其甬道长度超过了第275窟，同时在开凿高度上对第275窟有所避让。因此，第272窟整窟开凿或扩建的时间晚于第268窟双耳室窟，也晚于第275窟的开凿。

从三个窟联合平面图判断，第272窟主体进深长达274cm，西壁与北壁相交处地面及窟顶投影正好位于第275窟南壁上层中龛的位置，而且平面投影关系有所重合（图11）。假设第272窟开凿时高度不进行限制，必然存在打破第275窟南壁中间阙形龛龛底的可能。另外，第272窟西北角在开凿时很有可能已经对第275窟南壁有所损毁，清代的穿洞也刚好位于该处，该穿洞被打通前，有可能已存在自然的洞穿现象。

从三个窟立面位置关系图分析（图12），第272窟与第275窟相距最近处不足10cm，说明其中一窟开凿时空间有限。第272窟窟顶北侧的高度與第275窟南壁上层龛的龛底刚好错开，彼此相距约18cm。与此同时，第272窟南壁的高度明显高于北壁，说明在开凿时，北壁有可能因避让了第275窟上层龛而在开凿高度上受限。而第275窟南、北壁上层龛的高度位置相当，形态比较均衡对称，未表现出空间受到限制的现象。第272窟窟顶南披壁面抬升角度较北披陡直，却在中途突然转向平缓，并调整到目前窟顶平面高度（图12）。这样做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为保持窟顶的相对平整规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第272窟北侧因为避让第275窟而在高度上受到了限制。

由于加固保护，北凉三窟地面已经尽被水泥覆盖，无法判断原初地面情况。但立面图反映三窟地面高度基本保持一致。正是第268窟二次开凿过程中将地面下挖，从而与第275、272窟地面保持了一致（图12）。不仅如此，第268窟内部整体高度也与第272窟壁面高度不相上下。

3. 开凿次第及原因推测

综上，推测三个窟的开凿顺序为：在原先第268窟单室或双室禅窟存在的前提下，在其北侧一定距离外新开凿了第275窟，紧接着在第268窟双室窟和第275窟的夹峙间开凿了第272窟，这之后又对第268窟进行改扩建，使其成为四室禅窟，方始形成目前三窟看似统一规划的局面。

至此，北凉三窟短期内未再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直到第275窟隔墙的垒彻。形制为覆斗顶窟的第272窟，甬道长度与石窟主体的比例关系，在莫高窟早期不存先例。西魏第249、285窟同为覆斗顶窟，但甬道长度都相对较短，不具备可比性。而第266窟形制与第272窟有相近之处，其甬道长度仍比第272窟甬道短。

由以上分析，虽然不能完全确定第268窟开凿、扩建的时间，重修前后窟室空间的确切变化以及具体功能的转换，但透过一系列现象可以推测，在第268窟主室和附属小禅室扩建为目前形制的过程中，使用人数的增加、新功能及新制度产生的诉求是导致其内部空间形制变化的主因。而第268窟最初很有可能是供一人修行的单室禅窟或具二耳室的双室禅窟。

四作为历史现象的重修重绘

除了石窟开凿存在先后，三个窟在建成及统一规划后也存在数次重修重绘现象。而石窟表面的重修重绘现象往往会对石窟研究者的判断造成影响。早在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的勘查期间，北凉三窟存在的这一复杂现象已被提及。当时以第267—271窟表层为隋代风格壁画，而将其称为隋窟，因存在表层下剥出魏画的事实，又强调“这是一个魏窟所改的。当然这只是现在所能判定的，可能还有些石窟经过后代重绘尚未被发现”[11]。

事实上除了北凉三窟，重修重绘现象普遍存在于敦煌北朝早期石窟中。特别是重绘，如北魏第259、251窟，即便是窟顶较高的位置，仍然存在重绘痕迹。同样，这一现象也普遍存在于河西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如文殊山、金塔寺、炳灵寺以及麦积山石窟等。

