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水全　孙昭愚　敬一舒

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間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党组织嵌入：审计师决策;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审计收费;审计意见

中图分类号：F272;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2-0094-16

一、引言

与其他转型经济体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代彬等，2020）。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全国91.3%的公有制企业和67.9%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分别达到18.9万家和185.5万家。如此多的企业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那么基层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会对企业行为产生怎样影响？如何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嵌入机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的文献不断增多，其中，大部分研究认为党组织嵌入具有积极的效应，尤其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比如，党组织嵌入可以抑制大股东攫取私利（余怒涛等，2017）、减少内部控制人代理问题（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等，2014;王彦玲，2014;吴秋生等，2018）、约束高管隐性腐败（严若森等，2019）、减少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等，2014）、提升资源配置效率（Li et al，2020）、减少企业激进避税（李明辉等，2020）、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于连超等，2019）等。不过，也有少量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也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消极影响，比如对企业高管的过度监控会降低高管的积极性（Chang et al，2004）、增加企业冗余雇员（马连福等，2013）等。

上述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及企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自身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党组织嵌入对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如交易成本等）的影响。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基于党组织嵌入可以改善公司治理，而被审计单位公司治理的改善可以影响审计师决策的逻辑，探讨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并采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来讲，从审计意见决策和审计收费决策两个维度刻画审计师决策，基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两种形式反映党组织嵌入程度，进而分析其表现出的相关性，并探讨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检验基于党组织建设的时间异质性和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审计师异质性。本文深化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也拓展了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厘清了党组织嵌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决策的传导路径，为进一步健全企业的党组织嵌入机制，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并说明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党组织嵌入、风险控制与审计师决策

高质量审计是资本市场良好运作的保障，审计师素有“经济警察”、资本市场“看门人”的美誉（洪金明等，2021）。然而，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依据“深口袋”理论，若被审计单位日后因经营失败而遭受诉讼，审计师极有可能被列为共同被告。而且随着法律制度、审计准则的完善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引入，人们对审计师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导致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等越来越强调审计决策的有用性。换言之，即便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履行了应有的审计职责，当企业未来出现经营失败时，报表使用者也会指责审计师审计失败，并要求其共同承担损失（刘笑霞等，2012;吴吴曼等，2015;刘笑霞等，2020;王百强等，2021）。在此情形下，审计师不仅需要重视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有关的审计风险，还要重点关注由于被审计单位经营失败而遭受牵连的风险。

因此，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状况是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时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褚剑等，2018;叶陈刚等，2020;邱穆青等，2020;姜涛等，2020;徐亚琴等，2021）。一是当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较高时，出于弥补自身风险等考虑，审计师很可能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诉讼损失;二是为了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审计师需要采取更多更严谨的审计程序来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并搜集更多审计证据来做出更恰当的审计意见决策，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审计收费的增加;三是为了规避前述审计风险，审计师通常在审计意见的表述上也会越发谨慎，即倾向于通过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来降低未来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姜涛等，2020）。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收费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大（褚剑等，2018;叶陈刚等，2020;邱穆青等，2020;姜涛等2020;徐亚琴等，2021）。基于上述逻辑，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至少能通过以下路径影响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

首先，党组织嵌入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规范公司决策程序，从而促进企业优化经营决策和强化信息披露（刘大洪等，2017;强舸，2018;李世刚等，2018;于连超等，2019），并最终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来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一是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方式嵌入公司治理，参与重大决策，有助于决策前的信息交流、事先沟通、交换意见等，进而通过促进企业找准战略定位、确定合理的风险偏好、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规避部分经营风险（柳学信等，2020）;二是党组织嵌入之后，便于企业决策者更好地把握国家战略导向，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粉饰报表的动机并降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赖明发，2018;徐细雄等，2020）29-30];三是监督是党组织最主要的职能之一，党组织嵌入除了会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理外，还能加强对内部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提高会计核算及财务报告的合法合规性，抑制管理层或大股东攫取私利的行为，减少财务报告虚假陈述、报表粉饰等，从而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程海艳等，2020;郑登津等，2020）。

