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君

一部根植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体现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明末问世的国学经典；一部对古代科学传统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有启蒙意义的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的科学著作；一部详细叙述明朝中国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及生产经验的技艺百科全书……它就是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 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其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被我国学者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著作”，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此书共三卷十八篇，是在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 年）刻板印刷发行，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等生产技术。所涉猎技术，反映了明末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天工开物》 在问世后，第二版也在清初顺治年刻印后在南北各地流通，并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在日欧等地开始热传。

那么，宋应星为何要写《天工开物》？这要从其家境和追求功名说起——

仕途失意，著书立说而扬名

宋应星，字长庚，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出生于江西奉新县一个士大夫家族。自幼聪明好学，深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奉新县县学为庠生，开始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喜爱宋代“二程（程颐、程灏）、周敦颐、朱熹、张载” 四大理学家学说，尤爱张载关学，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1596 年版）等书。少年时，宋应星爱好音乐、诗词，常与同窗好友在当地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纵谈天下。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宋应星与兄应升赴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全省第三名、其兄名列第六，便有“奉新二宋” 之名。当年秋，兄弟二人赴京应丙辰科会试，名落孙山，不久便去江西九江府白鹿洞书院拜学者舒曰敬进修。万历四十七年，兄弟二人再赴京赶考，仍未及第。之后又于天启以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 年）回乡服待老母，四年后应任为江西袁州府分宜县教谕，专心教书育人和对学问的孜孜追求，这便成为其一生中关键阶段。

五次进京会试的艰苦旅途跋涉，让宋应星见闻大增，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 担任分宜县教谕期间便有时间将其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终于编著《天工开物》 一书，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 年）由其友涂绍煃资助刻板印刷。《自序》 中其描述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意思说，当时想验证书中所记生产技术或科技项目却缺少经费，想与业内讨论一些真伪也缺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可见，宋应星此时之贫困和写作之艰辛。

从宋应星人生阅历可见，若没有其五次不远千里、历尽艰难赴京赶考经历，也不可能搜罗积累当时厚实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技艺资料；若没有其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也难以在担任教谕期间专心对学问的孜孜追求，将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而写成《天工开物》 ……

那么，宋应星是如何驾驭并完成这部科技著作的呢？这要从当时社会背景和其主观因素说起——

诸多因素，促使其完成科技百科之作

首先，受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影响，或为宋应星编撰《天工开物》 的动力。从明朝万历年起，随着西方商业势力在我国土壤生长，我国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交通也较发达。在农业中，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手工业种类较多，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造船业等行业最为发达。由于社会需要，加之实学之风吹动，诸多实际应用的著作在明代也就相对集中地陆续应运而生，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后，明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 年）徐光启的《甘褚疏》 问世；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 年），传教士熊三拔水利专著《泰西水法》 在京刻印；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 年），水利学家童时明水利工程技术的《三吴水利便览》 著成，我国农业总结性著作《农政全书》 历时二十年也完成……这些实用之作，给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 提供了样本和动力。

其二，“济世” 而“有益于民生日用”，或是《天工开物》 编撰初衷。《天工开物》 虽为我国古代科技方面的总结性著述，却继承了“济世” 而“有益于民生日用” 的古代科学传统观。宋应星治学途径是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其游历考察和仕途经历，使之有更多机会了解民间生产领域现状和对技艺所需。古人说：“百姓日用即道。” 宋应星立足于“有益于民生日用” 编撰目的，反映“道” 与“理” 的合一，其或要在自然的理中寻出一条人类生存之道。由此见之，宋应星之所以能驾驭并完成《天工开物》，来自其固有中国文化传统观和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

另外，宋应星之所以驾驭并完成《天工开物》，也来自其“杂家” 功力。近些年来，史学界越来越多地认为，宋应星是位对思想、经济、文化，对农业、手工艺、工业技术、生化物理学等方面多有研究者，不仅是科学家，而其在自然哲学思想上也有很高建树。当代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评价其是“中国的狄德罗”；日本汉学家贝原笃信评价其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而我国当代史学家李以章认为，“宋应星在总结农业和手工业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指导着他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奋力向前，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学者。”

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 这部深受世界各国推崇的科技百科全书，据说曾被清政府“封禁二百多年”，果真如此吗？

被“封禁二百多年” 之迷

近代以来，《天工开物》 曾被清政府“封禁二百多年” 的观点长期占有主流。有学者还说，清朝《天工开物》 在国内一度不传，是因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 时被清政府禁毁。

关于《天工开物》 被清政府“封禁二百多年”源头，应与宋应星之兄宋应升出版的《方玉堂全集》有关。被“封禁二百多年” 之说出自民国时一件往事，说民国时有学者为寻找《天工开物》，国内找不到，从日本引进。我国现代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在民国间《重印〈天工开物〉 跋文》 中，叙述其在国内千方百计想找《天工开物》 找不到的经过。一些文章里有如下介绍，在清朝统治时期，在国外出版《天工开物》，国内反而绝版。据当代科学技术史家潘吉星考证认为，民国时“在日本《天工开物》一书非常容易见到”。这些情况出现又联想到修《四库全书》 时曾有过的文字狱，或一些学者产生《天工开物》 在清朝曾被销毁或封禁的猜想。

