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存在即合理，每一种媒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传统媒体不会被新媒体（数字媒体）完全替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与防疫情况，必然导致城市与农村的防疫传播方式大相径庭。在农村，大喇叭广播是防疫的有效法宝。而在城市，社区的小喇叭则随处可见。文章以城市社区小喇叭这一传统媒介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法，探究传统媒介在新媒体时代焕发的新的生命力。小喇叭作为传统声音媒介的变体，因其传播内容针对性强、传播形式简单易接受和随播随走的特点，以及其公信力高、性价比高和精准解码的独特优势在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城市社区小喇叭更是展示出三大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即信息传递功能、完善基层服务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

关键词：喇叭；传统媒介；社区传播；群体传播；传播功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9-0120-03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大喇叭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不少农村地区的诸多硬核喊话频频登上热搜，甚至被网友进行二次创作。喇叭这一传统传播媒介在抗击疫情的非常背景下在农村地区再次焕发了生机。在农村，防疫是以村为基本单位，且村村都设立了固定的广播站用于日常信息的传播。当疫情来袭，家家户户闭门不出时，广播站就用大喇叭传播防疫信息。城市的情况与农村不同，传播防疫信息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大相径庭。首先，城市并没有固定的广播站，只有广播电台。其次，城市防疫的最小单位是社区，社区与社区的防疫情况又不尽相同，使用覆盖面较广的城市广播对于各个社区来说针对性不强，传播效果并不好。最后，大喇叭传播具有“不听也得听”的强制性，而城市中的其他传播方式都基本依靠用户主动发现信息，用户在有限的浏览时间中顾此失彼，容易出现遗漏重要防疫信息的情况，不如喇叭强制灌输信息的效果好。因此在城市社区中使用小喇叭传播防疫信息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美国传播学家乔舒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情境论，每一种独特的行为都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1]，喇叭——这一在城市生活中逐渐被遗忘的传播工具，正是在疫情反复的特殊情境中，出现了在社区传播中使用喇叭的特殊行为，喇叭这种传统媒介再次焕发活力。

文章以郑州市B社区为样例，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B社区居民中选取50人，围绕小喇叭传播信息等话题，通过微信平台展开半结构化的访谈，并分析访谈内容。

二、城市社区小喇叭的特点

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提出，特定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他在《帝国与传播》中区分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认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具有耐久的物理特性，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可以进行纵向的历史传承。倚重空间的媒介在耐久性方面比较逊色，但其质地轻便易携带，如莎草纸等，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横向的传播。伊尼斯认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2]。喇叭作为口语传播的延伸，主要依靠声音介质传递信息。声音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且声音转瞬即逝不易留存。所以喇叭这一传播媒介不如文字媒介的时间偏向强，又不如广播媒介的空间偏向强，这就决定了喇叭传播的信息不能太长太复杂，这里总结了社区小喇叭的传播特点，为了突出其特点，与农村大喇叭进行对比。

（一）传播内容针对性强

城市社区小喇叭不像农村大喇叭传播的内容中还包括天气、新闻等其他信息，小喇叭的传播内容只有防疫提示，并没有其他的传播内容。小喇叭的防疫提示有两种，一种是日常防疫提示，如“外地返郑人员提前三天到社区报备”“进院请扫码测温”等。播放的这种防疫提示涉及的时间范围较大，在防控期间几乎全天候播放。另一种是特殊防疫提示，只在特殊的时刻和情境中出现，涉及的时间范围较小。例如，在组织居民参与全员核酸检测时，“核酸检测即将开始，请居民到楼下进行核酸检测”。

