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轩 华宁县白塔山建筑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一、玉溪窑：从遗失的文明到产业推动力

元代传入云南、作品惊艳世人的玉溪窑青花瓷，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沦为失落的文明，生产技艺与原有的辉煌早已不再接续。虽然光彩夺目的古玉溪青花瓷因为稀缺逐年成为收藏圈的新宠，但这丝毫无法挽救玉溪瓷窑及云南瓷文化没落的现实。

玉溪窑经历了被发现、学术争议、文化保护等漫长而曲折的发现之旅。然而重塑玉溪窑文化，却是更为艰困的历程。技艺延续、资金投入、产业方向，无一不存在困惑。在国内主要产瓷地区都在千方百计利用自身陶瓷历史与文化，培植瓷的声名之时，玉溪窑文化是否可以走类似路径，以寻求玉溪陶瓷产业的振兴，确实值得观察。

据记者的调查，玉溪可能要建设一个瓷窑文化创意产业园，但这个方案尚未完整出炉。这或许延续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线。而现实是，玉溪的老柴窑孤立在菜园之中，原有的玉溪窑文化与景德镇等地相比，有着被严重割裂的历史断层。利用玉溪华宁陶本身所具备的产业基础，紧密咬合玉溪古窑文化，重新包装品牌，不失为一个办法。然而要怎样利用好玉溪古窑文化品牌，推动包括日用、精密等各种陶瓷生产，确实需要一个长远的培育与科学的规划。

二、古瓷窑遗址孕育的玉溪“瓷都梦”

石瓢壶

元代传入云南的青花瓷工艺在玉溪扎根，留下众多珍品在制陶业没落的今天，人们正在努力重现瓷文化的辉煌。如果不是专家和媒体的一再提醒，多数玉溪市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曾因为陶瓷而闻名。历史上的玉溪青花瓷，被认为是景德镇以外，烧制早期青花瓷的重要地区。现在，元明时期遗留下来的玉溪瓷窑，在收藏市场上悄然崛起。与历史的辉煌相比，玉溪青花瓷的现实际遇则显得落寞许多。被认为是玉溪青花瓷重要传承地的瓦窑村，早已见不到青花瓷的影子，村办陶瓷厂依靠仅有的几个制陶师傅，生产着简易的农用陶器。瓷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已经迷失方向。但是，玉溪市政府并未放弃，“重振瓷窑文化”的口号一再被当地强调。2011年年底，玉溪提出了“建设瓷文化创意产业园”方案，欲借助产业振兴，挖掘历史价值，重振玉溪瓷窑。2012年1月中旬，都市时报记者来到玉溪，观察这里的瓷文化产业，以及在这里孕育的瓷都梦想。2002年才开始“识实物”的王庆九，属于较早的本土收藏者。现在，他已是玉溪本地收藏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物，手中的“宝贝”数量在藏友中一度名列前茅。王庆九认识中国陶瓷，是从研究景德镇瓷器开始的。出于对收藏的兴趣，他从各方面学习了一些关于瓷器收藏的知识，在丰富中国古代陶瓷史知识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玉溪窑、华宁窑居然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玉溪土生土长的他没有想到，这些在他的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普通瓷窑，居然有那么多精美的精品，存在那么高的艺术价值。领着客人参观完橱窗里的华宁陶，王庆九让客人在客厅稍等，自己进出另一间房两次，捧出两个玉溪青花瓷碗和一个玉溪青花瓷瓶。三件器物都外形玲珑，小巧精致。胎质细腻，呈灰白色，青灰色的釉彩若隐若现，周身布满冰裂纹。装饰手法以青花划花为主，纹饰俭朴生动、青花呈色深沉。构图繁而不乱，严谨中透着洒脱。长时间端详那收放自若的纹理，仿佛看到古人才有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

