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雷，王志刚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下，城乡差距和不平等问题仍然不可回避。其中，城乡居民对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差距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膳食营养和身体素质差距尤为值得关注，特别是在软硬件设施尚未实现城乡统筹的发展情境下，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食品营养与安全短板问题亟待识别和解决[1-2]，这对于填补农村地区食品营养和安全洼地意义重大。

营养标签提供了丰富的食品营养信息，可解决信息不对称并显著提升消费者效用[3-5]，在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食品、促进膳食营养均衡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作用明显[6-7]，成为提升食品营养水平的有效抓手。但是，其功能发挥需要奠定在消费者对营养信息的深入了解与认知以及在实际购买食品时阅读并参照标签信息等事实基础之上，这是能否实现营养标签价值“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哪些因素会影响营养信息的认知与使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且涌现出诸多的相关研究。

从营养标签信息认知的影响因素来看，现有文献发现营养标签信息认知受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学特征[8-9]、收入水平[10]、饮食习惯[11]、健康状况[12]和社会文化[13]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从营养标签信息使用的影响因素来看，学术界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社会人口学特 征[14]、食品营养知识储备[15]、健康饮食习惯[16]、营养教育[17]、消费情境[18]和压力感知[19]等具有显著影响。另外，Rimpeekool 等[20]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发现，73.5%的被访者了解营养标签信息，但仅有29.4%的被访者会在实际的食品购买中参照标签信息，营养标签使用度并不高。Christoph 等[11]研究了营养标签位置对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影响，但发现标签位置并不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标签信息的认知和使用。

根据已经掌握的文献，现有的关于城乡食品营养与安全的研究并没有对城乡差距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鲜有研究关注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的城乡差距问题，并且将认知与使用放置在统一的方程系统内，充分考虑二者潜在相关性的文献更显不足。但需要指出的是，Chopera 等[21]研究比较了城市与农村消费者对营养标签信息的使用问题，但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和规范性分析，并且该文献所使用的样本仅有320 个观察值，包括147 个城市样本和173 个农村样本，于可靠的研究结论而言样本量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聚焦城乡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问题，利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URE）、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Oaxaca-Blinder 法对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和解构，识别出城乡差距的来源以及相应的贡献率，探讨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补足农村脆弱地区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短板，促进膳食营养均衡，以及进一步缩小城乡营养差距的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

现行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在“自由选择”和“消费主权”信念之上[22]，食品选择和消费自主化不断加深，消费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偏好选购食品，相应的膳食和营养结构也由此形成。此时食品营养标签信息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递，以及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对营养信息的详细阅读与参照成为改善人们膳食结构和营养均衡的关键，这其中营养标签的作用不可小觑。按照2011 年卫生部公布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营养标签必须标示食品的营养特性和相关的营养学信息，并逐步成为食品生产企业向消费者传达食品营养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认知和使用前提下，食品营养标签在引导消费者选择适宜食品、促进膳食营养均衡和降低各类急慢性疾病发病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21]。因此，如何实现营养均衡以及缓解各类食源性疾病的冲击需要回归到如何提高消费者对营养标签信息认知和使用问题上来，并且该问题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城市与农村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差距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造成。

1）食品营养标签对农村居民存在信息歧视。根据现阶段食品营养标签规范的发展实际，标签营养信息往往包含较多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例如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特别是一些营养素的名称、功能、含量和度量单位等信息不易理解[23]，导致消费者对营养信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进而形成信息歧视。事实上，信息歧视在较少接受食品营养相关教育的农村地区表现更为严重，从而弱化农村居民对营养信息的认知和使用，并形成城乡差距。

2）城乡食品营养标签信息的暴露程度不同。按照卫生部公布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要求，营养标签必须标示在向消费者提供的最小销售单元包装上。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多在集市、散摊和小商贩处购买所需食品，而这类食品的营养信息标示往往并不规范[24]，甚至有些食品的营养标签完全缺失，营养信息不能有效传递给农村居民，进而导致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不充分。