以麦积山为例，如魏文斌先生所指出：越早期石窟的共性之一就是被后代重修的情况越多，而北魏晚期是麦积山重修的高峰期。麦积山部分早期石窟重修发生的位置及性质大概包括：1）石窟内的结构性改造：如麦第51窟北魏晚期对正壁上端两侧的小龛缩小处理，并添饰以龛楣龛柱;麦第155窟北魏晚期将景明正始年间开凿的石窟改造，填堵正壁龛两侧小龛。2）改塑人物形象：如麦第51窟正壁胁侍菩萨改为两弟子;麦第155窟将两侧壁菩萨改为两弟子。3）添塑人物形象：如麦第100窟给三壁上部小龛及两侧壁大龛内的小龛添加胁侍菩萨、在正壁主尊下方两侧加塑影塑供养人等。至少在北魏时期，重修和改造石窟的现象普遍存在于麦积山石窟[12]。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也反映出重修与重绘在莫高窟历史上普遍存在。如Ch.00207号文书《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有曹氏大规模重修第96窟的记载。从宋乾德四年（966）五月开始对原建于唐延载元年（694）的第96窟进行了重修。该窟在晚唐文德年间（888）曾由张淮深重修过一次。966年的重修，因下层柱木析损，从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日，每天用306个俗僧劳动力，3672个工，12天即完成，并记曹元忠及夫人迁居南谷[13]。第61窟东壁自北侧第一身比丘尼到第七身于阗公主像实施过重绘，重绘时间约在980年左右，与建窟下限的显德四年（957）相隔23年。重绘的原因，贺世哲先生认为是为祝贺曹延禄娶于阗公主李氏或于阗公主李氏为庆贺其夫曹延禄被北宋王朝新授“太保”[14]。从所例举文献中可以约略统计出石窟重修间隔的时间。第61窟对供养人的重绘，不涉及对石窟的修缮，间隔时间至少为23年。第96窟涉及对较大型石窟的重修，时间间隔100年以上，但不能排除期间有小型的修补或供养性质的重妆。D1C6F0ED-9320-4E6E-8095-39E977CD5CC3

5世纪左右，北方重修旧有的寺庙和窟龛也相当普遍。《高僧传》中就记有多条有关重修重建寺宇的内容，如卷五竺法汰条，提到法汰所居瓦官寺在晋兴宁中由沙门慧力乞为寺，当时仅有堂和塔。到法汰居住时，修拓房宇，依地势起重门。法汰卒于晋太元十二年（387），当知修缮和在旧寺基础上增建在4世纪已不鲜见。竺法护译于3世纪的《正法华经》中也涉及对寺庙及造像的修缮功德：“若缮坏寺，修立形像，功德志性，有百福相。”[15]因此，隋唐前发生于北凉三窟的重修重绘现象也是时代旨趣及宗教习俗的反映。

结论

由以上分析說明，北凉三窟存在一个先后开凿和重修重绘的过程。总结三个窟的开凿次序如下（图13）：

首先，初始阶段，开凿了第268窟前身，其形态为单室单龛，仅容一人的方形小禅窟，可能不存在泥壁;

第一阶段：单室小禅窟扩建为含第269、270窟的双耳室禅窟，主室地面下挖，窟内粉以白色素壁，主室窟顶仅有一周压角泥桁条;

第二阶段：距离第268窟北侧一段距离开凿了第275窟，第275窟的开凿考虑了石窟之间相隔一定距离，窟内进行塑像及壁绘;

第三阶段：产生特别需求，拓凿第268窟主室，此过程可能与第275窟的开凿同时进行。

第四阶段：第268窟与第275窟之间开凿了第272窟，第272窟顶部和平面的开凿受到第275窟上层龛底高度及南壁所在位置的空间限制，采取了避让措施;甬道避让第270窟而加长，石窟高度避让第275窟上层龛而受限;进行塑像和彩绘，西壁有可能仅涂红色后绘制简单千佛;

第五阶段：第268窟两侧壁开凿第271、267窟;缩小第269、270窟甬道门;对南北侧壁及四禅室进行泥层覆盖并彩绘，此后，第268窟地面再次下挖，以便与第272、275窟地面高度保持一致。第272窟此后又经历重绘，对原绘褪色的情况进行了彩绘修补，改绘了整个西壁。

总体而言，北凉三窟由第268窟前期形态——第275窟开凿——第272窟开凿——第268窟扩建的这一开凿过程倘能成立，其统一规划的时间若在北凉，则整体开凿时间会相应提前，特别是考虑第268窟西壁供养人画像下还覆盖有一层供养人像，三个窟最早被开凿的时间很有可能陆续发生在西凉到北凉之间。若三个窟统一规划于北魏，则要考虑开凿次第之间的时间间隔，而前期开凿也必然会涉及西凉及北凉的经营。本文对北凉三窟开凿次第的论述，是依石窟现象而做的逻辑推理，尚存不完善之处，期待对此有兴趣的学者指正。

本文虽未探讨第272A及第273窟，但其与第269、270窟“双室禅窟”的性质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以对龛的形式表现两身坐禅僧，在其后的第285窟再次出现。坐禅僧身份是佛教体系中的传说人物，或与莫高窟创建期活动的僧人相关，亦或是两者的兼顾？将是未来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而以北凉三窟陆续开凿于西凉到北凉的结论，考虑部分复杂的重修重绘，有可能体现出将实用空间转换为纪念空间的特性，如275窟东壁的重绘。那么，禅龛用来纪念和表现当地僧团领袖的情况亦不无可能。与敦煌佛教有关的僧史中除366年创窟的乐僔、稍晚的法良，还有十六国时期的昙无谶和昙摩密多的事迹。因此，北凉三窟的开凿、续修必然与在敦煌活动的同期僧人相关，其功能和形制体现出的应是当地僧团的需求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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