三、始于元代兴于明朝的瓷器生产业

艺术釉棒槌瓶

翻身鲤鱼

元代，是玉溪青花瓷的发源时期。跟随元世祖忽必烈疾驰的马蹄，中原的汉人大规模迁入云南边陲。为稳定统治，《元史》记载，当时统治者安排大量屯田的汉人定居云南。“梁千户翼军屯，世祖至元三十年，梁王遣使诣云南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今玉溪），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汉人进入玉溪。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文化随之而来。玉溪陶瓷烧制技术普遍被认为始于这个时候。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瓷土、釉料、钴料和丰富的燃料，瓷器烧造技术在这里生根、发展。在以后的丧葬、婚娶中，玉溪本地产的青花瓷基本满足了百姓的需求。明代开始，玉溪青花瓷达到繁荣鼎盛时期。当时的玉溪瓷器制作工艺精湛，青花绘画技艺精美细腻，是景德镇以外烧制早期（元、明）青花瓷的重要地区，瓷器生产数量之庞大，使得政府都开始征税。五十多年前，人们还以为玉溪及云南地区火葬墓中陪葬的青花罐、玉壶春瓶、碗、盘等都是由外地带入。直到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葛季芳在玉溪县（现玉溪市红塔区）东南2公里处的瓦窑村发现古代瓷窑遗址。这成为云南迄今为止唯一经过证实发掘的古代窑址，填补了云南古陶瓷研究的空白。窑址中，发现了瓷器釉青花瓷、青釉瓷等，其风格特点与火葬墓出土的器物非常接近，学术界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本地窑工烧制的。这个发现令他们大为兴奋，想不到地处边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云南省竟也有青花瓷器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本地精致青花瓷出土，人们发现其花饰与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花饰非常接近，甚至有人猜想：“景德镇是否师从这里？”“景德镇的原料是否可能从这里提供？”这些猜想引发了国内外陶瓷界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使之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国际课题。五十多年过去了，以上两个疑问都没有得到印证。而人们也逐渐弄清了玉溪青花瓷业的衰落过程。在发现的玉溪窑青花瓷器中，几乎没有留下清代的痕迹。据此人们推测，玉溪窑青花瓷烧制的末期约在明朝末年。事实上从明代晚期开始，玉溪窑虽然还在烧制青花瓷器，但是许多产品在绘画图案上没有创新，画工随意粗糙，已露出衰退的迹象。明代晚期以后，随着云南和内地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内地商人的大量货物源源不断涌入云南，包括玉溪窑在内的众多地方烧制的青花瓷，被物美价廉的景德镇青花瓷取代，窑最终停产。元、明时期的玉溪青花瓷自此成为“孤品”。

四、收藏市场的热烈追捧

七彩天球瓶

稀缺的“孤品”值得收藏。短短几年时间，王庆九明显感觉到“识实物”的人在增加。加入收藏队伍中的人，以玉溪本地人为主，昆明、大理、红河等地和外省人也有很多。四五年间，他的收藏交流圈子从过去的几十人扩展到了几百人。收藏队伍的扩大，让玉溪窑瓷的价格连年走高。许多四五年前只卖200-300元的华宁陶，现在价格涨到了一两千元，有的甚至上万元。近两三年时间里，玉溪青花瓷和华宁陶的价格多数都翻了几番。王庆九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用4000元买了一件器物，后来被人以1.6万元的价格买走，中间隔了一年不到。后来有人向那位买者出价10多万元求购，被拒。玉溪本土收藏爱好者对本地瓷窑藏品的兴趣，除了早已停产的玉溪青花瓷，还有至今仍在延续的华宁陶。

明代后期玉溪青花瓷没落以后，现属玉溪范围内的华宁县从明代后期开始烧制釉陶，由于成本低、性价比高，制陶技术发展很快。清代以后，以陶器为主的玉溪陶瓷生产得到第二个发展高峰，乾隆时期，制陶公所因不能满足需求，便修建当地的慈云寺，扩充为制陶公所。华宁碗窑村还形成了专售陶器的窑街。鼎盛的景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留下了大量精美器物。今天的玉溪陶瓷收藏爱好者，还有着直接去玉溪周边农村“扫货”的习惯。本地瓷窑的兴盛，使得大量精品散落在寻常百姓家中。几年间，王庆九已经走遍了玉溪2/3的农村。“玉溪本地产的陶瓷，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泰敏说，“如果要在民族多元文化的云南选一种载体来代表云南的明清文化，我认为，就应该是陶瓷。”