其次，党组织嵌入能通过强化党内监督以及外部监督来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等，2014;王彦玲，2014;吴秋生等，2018）。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领导不仅仅是企业决策者，还是党内领导干部，他们不仅要考虑薪酬绩效，还需考虑政治晋升。党内监督有助于国有企业高管树立正确的业绩观，加强企业风险防控、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和减少内部控制人攫取私利（于连超等，2019;程海艳等，2020）。因此，兼具党组织成员和公司“董监高”（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成员）双重身份的企业领导会更自觉地遵章守纪，积极维护个人良好形象。此外，党组织嵌入往往会使企业受到更多来自党政部门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形成外部监督网络。比如，地方党委往往会宣传那些党建工作较好、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企业来引领其他企业的党建工作，在“聚光灯效应”下，较高的社会关注也会倒逼企业做好经营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博等，2017）。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

最后，党组织嵌入有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指导作用，助力企业形成诚信经营的文化氛围（刘大洪等，2017），从而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党组织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生活会、党课学习等，使得党员高管不断深化学习提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化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同时，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下，党组织成员也会对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产生示范影响，进而有助于形成诚实守信、踏实耕耘的企业文化，减少报表粉饰等问题（柳学信等，2020）。

综上所述，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优化经营决策、健全监督机制、形成诚信文化，进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根据审计风险模型，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采取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越多越复杂，相应的审计收费就越高。同时，企业经营风险越大，审计师因企业经营失败被连累的可能性越大，审计师就越有可能采取收取审计议价或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方式规避诉讼风险。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1：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被审计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决策，表现为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2.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情况是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师对其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设计，进而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那么，作为审计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是否会影响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促进战略目标实现（杨旭东等，2018）。首先，内部控制有助于实现权力制衡.约束内部控制人寻租，减少虚假会计信息或报表粉饰，从而降低重大错报风险（Cohen et al，2015;陈国辉等，2018;李百興等，2019）。其次，内部控制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规范企业经营决策流程，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经营的稳定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陈作华和方红星（2019）认为，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决策中核心高管的“一言堂”问题。最后，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缓解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的信赖，减少不必要的审计程序，进而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廖义刚等，2017）。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越好，其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往往越低，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同时，内部控制质量高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核算流程的认可度，进而缩小实质性测试与细节测试范围，减少审计工作量，从而影响审计收费决策。

可见，被审计单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通过降低经营风险、重大错报风险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路径促使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并降低审计收费。因此，对于内部控制水平高的企业，审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收取正常甚至较少的审计费用，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此时，党组织嵌入对审计师决策的边际影响较小。然而，当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较低时，内部人代理问题可能导致经营决策不规范，财务报告质量也难以保证。这时，党组织嵌入的边际治理效应更加显著，更能有效降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对审计师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2：被审计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

3.基于党组织建设的时间异质性

如前所述，党组织嵌入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并降低审计收费。然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有效性与其自身的建设高度相关。党组织党风优良、纪律严明，党员政治觉悟高、政治站位高、严于律己，才能保证党组织嵌入治理落到实处（赖明发，2018）。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在西方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下一些企业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花架子”，甚至是“累赘”，党组织嵌入治理流于形式，一些身兼党内领导职务的企业高管甚至利用职务之便攫取私利（李世刚等，2018;赖明发，201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有效解决了基层党建工作被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并强力整肃了一些作风涣散的企业基层党组织（李世刚等，2018）。比如，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各领域的党建工作得到显著加强，过去一些企业长期存在的基层党组织嵌入治理流于形式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党建工作的强化使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相应的，党组织嵌入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3：由于党建工作的显著加强，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时间异质性，表现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审计师异质性

