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祉艾

摘要：南翔短篇小说集《伯爵猫》，通过调节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来推动创作，加大了社会认知深度，透出一种学者或文人气质，内中的非文化优越感和非训诫说教方式，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普适情怀和人文关切。小说多以生活小事触发文学机杼，并能见微知著，揭示现代城市和人文情感的多个向度。就《伯爵猫》的文学表达来看，内在的很多因子，都隐约浮现出学者的态度、见识和关注重心，缘其在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方面，更推重价值判断，守住批判的立场，让人的世界，也有万灵万物加入，凸显了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清趣。整体气质，除温暖柔和、深沉宽厚外，也有学者的刚直坦率与绝不敷衍。

关键词：生态;多维;城市;学者;困境

一、万物共生的观照与反思

南翔小说对动物有着特别的关注，乃至于不少短篇直接以动物命名，如《珊瑚裸尾鼠》《乌鸦》《果蝠》等。以此三篇为例，虽然它们都以具体的动物贯穿整篇，但在表达的侧重点上却颇有不同，最终都指向关于万物共生的生态反思。“世间万物”是一个宏大的命題，而“共生”则是相对带着科学和哲学意味的考量，关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乎自然命运与人类命运的羁绊与牵扯，其间包含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思考的学者精神。

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在家庭关系的外壳之下，触及了对濒危和灭绝物种的关注与惋惜。事实上，其家庭情感的关系在触及这一观念时，已经不是简单的父子、母子、夫妻之类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上升到自然生态与人类便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肖医生和方设计师具有大多数环保主义者的普适共情能力，也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主义在曹老师这类为人之妻的眼中，是可理解、可适当接受，但无法完全共情的。这与感性能力和济世情怀无关，家务事会将人浸泡在生活世俗的柴米油盐中，这些琐碎又无法被量化价值的繁杂之事，如同生存必需的束缚把人禁锢在所谓世俗的反复轮回里。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巨大的现实挤压，理想主义的宣言多数只是无力的捶打，甚至是鼓吹，毕竟在琐事之中，“人类便利”相比“万物共生”，更能快速将人从烦琐的生存苦海中予以短暂解脱。

因而，也便造就了肖医生和曹老师婚姻问题的本质矛盾，亦是老生常谈的、类似“科技是把双刃剑”的两方阵营的交锋。双方的博弈最终落点于反思，在完善的解决方法尚未出现之前，所有对理想、理念、理论的追求都稍显无力。作者在《珊瑚裸尾鼠》的篇章中显然还是倾向“万物共生”这一和谐美好愿望的，在铺陈矛盾的基础上，给予“人类便利”以普世的理解，又赋予“万物共生”以深刻的意义。在末尾完成相对而言稍显无奈却也算和谐的注脚，以肖曹之子的梦魇作结，为珊瑚裸尾鼠举行的葬礼、“复活”的灭绝物种……不论是梦中所思，还是实际所为，皆是向着“万物共生”目标前进的助推力道，细弱而具有魔幻主义色彩，朴直却显出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深刻反观与思考。其对自然生态损耗的深长惋叹，其犹如夜暗时分星星之火的这类小说叙事，取态积极，底色斑驳。这样的文学创作，足证其自身血脉就天然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成分，它观照伦常、城市乃至万物今昔，不避山林川泽，但也实录桨声灯影。洞察幽微，作家会从具象着手绘出隐于层阁之内的文化图式，人和物以当下的面目出现，又对标历史，通过不同的形象塑造，还原人事的变化逻辑，复现一种正在被逐渐消解破坏、弃置遗忘的时空景观，像“一片灰白色的突兀的礁石”以及“海潮不断涌动的灰白之上”的“点点深绿”，像“与天际一色，浩瀚而庄严”的“湛蓝的大海”，像“雪白一团的仓鼠”，像“体形庞大且不寻常……有着古怪的、隆起的鼻子和棕红色的毛发”的“珊瑚裸尾鼠”。南翔目光所及，是“万物共生”的现世观照，也是更为宽阔的未来观照。作为生态小说，南翔的这个作品，可以确认其“创造性”系于濒危物种，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对“人”的麻木不仁、鲜有行动或者恣意妄为所作反思。小说家可能并未特别举出病例，令警号长鸣，而是将“珊瑚裸尾鼠”（其实也就是明天的“万物”包括“人”）绝灭的事实沉痛摆在所有受众面前，这无疑是阒寂无声时突然爆发的尖利哨音。不外加任何装饰的这类哨音，也许正是最高等级的示警：它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那些消亡的“它们”的今天，就是“人”的明天。这种观照和反思，是更宽的双重或多维视角，是知识分子的，是现代的，也是文学的，当然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一切成为过往的，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已绝灭的或正绝灭的，当然也在其中）;而肖医生和方头“在礁石缝隙里”“戳”下的那块“白底之上镌刻着一行黑字”的石碑，石碑上格外刺眼的那行“黑字”：“珊瑚裸尾鼠发现与终焉之地（1845-2019）”，无疑是一种凭吊，但这样的凭吊，又何尝不是在凝眸现实！小说所具有的挽悼不舍意味和警示唤醒性质，恰恰集合了作家的反思批判和守护寄望：至深的痛切和仁厚。所有这些，既是多维视角，也是透彻悟解，是由哲学抽象、文学具象、历史成像与未来想象等攒积、聚变、爆燃而生成的有机体，是南翔筑垒于艺术理想之上的高壁缅然，也是让人经历“心灵转折”的“小于一”。