3）城乡居民对营养均衡的认识有差距。现阶 段，农村居民对营养和膳食均衡的认识存在较为明显短板[25]，关注重点依然停留在食品价格、味道和便捷性等方面，对能否从食物中获取均衡营养和微量元素等信息关注度不高[26]。按规律、凭经验依然是农村居民选购食物的习惯，从而对农村消费者了解、阅读和参照营养标签信息产生制约，营养标签的设置价值被严重弱化。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设定

1）似不相关回归。从本文考察的问题来看，城乡居民对食品营养信息的认知和使用均是个体依据自身禀赋特征以及所处外界环境做出的反应。因此，对于每个样本来讲，有极大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因素的同时影响食品营养信息的认知和使用，即方程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在该情况下，独立估计两个方程会面临效率损失[27]。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SURE）可以将多个方程引入相互联系的方程系统，并得到相对有效的参数估计。鉴于此，本文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方程为：

式中：Y1i和Y2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第i 个城乡居民对食品营养信息的认知和使用；URBi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为城镇居民（1 为城镇居民，0为农村居民）；X1i和X2i分别表示方程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等）；α0、α1、β0和β1分别为待估参数，α2和β2为待估系数向量；ε1i和ε2i为随机扰动项。

2）倾向得分匹配。一般而言，居民选择常住城镇或农村的决策并不是随机的，而可能是样本自我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常住城镇和常住农村的居民往往存在系统性差异，此时建立在样本同质假设基础上的回归模型不能得到无偏的参数估计。为逼近真实的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差距，一种可靠的策略是寻找“反事实”结果，即居民常住城镇如果选择常住农村，其对食品营养信息的认知和使用程度。然而，观测性数据只能呈现一种状态，并不能获得严格的“反事实”结果，只能在满足假设条件下构造近似值。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能够在大样本截面数据条件下构造“反事实”结果，并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和应用[28]。本文尝试采用该方法纠正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预测倾向得分值。基于可观测协变量，利用Logit 模型估计消费者常住城镇的概率：

式中：Di={0, 1}表示是否处于干预组，其中Di=1表示第i 个消费者处于干预组，Di=0 则表示处于控制组；Xi为协变量向量，γ 为待估参数向量。

第二步，设置匹配方法并根据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从已有研究来看，常用的匹配方法包括最小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样条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等[29]。

第三步，基于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干预组和控制组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平均差异，即干预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式中：ATT 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的平均差异。Y*1i为城镇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Y*0i为农村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P(Xi)为倾向得分 值，其中与城镇居民具有相同或相近取值的农村居民构成“反事实”组。食品营养信息使用城乡差距测度模型亦如此设定。

3）Oaxaca-Blinder 分解法。Oaxaca-Blinder 分解 是Oaxaca[30]和Blinder[31]提出的一种用于分解组间工资差异的方法，并被学术界广泛用于研究差异问题。Oaxaca-Blinder 分解法将组群间被解释变量差异量化为两个部分：一是由样本个体禀赋特征不同造成，即能够被可观测特征差异解释，本文将其称为“禀赋效应”；二是由回归系数差异造成，即可以被特征回报率差异解释，考虑到现阶段食品营养信息并未进行差异化设置，对农村居民形成一种自然屏障，造成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短板，本文称其为“歧视效应”。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借鉴Drichoutis 等[16]和Liu 等[32]的研究，采用李克特5 级量表法收集相关数据。具体而言，通过问卷中“您对食品营养标签上所包含信息的了解程度”来度量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并且根据被调查者的选项“不了解、很少了解、一般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分别赋值1～5 的整数。需要说明的是，为提高食品营养信息认知数据的准确性，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调研人员以列举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维生素、饱和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的方式向被调查者提供客观信息，并询问其对上述营养成分功能及营养素参考值（NRV）等信息的了解程度，同时尽量拉长访谈时间。通过问题“您在选购食品时会阅读营养标签上的信息吗”来度量食品营养信息使用，并根据被访者的选择“从不察看、很少察看、有时察看、经常察看、每次都察看”分别赋值1～5 的整数。

2）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为城镇居民。问卷中通过询问“您的常住地（居住满6 个月或以上）是城镇还是农村”来度量，被访者的选项为“农村”“县城及以上”，并分别赋值0 和1。其中，常住农村的居民有689 人，常住城镇的有898 人，城镇居民所占比例为56.58%。