陈泰敏分析，汉族移民带来的丰富生产技术和商业文化，在保留汉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多民族文化，形成了云南基本以滇中一带的汉族思想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为主的特点。而从过去的陶瓷研究与考古发现，明清时期，滇中陶瓷的影响力几乎遍及老百姓生活，包括饮食起居、民俗、葬俗、宗教、审美等等。其中的一个重要佐证，便是至今仍能看到一些传承、玉溪陶瓷史上丰富的陶瓷用器种类，包括生活用器、陈设用器、文房用器、宗教用器和建筑用器等等。早期玉溪瓷产量大，销往外地的很多，留下“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美名。

五、反差：瓦窑村没落的制陶业

冬日的玉溪街头，干净整洁的道路两边，植物同时上演着花开、绿树、果实和光枝四种季节。这是一个拥有“生态城市”、“卫生城市”等头衔的城市。但是，那些为了玉溪窑慕名而来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大街上几乎见不到带“陶瓷销售”字样的店面，崭新的玉溪城里，鲜有痕迹提醒人们玉溪窑曾经的辉煌，就连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都连连摇头，“我们这里不产陶瓷啦。”

循着古窑遗址所在地找去，红塔区钱瓜山下的瓦窑村陶瓷厂，是玉溪市区唯一一个还在生产陶器的地方。陶瓷厂所依托的瓦窑村，正是当年玉溪青花瓷的产地所在。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村子里，青花瓷器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农村日用生活陶瓷。

玉壶春

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厂房门口，堆放着各种刚刚做好的陶制咸菜罐、酒坛、花盆等，价格便宜，依靠对农村市场的销售维持工厂生存。厂里的30多个工人用祖辈传下来的制陶技术，谋得一份生计。然而这里的生产现状还是令人担忧。“产品单一，缺乏竞争力。”窑工师傅们都说，这里不产青花瓷了。“一来红塔山早就没了做瓷的原材料，二来市面上精美的瓷器太多了，就算我们做出了仿古青花，也未必卖得出去。”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泰敏认为，无论从材料、工艺、艺术造诣还是世人的认知程度，太久不产瓷器的瓦窑村都不具备优势。青花瓷器在瓦窑村的失落已经很可惜，但如果连传承几百年的陶瓷工艺也消失，那将意味着瓦窑村彻底退出了陶瓷的舞台，这也意味着玉溪退出了陶瓷的舞台。“管理问题”、“理念落后”等原因一度令瓦窑村陶瓷厂的领导很苦恼。上世纪80年代初，瓦窑村的个体土窑有十多座，产量很低，家家户户都用木材做燃料。1988年，为了保护森林，就把从前分散的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企业，近五年来销路不错，厂里的一百多人全是瓦窑村人，整个厂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一个大作坊。另一个被大家认为更难解决的问题，是陶瓷技艺的退化。老一辈制陶师傅相继离世，有技术的人越来越少。世代相传的制陶技术到了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来学。陶瓷厂低迷的生存状况，让“学陶”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被认为是“玉溪窑代表性产地的”瓦窑村，居住着5000多人。但在这里，会做陶的年轻人已经寥寥无几。瓦窑村陶瓷厂里仅剩的30多个制陶工人，多数人年龄超过40岁。

六、“活古窑”担不起陶瓷文化的复兴

穿过一排经过旧城改造后整齐规划的楼房，进入村里的菜园小路，一座独特的由土墼、瓦片搭建的老式土木结构建筑进入视线，从低往高排列上去有七层瓦檐。由于其外形像一条龙，又被人称为龙窑。它与一条马路之隔的古窑遗址遥相呼应。这个外形古老的柴窑，是村民滕龙家的私人窑口，建于1984年。经论证，它与古窑遗址的窑形、烧制方法一脉相承。现在，它是这个世代烧窑的村落残留的唯一一角。2007年，随着“边疆地区青花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百位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作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研讨会议程之一，世界各地的陶瓷界顶级专家学者来到玉溪市红塔区瓦窑村，参观玉溪古瓷窑遗址和当前的陶瓷生产现状。