这种“小于一”，其能指与所指，紧贴亨利·列斐伏尔所勾勒的、和社会构成等相关的场域（有时候甚至会显示为空间形态）：既取决于历史、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预度，同时，它又和市井坊巷彼此形成符号性象征，各自对应文化、经济或社会情境，既呈整体性，又含独立性，为一个时代提供特殊的文本范式和话语系统。我们可以稍微逸出当前的设定，将目光从《珊瑚裸尾鼠》投射至整部《伯爵猫》，去追踪别的映像轮廓或图形细部，尤其是作为篇章基点的标志物。如此考察下来，我们几乎可以随处看到南翔作品中的这类“小于一”：“檀香插”“曹铁匠的小尖刀”“车前草”“玄凤”，甚至“苦櫧豆腐”和“伯爵猫”，其形其态，其旨其义，尽管各有其社会学、生物学或环境发生学特征，但它们作为逻辑自洽的小说行为体或意涵载体，语汇容有不同，但其传达的物质性或精神性脉动，本质上却根系相连。即如“鼠”字猥碎，却仍迸发出星火虽微、足以亮眼的光芒。

在短篇小说《乌鸦》中，乌鸦的存在则伴随着人的成长。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人的命运浮沉往往不由自主。乌鸦的出现是一个契机，在那个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时捏扁搓圆的年代，乌鸦在少年眼里象征着理性的智慧和自适的意志、自主的意识。在这个短篇中，乌鸦的形象显然超出了原型意义。我们不妨看看其具有人类文化学特征的小说构型：以体现“乌鸦反哺”的《慈乌夜啼》契合中国传统美德之孝道文化，又以日本乌鸦在马路上借车辆破核桃的细节实例，展现了人与动物共生的可能性;借写乌鸦之灵奇，道中心之期许，乌鸦来去、啄食等等意象，不完全是世间情景的精确再现，而是包孕了作家的观照与反思，南翔是在用文字构筑一条双向通道：他是在用高墙深禁，反衬绿篱、通途、远山和轻云，是在用拘囚做参照系，找出人的复归坐标。这样的观照、反思，已经比仅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要深刻得多。作家在这里，是要探寻文学的、心灵的至洁境域，觅得一条更开放、更包容、更温煦、更光明的去路，鼓舞自适之精神，宣言解放之新思。文中少年在智慧与仁德的修持中步步高升，从对乌鸦的态度推及对人类未来的展望，最后收束于小说的重峦高处：天罗地网的束缚于乌鸦及人都不美。万物首先得有灵魂无忧无虑、不受捆缚的飞翔，然后才有可以尽情尽兴的视觉展示，如此方能形成世界的多样性、多元化。《乌鸦》的人鸟对视与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万物都需要发生、成长、活动的空间，尘世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生命形态，都不能短其翅翎、绝其门径。举凡自然或人文结体，我们都必须善待。一句话，百鸟不能少和鸣，湍流不能少澹淡，只有守住“人”的底线，不断提升、不忘初衷、不断突破，才能脱离狭隘的偏安一隅，获得与天地并生的心灵辽阔和自由。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