3）控制变量。参考陈卫平等[18]和Osei 等[9]的研究，本文选取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为中共党员、家庭需要照料人口比例、家庭总收入、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是否在食品行业工作和对政府食品政策的信任程度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除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外，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如下：①家庭需要照料人口比例。为保障待照料群体食物营养摄入均衡，婴幼儿和老年人占比高的家庭往往对食品营养和质量要求更高，饮食健康意识更强，并通过营养标签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其对营养信息的认知可能更深入，同时在实际购买过程中对营养信息的使用更频繁。②家庭总收入。一般而言，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往往越重视食品营养健康，并且认可营养信息的可靠性及其指导实践的有效性[18]，从而对营养信息的认知水平较高，同时倾向利用营养信息指导其购买决策，营养信息使用强度随之提高。③食品消费支出占比。食品消费支出占比越大，意味着消费者对食品营养、安全等信息的关注度则越高，在食品选购过程中对相关信息的使用更加频繁。④是否在食品行业工作。在食品行业工作的消费者有相对较多时间和机会接触食品营养信息，并接受相关教育培训，从而对营养信息有较为深入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使用营养标签信息指导其购买决策的频率则更高。⑤对政府食品政策的信任程度。一般地，食品营养标签按照相关政策标准设定，并呈现规范化的信息，即食品营养信息是政府食品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消费者对政府食品政策的信任便是对食品营养信息的认可，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政府食品政策越信任，对食品营养信息使用度越高。表1 报告了各变量定义和赋值。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 年课题组在广东、河北、江苏、广西、黑龙江、湖南、山西、四川、贵州和内蒙古10 个省（区）开展的问卷调查。为提高样本代表性，此次调查主要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按照东、中、西部区位选取调研省份，然后根据各省份的人口比重分配调查问卷，省区内按照人口城乡分布（城镇化率）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分配问卷，样本选择则遵循随机抽样方法。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食品安全和营养信息的认知与态度、食品购买行为与受益三部分。此次调研总共发放问卷2 169 份，在处理掉变量缺失值和错误值后得到1 587 个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为73.17%。其中，东部地区515 个样本、中部423个样本、西部649 个样本，占比分别为32.45%、26.65%和40.89%，总体上样本分布比较均衡。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assignments

3 结果与分析

3.1 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差距分析

为把握数据的分布特征，现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总体上，城乡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水平均偏低，其中信息认知方面，不了解的有168 人，占比10.59%；很少了解有505 人，占比31.82%；一般了解有681 人，占比42.91%；比较了解有207人，占比13.04%；非常了解仅有26 人，占比1.64%。信息使用方面，选择从不察看、很少察看、有时察看、经常察看和每次都察看的占比分别为7.18%、21.68%、38.31%、25.20%和7.62%。

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存在显著城乡差距（表2）。其中，营养信息认知上城镇居民处于略低“比较了解”状态，农村居民则显著低于“比较了解”水平；营养信息使用上城镇居民处于略高“有时察看”状态，农村居民则低于“有时察看”水平。另外，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营养信息使用均高于认知。这反映了食品营养标签存在消费者已了解的信息，但尚有部分信息未被消费者认知，导致实际购买食品过程中虽有使用行为（察看已认知信息），但总体认知水平较低。

此外，在可观测指标中城乡居民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还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为中共党员、家庭需要照料人口比例、家庭总收入、是否在食品行业工作、对政府食品政策的信任程度等，上述指标差异可能是造成城乡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差距的重要原因。当然，表2 报告的结果仅是粗略统计，提供对数据的整体认识，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是否存在城乡差距仍然有待于实证检验。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2 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的城乡差距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方程误差项的相关系数ρ 在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表3），表明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同时意味着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比单方程的参数估计更加有效率，研究结论可信性更高。

