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虹 徐志武

摘要：社会信任是协调关系、维护秩序、凝聚共识的基础。当前，社会快速转型，释放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信任问题。重构社会信任，既是新型主流媒体增强自身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其作为社会协同治理责任主体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所在。文章采用文献法，回顾学界针对社会信任议题的论述，并通过案例法和系统分析法，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信任语境的变化以及新型主流媒体在信任建构中面临的困难，最后提出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路径。

文章认为，新型主流媒体应建立专家系统，树立信任对象；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环境能见度；培植良性沟通平台，提升环境协商性；建构对于社会规范的共识，实现情感信任。新型主流媒体应成为维系公众、专家系统、政府、社会规范的信任纽带，建构长期、理性的社会普遍信任，进而实现意识形态治理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机衔接。

关键词：新型主流媒体；社会信任；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对象；信任环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9-0045-03

一、文献回顾

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包括人际信任、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对信任问题的研究肇始于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在《货币哲学》中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1]。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信任成为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本文探讨的社会信任，属于系统信任范畴，指的是个人、群体对他人及社会整体制度体系抱以可依赖的期待。

在现有研究中，社会学家从理论层面多角度阐释了社会信任的作用。信任能够协调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公民的社会信任投射至政治体系，以政府信任的形式重生[2]。

在群体性事件的协同治理中，社会信任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社会多元主体彼此信任时，才愿意分享信息、共享资源、通力合作[3]。并且，良好的社会信任有助于应对风险。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报告（2016）》显示，目前以熟人关系为代表的关系信任仍是中国社会信任的主要模式，基于陌生人信任的现代模式尚未完全建立，信任体系重构任重道远[4]。

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释放了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在传统熟人社会走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过程中，交往陌生化对信任建设提出新要求。随着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社交风险增加，社会需要更多诚信储备。

如今，社会信任缺失、价值观迷茫已成为结构性问题，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交往成本提高、难以凝聚共识，甚至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因此，信任问题应当受到学界关注和重视。

总体来看，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国内实证研究显示，公众对媒体的评价高，能够显著提升社会信任水平，且作用稳健[5]。新型主流媒体既是系统信任中的受信者，又是影响信任水平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二、新型主流媒体应加大力度建构社会信任

2014年，国家提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主流”即影响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传播主流新闻、形成强大社会影响力；“新”在全时段、全方位、全媒体、全覆盖的建设目标。同时，新型主流媒体追求社会利益的立场不会改变。

媒体在社会信任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以媒体公信力为基础的媒介信任，是社会信任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信任本质上是公众对信任环境的认知与态度，而认知的形成往往并非来源于直接经验，而是受各种中介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体就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中介。涵化理论等效果研究指出，大众传播在建构社会现实、培养公众认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说，媒体对事件进行选择、加工、结构化，会极大影响公众对信任对象、信任环境的感知。

提升社会信任，实现价值引领、社会整合，既是新型主流媒体增强自身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其作为社会协同治理责任主体的内在要求。新的传播环境下，媒体对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愈来愈复杂。发布虚假信息、隐瞒重大新闻、过度煽情等失范行为，必将导致媒体信任和社会信任缺失。新型主流媒体应适应国家现代化转型和社会信任语境的变化，努力建构长期、理性的社会信任。

三、新型主流媒体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路径

近年来，学界日渐重视研究新型主流媒体在社会信任建构中的作用。诸多学者认为，对话与沟通是提升信任水平、改善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6]。谢金文强调，通过优化媒介体制创新，促进信任提升[7]。当前，大部分学者从信任对象、信任环境等方面入手，探讨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路径。本文基本沿用此框架，提出四条路径建议，供行业参考。

（一）建立专家系统，树立信任对象

伴随大众传播去中心化，新媒体平台、“意见领袖”与用户分享话语权，在拓宽民意反映途径的同时，也使未经验证的信息进入传播渠道，成为一种“噪音”。对此，新型主流媒体要利用自身平台和媒体资源，建立专家系统，树立信任对象，维系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

信任对象是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信任对象的建构超越了熟悉的社会关系。吉登斯指出，現代性的脱域信任包含两种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另一种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8]。

在冗杂的信息环境中，权威人士的专业建议能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焦虑。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医疗专家在社交媒体平台与公众积极交流互动，以专业论证击破谣言，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熟悉的社会关系。

若将专家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发声视为民间舆论场的一部分，那么专家系统的建立则是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有机结合。主流媒体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将专家系统的科学性、专业性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融合，内化于日常报道中，通过主流渠道实现广泛、精准分发，促进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此时，媒体的“把关”作用便已不再局限于内容把关，而是价值与专业性的把关。

同时，媒体还应利用舆论监督，约束信任对象，以防信任关系坍塌。

大数据算法改变了媒介生态，信任对象也由现实中的专家拓展到人工智能。实际上，专家系统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概念，指具有专家水平的知识与经验、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计算机程序模型。研究发现，网络用户对数据智能的认知信任明显高于专家知识，而对数据智能的情感信任明显低于专家知识[9]。这意味着，媒体如何利用算法的“工具理性”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将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二）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环境能见度

信任环境是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新型主流媒体维护信任环境，诉诸提高信息透明度、培植良性的沟通平台。通过这两条路径，建立起理性层面的认知信任，为建构感性层面的情感信任打下基础。