与《乌鸦》一样，短篇小说《果蝠》也有一个具特殊意义的时代背景——新冠疫情。自疫情发生以来，抗疫文学迅速成为此类书写的一个新的方向，《果蝠》采取的是科学启蒙小说的形式，不苛求纪实性与时效性，避开了抗疫文学的常用套路，选择并立足于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现实进向。在人物塑造方面，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生命科学和中文系的大学教师，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凸显了“自然共生”的视角，理科和文科思维的交合，既有理性的解释，又有文艺的阐述，而果农则是从自然的角度传达出一种淳朴天然的归隐态度，三方结合，在疫情这一“灾难文学”的叙事中，融合了科学的理性观照和艺术的感性铺陈，在一众抗疫文学中脱颖而出，展现了独特的个性与风采。

疫情之下对蝙蝠这一物种的排斥，导致共同认知的分化、转移乃至倾侧，偏激情绪也因之涌浪高涨。但这种行为其实于事无补甚至有害，这是由于其忽视了疫情产生主要在人而非物种本身。人类的打扰才让宿主变成病毒传播链条，祸患确是源于病毒，然而，人的口腹之欲、享乐之举和任意所为，才是真正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只黑手。人类必须清楚的一点是：自己的家园是地球，但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科学的发展呈现善恶两面性，自然的进化固然也是好坏并存，在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中，不同的物种都在选择和进化，人类成为地球最具智慧的生物，蝙蝠的身体也在上天入地中百毒不侵，病毒会存在，是自然本身的附带属性。至于其存在于何处，则是物种不同的进化选择的结果。仅就新冠病毒传播而言，“病毒”更像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假使人类行差踏错，只想着一味以继续破坏自然平衡的方式去回应自然所施以的惩罚，那就必定会得不偿失。

《果蝠》是跟心理意象、生命拷问有关的一类小说。疫情环境下，“果蝠”的授粉技能和物种身份之间的矛盾，提早浮出水面，并引发了“该不该”将其扑杀的讨论。而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更迫切的人与自然如何相容的问题。作品逐步揭示生态平衡与人类生活所具有的隐秘且内在的联系，传递出对于生命、生存、科学的关乎人文价值核心与族群审美品格的思考。这当然还是一种学者式的观照与自省。这种严肃中，间杂焦虑，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与担当的峻急呼唤，同样值得身处疫情中的每个人去正视。一如沈从文所言，作家就“应该像‘大司务那样，善于认识生活，明白极多”，南翔推出心理意象、进行生命拷问，其创作立场、情感建构，尤其是他在这个短篇中的价值呈现，显然与沈从文所说的精神指征是高度相关的。《果蝠》以更为文学的方式契合了生态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让读者对前沿性、现代性的思想导引，更加具体可感。