（二）傳播形式简单易接受

城市社区小喇叭的传播形式单一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传播语言。由于城市人员构成复杂，一个城市社区的居民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且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为了兼顾传播效果与城市形象，做到人人听得懂，人人愿意听，小喇叭的播报语言大多是标准普通话，个别时候也会用河南话。此外，城市社区小喇叭在播报时多使用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我们是封控区，请居民朋友做好居家隔离，非必要不要外出，不要给国家添乱”。相比之下，农村大喇叭中的防疫提示表达形式就丰富很多，如顺口溜、戏曲、相声等充满地方特色的表达形式。农村社区的村民社会文化背景基本一样，因此农村大喇叭中多习惯使用方言，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并且农村大喇叭的语言表达更加随意，网友总结为“唠家常式”“家长训话式”等形式。传播形式单一还体现在单调的反复播报。城市社区小喇叭的播放形式就是利用录音设备，将相同的防疫内容（大多时候就一句话）无限反复播放，没有其他任何修饰。农村大喇叭大多靠同一个人播报同一个防疫信息，每次播报的防疫内容不会一模一样，且有时会有声效辅助（如打快板）。

（三）设置临时不固定，随走随播

城市社区小喇叭的设置往往是临时的，不像农村广播站的设置是长久的。小喇叭的设置地点与设置数量也都是不固定的，往往是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来决定。由于设备设施的局限性，农村大喇叭的地点不能随意变换，城市社区小喇叭却能随走随播，防疫人员可以将小喇叭随身携带，将防疫信息传播到社区的各个角落，提高信息的到达率。

三、城市社区小喇叭的优势

无论是农村大喇叭还是社区小喇叭都是靠声音传播信息的工具与手段，胡康认为在疫情防控期间用喇叭传播信息的优势有三：亲切朴实展示口语传播的魅力；营造沉浸式信息传播场域；提高信息传播效率[3]。农村喇叭是对无差别受众的广播，且村民的整体媒介素养较低。因此于凤认为在农村基层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中，使用喇叭有消弭信息鸿沟的作用[4]。根据综上农村大喇叭的传播优势，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思想，喇叭基于不同的场景背景以及不同的人的行为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城市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小喇叭的传播优势有以下三点。

（一）成本低，门槛低，效率高

城市疫情防控的最小单位是社區，这就意味着选用的媒介覆盖率不用很高。且基层防疫经费和人力都有限，不会在传播工具上投入太多的经费。本着价值最大化与经济适用的原则，小喇叭成为最经济实惠的选择。小喇叭的价格便宜，使用简单方便，对播音者的要求不高，随录随播，无须额外的后期技能。又因声音介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公放的喇叭播报让覆盖范围内的居民没有选择，不听也得听。同时喇叭播报又是重复播报，同一信息在反复重播下会加深社区居民对信息的记忆。在社区内防疫工作者随身携带小喇叭，将防疫信息传播到社区的各个角落，信息的到达率高。

（二）公信力强，值得信赖

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最忌谣言的传播，产生谣言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信息的缺失。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由于居民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于防疫信息他们难辨真假，导致不少消息以讹传讹。首先，小喇叭的传播者是社区工作人员，比起网上的流言蜚语，社区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的小喇叭传播的信息天然有着更高的可信度。其次，城市人口构成复杂多样，不似农村是“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熟悉信赖，口头传播较为常见且可靠。城市是一个没有血缘的“法理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较重，并不会轻易相信道听途说的消息，因此社区小喇叭的传播就显得既权威又客观。

（三）“小众信息”精准解码。

在封控隔离期间，人际传播大幅减少，只能靠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取信息。由于大众媒介经营理念的限制，要做到“利润最大化”，大众媒介不可能做到对每个社区甚至每栋楼都进行及时详细的报道。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信息”，但是隔离在家的居民只想知道关于自己的“小众信息”，如我们社区什么时候解封、我们楼什么时间做核酸等。这些信息细小又繁杂，经常随现实情况而发生变化，时效性很强，在大众媒介上难以找到，这时小喇叭就刚好弥补了大众媒介的不足。按照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提出的“媒介补偿理论”，人类在媒介演化过程中，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以往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5]。从一定程度上看小喇叭的“小众”反向补偿了大众媒介的“大众”。第二，小喇叭的及时性很强，随录随播，随播随改。值得一提的是，新媒体的及时性也很强，但是新媒体因自身的可选择性降低了信息到达率，而小喇叭声音的强制性提高了信息的到达率。简单来说即便防疫信息在第一时间发布在新媒体上，居民们在繁杂的信息中也不一定能及时看到这些信息。第三，小喇叭的针对性很强，由于其覆盖范围小，仅在社区内传递信息，甚至可以小到针对一栋楼的居民进行信息传播，故居民对小喇叭的信息解读也是十分精准的，不易产生误读或者歧义。