虽然党组织嵌入可以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但不同的审计师面对被审计单位同样的风险降低可能有不同的审计决策。本文从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角度探讨审计师异质性。首先，根据产品差异化理论和专业胜任能力理论，相对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更专业、规范、系统、全面、高质量（Chen et al，2010;Ke et al，2015;龙小海等，2016）‘42-44]，可能并不会因为被审计单位治理环境的变化而大幅度减少审计程序。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降低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投入，相应的审计收费变化也较小。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则不同，其会尽量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情况安排最少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审计任务，以求事务所的利益最大化，因而其审计师决策受企业禀赋特征的影响较大（孙成伸，2014）。其次，根据声誉压力理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更注重建立和维护自身的声誉，更关注法律风险，因为一旦出现违规，其损失将远远大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刘笑霞等，2012），声誉压力和惩戒风险压力是驱使大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最主要动力（吴昊旻等，2015）。而那些对自身声誉并不十分注重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更在乎争取客户资源，甚至不惜通过降低收费（同时降低审计质量）或出售审计意见的方式争夺客户，以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因此，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降低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变化可能较大。最后，根据市场势力理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其与客户谈判时的主动性就越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单个客户的依赖性较小，在客户面前的议价能力强，往往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即便其审计投入并不比其他事务所多。换而言之，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具有较强的刚性。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则不同，由于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被审计单位会根据自身情况向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寻求更低的审计定价，另一方面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也会通过低价来争夺客户，甚至为了满足客户要求而放弃职业操守，出具不正确的审计意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4：由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不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审计师异质性，表现为当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时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三、实证分析设计与样本数据

为检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本文借鉴王百强等（ 2021）、褚剑等（2018）、姜涛和尚鼎（2020）、Chen等（2010）、Ke等（2015）的研究，构建模型（I）：

模型（I）为基准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审计师决策”，包括“审计收费”（InLnaff）和“审计意见”（Opinion，）两个指标。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决策主要包括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类型决策（简称审计意见决策），本文借鉴刘笑霞等（2012）的方法，采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刻画审计收费决策（“审计收费”），并根据审计意见类型设置虚拟变量来刻画审计意见决策（“审计意见”）。核心解释变量为“党组织嵌入”，包括“双向进入”（Party）和“交叉任职”（Parchair两个指标。黨组织嵌入变量的数据主要采取爬虫技术进行初次搜集，并对照公司年报数据进行手工整理。借鉴代彬等（2020）等、徐细雄等（2020）的研究，从交叉任职和双向进入两个角度构建指标刻画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嵌入情况：一是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人员中与党委会成员重合的人数占“董监高”总人数的比例（“双向进入”）来刻画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程度;二是根据上市公司党委书记是否兼任董事长或CEO设置虚拟变量（“交叉任职”），反映党组织通过交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的情况。同时，参考刘笑霞等（2012）、吴昊旻等（2015）、刘笑霞和李明辉（2020）、王百强等（2021）、褚剑等（2018）、姜涛和尚鼎（2020）等研究，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10个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和时间固定效应（Year）。各变量的测度方法见表1。

为了考察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在模型（I）中加入变量“内部控制”（lC）及其与党组织嵌入变量的交互项（“双向进入×内部控制”和“交叉任职×内部控制”），进而构建模型（Ⅱ）：

此外，为检验党组织建设对党组织嵌入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为分界点进行时间异质性分析。党的十八大在2012年召开，但考虑到党建工作的长期性和党建效果的滞后性，按照学术界的普遍做法，选择以2013年作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2013年前”和“2013年后”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模型估计。为检验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根据样本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模型估计。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如下步骤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以及证券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样本期间处于ST、ST*、PT的公司;（4）剔除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最终得到10482个样本观测值。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党组织嵌入的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得到。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99%水平的缩尾处理。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統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模型估计

对主要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表3报告了模型（I）的回归结果。“双向进入”对“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的多少均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交叉任职”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对“审计收费”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具有显著负相关性。由此可见，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确实可以通过改善公式治理降低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对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并降低审计收费，假说1得到验证。