二、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

南翔书写所表现出的学者视角，不仅有对自然生态平衡的关注，还有对民间文化传承的凝视。其作品中所无法遮没的民间维度，又特别彰显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系念。以《曹铁匠的小尖刀》为例，深圳来的学者教授孙老师带着两个学生做非虚构采集——“非非遗”写作，本身就带着学者独有的普适取值，而关注非非遗的民俗工艺，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更广泛、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则是在致力于非遗文化保护。这当然是学者视角，也是民间维度。在对曹铁匠的采访中，作家不仅发现了其“干一行，爱一行”的工匠精神，还察见了普通人身上的某些文人特质。以真诚、爱意来塑造民间人物、展示民间景象，這样的小说，如果没有很深的民间认知、民间意识，是无法进入，更不可能去专题勾描的。我们可以据此做出一个判断：南翔的学者视角，和他作品中的民间维度，显然有着很深关联。《曹铁匠的小尖刀》中的“非非遗”笔墨，即为学者视角，叠加“非学者”的民间表达，故而它既相关知识精英的文化体认，又避免了过于精英化的疏离倾向。作品所展列的田野调查的元素，流露出的平凡淳朴的民间气质，恰好融合了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这是南翔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小说所涉的调查采访段落中可以看出，对于曹铁匠的传统民间技艺，曹铁匠本人，企业家吴天放，学者教授孙老师及他的两位学生，视角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由不同立场、不同身份、不同经历所造就。尽管视角不同，却不妨碍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其寓意均形成了共轴——都成了庞大的时代背景的映射，一代人的聚散离合、骨血意气成为碑刻，镂镌于社会变迁的巨幅版面之上。《曹铁匠的小尖刀》的故事，当然不是惊心动魄的形制，它的高妙之处，在于不露声色，是把惯常职业，寂寞相守的场所，过气的手艺，多数人不以为意的泛黄记忆，用细节揉搓成的线绳串起、圈住，再行展开;是把人内心的嵯峨山势、翻滚波澜，通过凉热并现的抚触、晕染、打磨，有序推出。南翔的这种写法，非有学者视角与民间观照，非有丰富的文学实践，难以为之。准此，曹铁匠的形象，是特殊社会环境之下做散点观察的很好目标，更是作家追本溯源式的民间挖掘样本，是一种艺术铸炼，具有认识论价值，而且其意义是隐伏于故事深处的。曹铁匠的角色，无疑是南翔小说的一个文学贡献。在改革的年代，人们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有人闷声做老本行，有人下海经商，有人潜心于研究终成学术中坚……在小说的语境中，不同选择引出不同境遇，两者并无好坏之分，各安生理，氛围积极。但时代并非只有春风风人，也有寒雨雨身：儿子的夭亡是曹铁匠淳朴平凡的一生中深埋于心底的一抹悲凉。这个小说不是专力于讲生死，作家写曹铁匠儿子的夭亡，或许只是要告诉读者，曹铁匠即使遭逢如此人生变故，心志也未能被夺，道途也未能被阻。那么，曹铁匠的“冥顽不化”得到了什么样的回馈呢？答案可能是，他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以图固守父亲“全能铁匠”的尊严。小说人物对话的音频收放和行动交集的画幅翻卷，许多都带着怀旧性质。这里所讲的怀旧，不是复古，不是自失，而是前移，是文学的自适。从小说流转的苍翠里头，我们约略可以推测出作家的真实想定：社会身份的改易，从来都属于那些敢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辟出新路的人;生死是不可测的，富贵也不由人，但命运向好，却必须不懈爬坡，倾尽力气。在澎湃的时代浪潮中，什么样的人能伫立于浪头眺望，什么样的人会被掩埋在退潮后的沙土中，其实都是峥嵘平陆自有来处。或许不存在天生的悲剧性格，但在时势的推动下，不同性格必然会导致悲剧和遗憾的出现。曹铁匠如此，吴天放如此，别的人，也一样如此。回到曹铁匠的故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的变动不居，也非常真确地通过小说人物生活的升降沉浮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社会生活的走向，被作家捕捉住，最终都形于笔端。成为文学事件、文学现实、文学珠玉。比如曹铁匠那种民间工艺，因缺少研究和宣传，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技艺如此，人生亦然，人生无法完美，而人生总要向前，经南翔写成小说，也便由与世界的一般关联，实现了文学关联，由单一阐释获得了多维阐释，也获得了远胜于本体的价值体认。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南翔小说的学者视角，不是化外的独立产物，也不是冰河的早期孑遗，它是植根于人文沃壤当中的骆驼刺、白坚木，顽强不移地锁定于多维观照、多维书写乃至民间维度。