四、城市社区小喇叭的功能

谈及媒介的功能，就绕不开拉斯韦尔媒介“三功能说”和赖特的“四功能说”。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三个显著功能：一是监视周围环境的功能；二是联系社会各部分以及适应周围环境的功能；三是一代代传承社会文化的功能。赖特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娱乐功能。此外，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学家默顿指出媒介另外具有三种功能：授予地位功能、促进社会规范实行的功能和麻醉精神的功能。其中前两种是正功能，后一种是负功能。文章结合传播学者们提出的媒介功能，再联系小喇叭的自身特点总结城市社区小喇叭的功能。

（一）信息传递的基本功能

这一功能是“监视功能”与“授予地位功能”的结合。小喇叭的监视功能表现为告知与提示，告知、提示居民有关疫情防控的内容，如“返郑报备”“入院扫码”“封控区域”“核酸检测时间”等，这些是明面上传递的信息。“授予地位功能”就是暗面传递的信息，授予地位的对象不仅是人，还可以是事。一方面，疫情防控的信息通过小喇叭每天多次重复播报，会提高疫情防控这件事在社区居民个人议事日程中的地位，社区居民会更加关注疫情防控的动态。另一方面，在传播信息的效果上，小喇叭的传播内容也有诉诸恐惧的手段，如“如此次核酸漏检健康码将会变黄”，通过小喇叭将严重后果告知居民，以此增强防疫传播效果。

（二）城市社区基层服务功能的完善

小喇叭作为城市社区应急传播的一部分，传递防疫信息速度快、效果好。虽然各种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等已在社区基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处理社区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在封控隔离的特殊时期，新兴媒介的信息到达率不高和及时性方面的短板也暴露出来。到达率不高表现在人们隔离在家面对数字信息洪流，往往只会浏览有趣的信息，并未时刻关注枯燥的防疫信息，因此容易错过与自己有关的重要防疫信息。及时性方面的短板表现在防控任务急重，一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来不及将每一条防疫信息都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居民都能及时看到重要的防疫信息。以核酸检测为例，每个社区做核酸的时间不一，时间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工作人员并不能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准确时间，只能视情况组织居民参与核酸检测。小喇叭作为各种新兴媒介的反向“补偿媒介”，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兼顾了信息的及时性和到达率。

（三）稳定有序的社会动员

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和赖特“促进社会规范实行功能”的写照。城市社区小喇叭通过通俗的口语传播来传递疫情防控信息，其目的在于让社区居民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也就是做好有序的社会动员。在社区疫情防控的不同时期，社区居民根据小喇叭的要求有序进行核酸检测、在规定的时间外出采购，有序应招志愿者等行为都是社会动员成功的表现。

五、结语

科技史学家大卫·埃杰顿（David Edgerton）在谈及技术发展史时认为，旧媒介不仅会在新媒介的挑战中存活下来，而且还会在这个时候达到自身发展的顶峰。同样，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也谈到媒介形式都是共同演进的，当比较新的媒介形式产生时，比较旧的媒介通常不会死亡，而是会继续演进和适应。喇叭这一传统媒介在媒介更替的浪潮中不仅未被淘汰，还作为新媒介的“补偿”发现了新的用武之地，在城市社区疫情防控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介历史学家还认为理解媒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就是时刻记住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对于媒介的理解要立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前提条件。小喇叭这一媒介早已有之，但是在疫情防控的非常背景下才再次焕发活力。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的互联网时代，旧媒介在特殊的背景下体现出了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8-72.

[2]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7-106.

[3] 胡康.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喇叭广播的复兴[J].青年记者，2020（23）：84-85.

[4] 于风.乡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宣传中的运用[J].青年记者，2020（20）：46-47.

[5]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8-101.

作者简介？姬瑛蕾，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