提高信息透明度，既为回应公众对媒体的期望，也为减少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事实上，信任就是一种期望的态度。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它的期望，包括汇集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等。

从现实层面看，社会快速转型必将导致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同时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获取、辨别信息的成本也将显著提升。

要提升环境能见度，主流媒体首先应尊重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知情权。新型主流媒体应充分展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对重大议题尤其是争议事件，应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利用融媒体平台精准化发布信息，使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更强、到达度更高。

其次，维护信任并不等同于回避负面报道。媒体隐瞒信息、压制批评声音所造成的认知错位，不仅会造成新型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时代被边缘化，还会导致公众质疑媒体的公信力，进一步破坏信任环境。因此，新型主流媒体要敢于报道与反思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加强舆论监督，协同政府及时回应质疑和批评。

总之，媒体的报道框架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信任环境，还有利于构建长期、稳定的理性信任，减少盲信盲从。

（三）培植良性沟通平台，提升环境协商性

信任环境包括能见度和协商性两个层面，后者主要通过培植良性沟通平台实现，其本质上属于社会理性交往领域，有助于巩固社会认知信任。

媒体融合时代，具有更强沟通能力的传播者才能赢得民心。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建构积极的社会信任，而非被动信任。

培植良性沟通平台，意味着从独白走向对话。这种对话是公众、政府、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实现协商性的、理性的、公平的对话。这种对话符合传媒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倘若媒体只是单方面灌输信息，对话则无法实现，共识也就难以达成。

因此，新型主流媒体应在新闻实践中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在以下两方面做出改进。

第一，新型主流媒体主体性的背后是公众的主体性，因此媒体应正视公众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为其提供发声、参与、反馈渠道；应捍卫不同阶层、利益群体表达观点的权利，为多元意见的生长和传播提供空间，增进不同社群间的相互理解。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如果人们只接受某一领域的声音，就很可能陷入“信息茧房”。

第二，新型主流媒体的“新”，意味着不再以“管理社会的传声筒”自居，而要助力打造“可沟通政府”。媒体和政府应强化目标一致性，共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于媒体而言，应直面社会问题，打通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推动政府参与互动，从而完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若媒体和政府一同掩耳盗铃，只会破坏自身公信力和社会信任环境。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应增进二者之间的了解，弥合意识形态治理和社会治理间的裂缝，达成主体间的共识，进而建构起普遍信任和积极信任。

（四）建构对于社会规范的共识，实现情感信任

随着大众传播从独白走向对话，新型主流媒体也应从基于权威的信任转变为基于知识的认知信任，最终实现基于认同的情感信任。在此背景下，情感信任依托公众对社会规范的共识。

现代化发展下，信任以时空分离和脱域为其情境基础[8]，地域性信任转变为与“不在场”的人发展关系。这种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需要稳固的社会纽带。从现实层面看，道德规范缺失引发的社会失范行为会进一步加剧不确定性。

社会规范，是指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并遵守的情感、态度准则，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公众、政府、媒体的最佳契合点。它回应公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促进民生福祉；政府作为公共部门，需靠其维护秩序；弘扬主流价值观是媒体的使命与职责。

建构对于社会规范的共识，意味着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形成对于社会规范的想象共同体。

首先，新型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对于市场主体等的失范行为，大胆揭露、批评、问责，使其不敢、不能、不再失范，促使社会多元主体达成对于社会规范的共识，实现共建信任纽带的目标。

其次，新型主流媒体应打破叙事上的思维定式，适当运用“小叙事”。传统的宏大叙事往往以社会的、历史的眼光，提出权威、抽象、复杂的解释，这在后现代社会去权威、反传统的解构特质下，严重疏离公众的感性世界与日常体验，给人以高高在上之感。反之，“小叙事”与主流价值观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即聚焦小人物、小场景，借助平白話语及短、平、快的新媒体平台，展现人文价值。以“小叙事”切中社会规范的“大议题”，引发公众认同与共鸣，使叙事内容真正入脑入心。但需要注意的是，宏大叙事与“小叙事”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调和与转换的关系。

四、结语

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当下，新型主流媒体的信任建设作用应被纳入现代社会信任体系重构中。这意味着媒体自觉适应信任语境变化，发挥自身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从信任对象、信任环境、风险治理等角度出发，充当好公众、专家系统、政府、社会规范之间的信任纽带，构建长期、理性的社会普遍信任，进而实现涂尔干笔下的“有机团结”，即人们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下，彼此形成强烈依赖感、团结感和社会联系感，社会的分化和整合走向平衡，最终实现意识形态治理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机衔接。

参考文献：

[1] 格奥尔格·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8.

[2] 张会芸.当社会信任遇见政府信任：西方实证研究成果跟踪[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4）：78.

[3] 周红云.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164.

[4] 王俊秀.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报告（2016）[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4.

[5]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等.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8（1）：148.

[6] 强月新，孔钰钦.社会信任视角下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建构[J].中国编辑，2021（12）：5.

[7] 谢金文.提升社会信任与优化媒介体制[J].江淮论坛，2021（3）：147.

[8]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9.

[9] 刘坤锋，李艳红，张心源.信任视角下数据智能与专家知识的对比实证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6）：110.

作者简介？高雅虹，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徐志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出版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