从变量“是否为城镇居民”系数估计值来看，无论是食品营养信息认知，还是信息使用，城镇居民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即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之间确实存在明显差距。另外，从单方程有序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在损失一部分估计效率之后，信息认知和使用方程中“是否为城镇居民”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一致，仅是在系数大小上略有差异，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表3 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城乡差距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Table 3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urban-rural gap of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and usage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和年龄平方项在信息使用方程中显著，从符号方向可以判断信息使用与年龄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在29 岁时出现拐点。当年龄处于拐点值的左侧时，食品营养信息使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而跨过拐点值后，信息使用则随年龄增长而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者的消费决策偏向依赖先前的购买经验，而且他们对营养信息的处理能力比年轻人差，从而对营养信息的参照和使用较少。年轻消费者由于缺乏食品购买经验，则倾向于严格依据营养标签上的客观信息来选购食品。婚姻方面，已婚状态对食品营养信息的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婚后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在购买食品时比较倾向参照和使用营养信息。受教育年限对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均明显增强，这可能与学习能力和饮食健康观念有关。

此外，信息认知方程中“是否在食品行业工作”的系数显著且方向为正，这意味着相较于不在食品行业工作的个体，在食品行业工作的消费者对食品营养信息的认知更高。这可能与食品营养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程度有关，在食品行业工作的消费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接触食品营养信息与相关培训，对营养知识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3.3 纠正样本自选择偏误分析

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潜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一般而言，倾向得分匹配法的适用前提是需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域检验两个条件。其中，平衡性检验的目的是确保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除了关键解释变量具有差异外，其他可观测协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共同支撑域检验则是确保控制组有充足样本可以实现匹配，为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奠定基础。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可观测协变量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匹配后两组样本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则趋近于0，即匹配后两组样本系统性差异明显减弱（图1）。

图1 平衡性检验Fig. 1 Balance test

从共同支撑域检验来看，绝大部分实验组样本能够在控制组中找到匹配样本，即获得成功匹配，仅有少量样本落在共同支撑域之外，总体匹配质量较好（图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最小近邻匹配，还是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半径匹配，亦或是核匹配，营养信息认知的ATT 值均在5%或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方向为正（表4）。同时，在多种匹配策略下，营养信息使用的ATT 值均在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且方向为正。上述结果表明，纠正潜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后，在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上农村居民均明显弱于城镇居民，城乡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图2 共同支撑域检验Fig. 2 Common support area test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3.4 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本文调整实证策略。将城乡居民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中选择“不了解”和“ 很少了解”合并，并赋值为0；同时将选择“一般了解”“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样本合并，赋值为1，从而把信息认知设置为一个二分类变量。与之类似，食品营养信息使用变量也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将选择“从不察看”和“很少察看”的样本合并，并赋值为0；而把选择“有时察看”“经常察看”“每次都察看”的样本合并，并赋值为1。在得到二分类变量后，利用条件混合过程（CMP）方法估计参数。另外，参考Jiang 等[33]的做法将被解释变量视为连续变量来处理，同样利用CMP 方法估计，参数估计结果见表5。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二分类变量，还是连续变量，系数方向与似不相关回归结果高度一致，研究结论稳健。

本文考虑样本自选择偏误，同时考虑信息认知与使用方程扰动项相关性，基于匹配后的样本，利用CMP 方法进行估计。相较于基准模型，该方法有明显的改进优势。主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能够对控制组做更准确的选择，即在构造“反事实”框架时可以只选择落在共同支撑域且匹配成功的样本，使得常住城镇与常住农村样本更具有可比性。具体而言，一是参照郭云南和王春飞[34]的做法，利用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CMP 方法估计。二是参照Hirano 等[35]的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值加权回归（Ps-weighting regression），并且设置城镇居民权重为 (1/P)1/2，农村居民权重为[1/(1-P)]1/2，其中P 为倾向得分值，参数估计结果见表6。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回归，还是基于倾向得分值加权后回归，“是否为城镇居民”变量系数均显著且方向为正，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3.5 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差距异质性分析

为探讨城乡居民群体潜在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下城镇与农村居民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差距的异质性。需要说明的是，在按照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时，具体方法是将大于家庭总收入中位数的样本划分到高收入组，而将小于家庭总收入中位数者归入低收入组。

表5 被解释变量调整为二分类和连续变量的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with adjusted variables for dichotomies and continuous

表6 倾向得分匹配回归法估计结果Table 6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PSM regression method