曹铁匠们出现在南翔笔下，成为“非非遗”的叙事对象，不可能是其近于巧合地自动走到作家视野中，一定是南翔经过凝望、甄别、选择、塑形的结果。这还是属于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的范畴。曹铁匠的故事如此，《回乡》中，广福的故事也如此，《疑心》中，大姨的故事还是如此——综观整部《伯爵猫》集子的各个篇什，其人物故事，莫不如此。

三、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

南翔是由内地调入深圳高校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学者作家。他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之际，直接到了这座辨识度极高的创新之城的文化教育现场，目睹作为改革开放突破口的深圳的雉羽鲜艳，亲见城市的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这种情形，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许多感受是与众不同的。他的《伯爵猫·自序》，即以“大江茫茫去不还”为题，虽非言深圳的具体景象，却道出了他对所身处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对所身处的城市）的立面认知。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大量的、丰富的信息涌入这座城市，也同时涌入人的大脑之中，因新旧观念的冲击而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让南翔对于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有了更多的关注，也有更多的思考。

如果说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分很多种，那么夫妻关系是南翔小说中最为常见的。

所谓夫妻关系，短篇小说《檀香插》对此有过诠释，即是两个没有血缘的人结合，生产出与两人相关的一种血缘关系，这两个人也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清晰又朦胧、坚韧又脆弱的关系。

清晰又朦胧，坚韧又脆弱，两种反义词汇的交融可见关系性质之复杂。凭着一腔深爱维系这段关系，彼此心理相容的接受度又影响到此一关系的正负取值，宽则悦，窄则忧，宽窄的内在反映是感情的绷紧或松弛。太绷紧了，激情过剩而显得轻浅且无余力，但太松弛了，不免趋于平淡，让人感叹那逐渐消散的热情如白开水般食之无味，虽为生活必需，却少色彩。

夫妻关系的婚姻情感在南翔小说中总是承载着一份更深的蕴含。小说《车前草》，也写了夫妻关系，不过，小说中的人物，由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差异和观念的不同，令夫妻在沟通交流时难以互相理解，更为残酷的是，因为与生俱来，所以很难通过后天的习得与顿悟开窍，这是婚姻的内伤，是其隐于背后的悲哀，也是人与人关系中恍如高崖般的隔断，中藏许多无奈。

当然，《车前草》中的夫妻关系并非该文描写的主要部分，但其中婚姻的裂缝不在于绝不可弥合，不在于大起大落，不在于无法原谅，所有矛盾冲突，都源于毫厘微末，都是些小细节、小习惯上堆砌积累的瑕疵，细微之处的拦阻，其结果往往是引致逐渐坠入更为巨大的深渊。从“我在这世界里只看到你”的双宿双栖，到惟愿独自立于天之涯地之角的劳燕分飞，不起眼的位移叹息最后成了守与弃的决断沉吟。一个天长地久的神话，很可能没有结局，只待在时间最终流逝处，怅然相望，心事难道，呜呃霜晨：前方到底是生命的尽头，还是爱的尽头？这种小说处理，印证了该文表达的主题：人世间一些大小事情的决定与转圜，常常起于细微，放置在南翔短篇小说风格的整体语境中，则是见微知著。再打开《伯爵猫》的其他作品，《痛点》《选边》《凡·高和他哥》等等，相当部分都可以看到小说家的这种星斗微茫笔墨。这种烟草云林处的群山寂寥，正是出于作家的文学自觉。