2.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4为模型（Ⅱ）的估计结果。“内部控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交乘项“双向进入×内部控制”和“交叉任职×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会负向调节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即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样本公司中，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假说H2得到验证。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之间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说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内部控制水平不高的企业更需要强化和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

3.时间异质性分析

由表5可知：在2013年前，“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审计师决策的显著变化;而在2013年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审计师更多地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并收取更少的审计费。可见，在党的十八大后，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显著加强也显著提升了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的改善效应，进而通过有效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对审计师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由此，假说H3得到验证。

4.审计师异质性分析

表6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非国际“四大”、非国内“十大”）子样本中，“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子样本中，除了“双向进入”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外（显著性弱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子样本），“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带来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降低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基本没有影响，假说H4得到验证。

5.稳健性检验

（1）改变党组织嵌入变量的衡量方法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考察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双向进入_d”（党组织与董事会重合人数/董事会人数）、“双向进入_j”（党组织与监事会重合人数/监事会总人数）、“双向进入_g”（党组织与高管层重合人数/高管层总人数）替换前文回归中的“双向进入”（党组织与“董监高”重合人数/“董监高”总人数）变量，进而分析不同的双向进入模式的公司治理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回归结果详见表7。在对“审计收费”的回归中，“双向进入_d”“双向进入j”“双向进入_g”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均具有显著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和审计收费。而在对“审计意见”的回归中，“双向进入_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但“双向进入_j”和“双向进入_g”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其原因在于：董事会的职能在于事前决策，决定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并对管理层履行管理责任和财务报告编制负有监督责任，而监事会的职能在于事后监督，管理层的职能在于执行。党组织嵌入董事会会使董事会更积极地响应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优化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促使企业遵守相关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履行信息披露责任，进而显著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而管理层是在董事会、监事会监督下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党组织嵌入高管层难以对企业战略走向和经营决策形成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而党组织嵌入高管层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无显著相关性。同理，监事会侧重于事后监督，也不能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起到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党组织嵌入监事会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也无显著相关性。

（2）控制样本选择偏误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模型估计。参照马连福等（2013）、程博等（2017）的做法，构建一个“党组织嵌入”的选择模型，即模型（Ⅲ），其中解释变量除前述控制变量外增加“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和“上市年限”（公司上市的年限）。第一阶段对党组织是否嵌入公司治理的Probit选择方程进行估计，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构建模型（Ⅳ）进行第二阶段检验，以克服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

表8报告了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结果。Probit选择方程的检验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公司上市年限、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盈利能力等都是影响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双向进入”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交叉任职”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对“审计收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与基准模型（I）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之一。党组织嵌入不仅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绩效，还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易费用，进而表现为党组织嵌入程度与企业对外联系状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审计师决策角度来看，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意见决策和审计收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因此，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情况刻画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嵌入程度，采用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额度表征审计师决策，进而分析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表明党组织嵌入确实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决策;被审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这种负相关性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趋于减弱，表明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党组织嵌入可以更大程度改善公司治理，进而对审计师决策产生更显著的影响;相比2013年前，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審计收费的负相关性在2013年后更为显著，表明党的十八大后企业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强化有效促进了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的改善;当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时，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显著，表明党组织嵌入带来的公司治理改善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决策的影响较小。

本文的分析表明，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背后的传导机制是：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才能降低审计收费，因而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理的效应更明显，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更显著;当党组织建设较差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不明显，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不显著;而当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凸现，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会更为显著。同时，也应认识到，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整个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

基于上述认识，应更加重视党组织嵌入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党组织嵌入机制，使得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方式恰当、程度适宜，做到有的放矢，放大正效应，助力企业治理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要更加重视和强化党组织嵌入。同时，要不断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企业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促进党建成果交流，避免机械执行等形式主义行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实质性作用，不断改善公司治理，进而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切实降低市场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