分性别来看，信息认知和信息使用方程“是否为城镇居民”变量的系数在女性样本中显著且为正，但在男性样本中不显著（表7），表明城乡在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上的差距仅在女性消费者中有体现，并且相较于基准模型结果，女性样本所表现出的城乡差距均有明显增大。可能的原因是，家庭食物的购买决策和行为大多是由女性参与完成，并且女性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性[36]，在购买食品时会严格依赖营养标签上的客观信息，进而表现出更深入的认知和更频繁的使用。在营养信息暴露、食品营养健康认知和营养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差距。然而，男性对食品营养关注较低，往往也会忽略相关的营养信息，在信息认知和使用上城乡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距。

表7 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urban-rural gaps of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and usage

从收入水平来看，高收入组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的城乡差距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显著，但在低收入组不显著（表7）。这可能与食品营养意识和观念有关，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倾向关注食品营养问题，注重从食物中获取均衡的营养和科学的膳食结构，例如有意识地规避摄入过量脂肪和盐，均衡各类营养素等，从而确保身体健康。由于营养信息提供了比较客观的参考标准，在营养均衡意识的驱使下则对营养信息表现出更多的了解和使用。但由于农村地区相关的营养教育和营养信息的暴露程度偏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居民的信息认知和使用，从而进一步与城镇高收入者形成明显差距。收入较低的居民则倾向于关注食品价格和口感等信息，而对食物中营养成分的构成和含量等信息关注较少，在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上并不会形成明显差距。

3.6 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的城乡差距来源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基于较为充足的证据得出城乡在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上存在显著差距的结论。那么，城乡差距由哪些方面构成，本文进一步借助Oaxaca-Blinder 法对其进行解构，并尝试给出城乡差距来源以及相应的贡献率。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以城镇居民为参照，在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上农村比城镇低0.188 1（表8），这与上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其中，由禀赋效应带来的差距为0.109 7， 贡献率为58.35%，由歧视效应造成的差距为0.078 3， 贡献率为41.65%。食品营养信息使用方面，平均而言农村比城镇低0.301 1，其中禀赋效应和歧视效应分别为0.147 4 和0.153 7，相应的贡献率分别为48.95%和51.05%。这意味着，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城乡差距除了来自可观测的禀赋差异，食品营养信息对农村居民的信息歧视同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以农村居民为参照时，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城乡差距的禀赋效应、歧视效应及其贡献率有略微调整，但结论仍然保持一致。

表8 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的城乡差距来源分析结果Table 8 Decomposition of the urban-rural gaps of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and usage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总体上城乡居民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水平均较低，并且城乡之间差距显著，其中信息使用差距略大。城乡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差距在女性和高收入群体中显著，但在男性和低收入样本中不显著。进一步解构发现，食品营养信息认知与使用的城乡差距构成均具有显著的“歧视效应”，占比接近50%。食品营养信息与农村居民契合度较低，信息歧视明显，农村居民尚不能对食品营养信息做出恰当反应。

4.2 政策启示

第一，应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在食品营养信息认知和使用方面的短板，以及可能由此进一步导致的营养摄取不均衡和慢性疾病高发等问题。应从营养标签的设置着手，规范营养信息的标注，尤其是针对集贸市场、散摊等农村主要的食品供应区，做好营养标签的审查工作，确保其完整规范标示。

第二，营养标签信息内容设置方面，应该对各类营养素的名称、含量、功能和参考值等信息进行充分解释说明，确保关键信息简化清晰呈现，避免晦涩抽象表达。此外，充分考虑城乡差距，通过添加辅助性标签等差异化营养信息标示策略，减少或消除统一标示所产生的信息“歧视”，帮助农村消费者真正理解营养信息意涵。

第三，应该尝试通过食品营养教育和培训来加深城乡居民对营养信息的认知和相关术语的理解，提高对营养信息的敏感度，特别是针对农村女性群体做好膳食均衡观念与食品营养知识的传输，确保食品营养信息能够正确指导人们选购合适的食物。要警惕中老年群体对营养信息使用不足的问题，该年龄段人群是家庭选购食品的主要力量，要对其做好使用营养信息的引导工作，食物营养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可以重点向中老年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