再说夫妇情爱，还是短篇《珊瑚裸尾鼠》。这个小说对婚姻关系的描写篇幅更大，动荡更甚。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中，妻子曹老师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舍弃一段不恰当的关系是一方的独立、解放与觉醒，但快速脱离之后的归宿竟也是茫然。而这种茫然是一种现实的困难，也是婚姻关系加速断裂之后形成的又一层挤压。

除去婚姻关系，家国情怀和故土情结也是在时代紧张中遗留的情感问题，南翔的短篇小说《回乡》以“回乡”为主题，既有台湾民胞回乡寻根，也有早年因遭遇不公终至离家的母亲对家乡的复杂情绪。其中无不涉及时代因素：国内动荡之后两岸的长期分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统驭下女儿所承受的亲情的隔阂，都是特殊时段所发悲声，也是情感的挽歌。

回乡是一个观察点。作家在这里又一次展现了学者视角和民间意识，当然，更吃重的是他更切近、更冷静地楔入放大了情感困局。这不仅是维系亲情的机会，也是能看清人情纠缠、人性弱点的节点。血缘维系的亲情遭长年离散，加上多种因素（同样函括政治）的掺杂其间，“回乡”成为更加复杂的情感表达。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家庭位置，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理念、态度、习惯、表征，家庭关系也因此变得游离。其中也有让人觉得动容的地方，像广福为父亲（“我”的大舅）用樟木板做“四脚枷凳”，像大舅妈利索地替大舅从一只银亮的小药盒里取出一粒药来，让大舅就着温水服下，像大舅于1984年、1985年先后三次托人将三笔港币从香港带回汨罗老家等等，这样的细节，是不会褪色的。而最令人动情之处，在于世俗对亲情的崩坏捆绑，依然抵不住血脉流淌的紧密维系。这样的血脉联系，似乎有种天生的黏合力跟感召力，即使小舅对大舅有各种各样功利性的索求，那种贴近和卑怯，那种指望与怨恨，都是贫瘠求生的结果。而且，即令兄弟在一些地方，互有不满，但在小舅与大舅的相处中，依然能看出在物质需要的表面之下，仍有一种精神需要和依赖，不论小舅行为举止中如何凸显势利的嘴脸，但终归还是在亲兄弟的联系上游走。在“海外关系”如悬于头顶之利剑的年代，所有的担惊受怕和自私索取，似乎都能诠释为一种人情之间的亏欠和弥补的交互，一种亲情上的难以割舍和温和的忍让。

小舅对大舅如此，母亲对小舅亦然，在对一方的弥补中，又免不了对另一方的亏欠，母亲对小舅行为的默认，让“我”对小舅一直啧有烦言，而大舅对表哥的弥补，却是以他另一个家的破裂为代价。在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家庭关系;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孩子，在长期的贫困苦难之后，忽然获得以亲情温暖换取的大量物质补偿，并反而因为沉迷于物质执念而损耗了自身生命。总之，这类弥补与亏欠的难以平抑，也让抱着过头向往的小说角色，亲手制造了自身家庭支离破碎的悲剧;至于努力想要弥补的一方，也付出了远远超过当初预期的代价，情感上的渴求与心理上的间距，到末了，其矛盾也还无法消除。因长久缺席和带着牺牲性质的补偿，对付出者和被补偿者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而究其根本，亲情关系转变为补偿关系是一个特殊时代所造成的，在荒唐的语境之下，人物的命运、情感、关系都蒙上了悲剧性的色彩。血缘的维系还在，可是家乡的味道却变了。短篇小说《回乡》以患病开篇，回乡为线，以望乡之诗作结：波澜一般漫涌过来的水流，涌动再涌动，坚定、无声而带着席卷一切的力量，渐渐掩盖了一切，带走了一切……

四、结语

南翔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契合时代记忆，引发精神共鸣，以学者的视角去观照当下，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手抚摸现代情感，以理性的眼光凝视自然的凋敝与文化的式微，既有建构，又有解构，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替文学发声，不管是温和还是尖锐，其小说，始终都集中于多维视角、人文观照，不离现代反思，不离民间立场。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