当专家们看到滕龙家的柴窑时，惊叹不已——原来在这个充斥现代建筑的城市里，还有一座保存如此完好的民间柴窑！有专家当即表示，希望政府能将其保护起来，不要重复景德镇开发建设时盲目拆旧造成的遗憾。陈泰敏听到这话，方才意识到这一“活古窑”的价值。因为“这个片区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消息在村民中早已传开，担心柴窑可能被拆，陈泰敏当即牵头，写了封吁请保护柴窑的建议信，在宾馆找专家们签字，上交主管部门。4年多时间过去了，柴窑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菜园中，滕龙的父母住在旁边，守护着已经停产的柴窑。但问及这座柴窑的未来，滕龙的言语里充满了矛盾。资金与各种利益的纠葛，像青藤纠缠在一起。这座柴窑未来的命运，仍是未知数。与专家们极力呼吁“保住瓦窑村最后的血脉，让制陶技艺传承下去”的态度不同，对多数村民来说，做陶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子女如果有更好的出路，制陶手艺的传承就变得微不足道。滕龙家四代烧窑，他的制陶技术就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但对他的子女来说，这门手艺是完全陌生的。同样从父辈那里学手艺、做了30多年陶的瓦窑村民刘富贵，最欣慰的事情就是看到儿女双双从重点大学毕业。女儿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二人都没有再走上做陶的道路。“做陶太苦太累，赚得也不多，不让他们做了。”刘富贵一边做着手里的小花盆一边说，每完成一个成品，他可赚得1角7分钱。他的双手沾满了泥，但仍能看出手指已被磨得非常粗糙。他说，所有的技工都是计件工，没有底薪，做多拿多，做少拿少。

七、如何实现玉溪的“瓷都梦”？

在柴窑还未全部停产、周边还零散地分布着一些窑厂的时候，瓦窑村陶瓷厂的工人每年都会有四五个月因为没有订单而闲下来。2005年以后，随着小型窑厂和原始柴窑陆续停产，瓦窑村陶瓷厂效益逐渐转好。现在工人们全年都有工做，烤炉车间全天运转，工作量早已是满负荷，以至于近两年的产量持续保持最高纪录。尽管如此，传统制陶技艺已走到生死关头，这是陶瓷厂每个制陶师傅都明白的事实。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没落，有着巨大的落差。与众多城市的拯救方法一样，玉溪近年来不断强调重振“窑文化”，发掘历史文化价值。最引人注目的是，继景德镇、唐山、潮州、佛山等城市之后，玉溪也提出建设一个瓷窑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方案。都市时报记者获知，这份尚不愿意完整地在公众面前露脸的方案，是从景德镇请高人设计的，计划投资3亿元，由玉溪研和工业园区、玉溪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建设在离瓦窑村有一定距离的研和工业园区。据初步透露的信息，产业园将建设陶瓷文化展览区、文化创意设计孵化区、文化创意旅游体验区、文化创意艺术品交易区、现代化陶瓷生产基地五个区域。

“玉溪窑”作为玉溪一张古老的名片，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元素不可估量。在实际的生产与技艺都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瓷文化创意产业园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如何挖掘玉溪的“瓷元素”？这尚需观察。持续观察玉溪瓷窑发展的陈泰敏从未停止过思索。他将部分现实的希望投向近年来发展颇具活力的华宁陶。尽管受市场影响，华宁陶的产量也大不如前，窑口从从前的几十条减少到现在的两三条，但其顺应市场的举措受到了多方的好评。“华宁陶近期有逐渐发展壮大的趋势，有些工艺在恢复和不断挖掘中，很多新的产品逐渐被开发，有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以茶具、茶壶和观赏性花瓶等较为突出。”陈泰敏说，华宁陶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市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