《天工开物》 到底属不属清朝时禁书呢？查阅现存几种《清代禁书总述》，在3000 多种禁书中并无《天工开物》。而发现，清初顺治年间却有《天工开物》 第二版刻板发行后在南北各地流通的事实。据江西当代学者徐钟济在2010 年编著出版的《宋应星传》 一书里说，在清代没禁此书。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在中国从未失传只是被冷漠。

那么，如果没禁又为何在国内匿迹二百多年呢？笔者阅读一些资料后认为或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清朝的科举制度，从一定意义束缚《天工开物》 在知识界传播，从而也就没有再引起社会关注。尽管今天回首来看，当时的科举制度有某些积极借鉴意义，但一度僵化死板的科举制度，从一定程度制约了当时科技发展。从清政府科举考试内容看，而类似《天工开物》 一些实用技术类被文人忽视也成必然。尽管鸦片战争后，也开始渐设“算学、经科” 等新科目，到公元1905 年9 月2 日科举制灭亡后开始兴办现代学校，但是从《天工开物》 问世到科举制灭亡时间已过近三百年，期间《天工开物》没被足够重视，在国内逐渐冷漠流失，也是社会和历史发展决定的。

二是清政府编撰《四库全书》 没收录《天工开物》，从一定意义看也抑制了其在社会上的流行。考究发现，关于《天工开物》 上不了《四库全书》 目录也有其原因。《四库全书》 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 修书之前，清代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汉学成主流学风。从历史看，尽管乾隆也想借纂修书，以“寓禁于征”，但若只因《天工开物》 里有“反清” 字样内容而没收录或被禁毁，或不是主因，对于修书者而言删去或改之即可，何况《天工开物》 内容并无明显反清思想。如果以有明显思想倾向的明代方以智、顾炎武等著作，在修《四库全书》 时并未禁毁还获四库馆臣很高评价看，当时禁毁《天工开物》 似乎缺少足够理由。由此笔者认为，《天工开物》 上不了《四库全书》，应是编撰思想和主题所致。

三是清朝乾隆后或因社会发展因素，造成文人对《天工开物》 漠然置之后，逐渐在社会被淡忘。从历史时空看，明末《天工开物》 的问世，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和世人对技术类图书的需求，促进了科技发展和进步。但就明朝科技类图书看，《天工开物》 晚于《本草纲目》 《甘褚疏》 《泰西水法》等著作，在浩瀚的中国经典书海里，《天工开物》在清朝四库馆臣眼里则易被忽视。

由此可见，清朝重文轻理的科举制度，《四库全书》 没有收录，以及乾隆后科技发展……这些因素从一定程度上制约《天工开物》 之后在社会上流行和再版。

那么，《天工开物》 在当时被清政府漠然置之，而十七世纪开始为何会在日欧等地热传呢？

被清政府冷漠，却在日欧等地热传

中国有句俗语，“墙内开花墙外香”。

十七世纪后期，《天工开物》 由贸易商带入日本后开始民间传播。十七世纪末，日本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与中国商贸往来频繁。但当时日本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粗糙，而《天工开物》 正是其社会所需要的。日本政府便将其作为生产技术实用图书开始刊刻，在其各藩的“植产兴业” 中被奉为指南。十九世纪后，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虽引进西方近代技术，但《天工开物》 有关技术还在日本民间相关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天工开物》 在十八世纪传到朝鲜。公元1783 年朝鲜思想家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 一书中热荐此书。而朝鲜内阁重臣徐有榘在执笔的《林园经济十六志》，以及朝鲜实学家李圭景在公元1834 年编撰的《五洲书种博物考辨》 和其公元1857 编撰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 等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此书里相关内容。另外，十八世纪《天工开物》 也被译成英文刊于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

当然，《天工开物》 影响更大还是欧洲。《天工开物》 虽成书明末，但我国长期积累的实用科学技术是欧洲无法比拟的。十八世纪开始，《天工开物》 陆续在一些欧州国家传播，加速欧洲农产品积累，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公元1830 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 章论“银朱部分”译成法文刊出，1840 年儒莲又将此书制墨、造纸及铜合金部分译文发于法国《化学年鉴》 及《科学院院报》，我国明朝造纸新技法让法、英、德造纸业颇受益，使其原料危机获得缓解。十八世纪欧洲蚕桑技术等存在不足，1837 年儒莲便将此书“乃服” 中养蚕部分及乾隆七年编撰的《授时通考·蚕桑门》 合译成法文，取汉名《桑蚕辑要》，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官刊本，对欧洲蚕丝业提升品质产生影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公元1868 年其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卷一）》 中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 他还把中国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到公元1869 年，儒莲与法国化学家商毕昂合作把《天工开物》 有关手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 一书出版。即便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学者蒂路还把《天工开物》 前4 章译成德文并加注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 全文译成英文书名为《宋应星著，17 世纪中国的技术书》 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出版，产生了积极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