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纯纯

内容摘要：明末清初，一大批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碰撞。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著作《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两种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意味着两种文化无法融合。然而反观现在的中国，中西文化相融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关键词：基督教 中西差异 文化融合 基督教中国化

谢和耐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他专攻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1982年，正值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400周年，谢和耐出版《中国和基督教》一书，该著作一出便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一般的宗教类研究作品不同，这本书不是传教史，而是致力于研究传教过程中中国人的反应和中西文化的冲突。“谢和耐在此书中详细地分析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1]谢和耐本人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的导论部分也写道：“本书的宏旨不是中国基督教史，因为它已是无数部著作的内容。”[2]谢和耐认为，因为中西方文化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与基督教完全不能相融，中西之间无法沟通。然而反观如今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具有可融合性的。本文将先阐述《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的文化差异，然后分析两种文化的可融合性，旨在对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提供建议。

一.分析《中国和基督教》书中东西方间的差异

《中国和基督教》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描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从同情到敌视，后四章分别从中国各阶层对宗教的态度、中西方宗教和政治关系的异同、中西方伦理异同以及中西方世界观异同，深度分析了两种文化根源上的不一致性。

在第一章里，谢和耐将利玛窦去世作为一个分界点。他认为，利玛窦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162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真实意图的了解，耶稣会已很难在统治阶层立足，中国的知识分子变得敌视基督教。

在第二章里，谢和耐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三个阶层：儒士大夫、佛教僧侣、平民百姓，对基督教的态度。第一个阶层是儒士大夫。中国的儒士大夫持的是宗教调和主义，“中国人觉得一切都可以被调和，真理只是一种约估的事……事实上，达到真谛的办法无关紧要。”[3]这个阶层与传教士的矛盾集中在以下三点：是否存在永恒真理;宗教与政治该割裂还是紧密相连;是否存在永恒的灵魂。第二个阶层是佛教僧侣。最初基督教进入中国时，由于基督教和佛教在部分教义上的相似性，佛教并不敌视基督教，中国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甚至分不清这两者。但是传教士不满意这种地位，于是他们转向联合儒学，指责佛教。在一次佛教与基督教的论战中，佛教僧侣圆悟道出了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有千条道路和万种方式达到真谛。西人仅仅试图超越其他人，而不肯阐述所有人都拥有真谛和所有人都可以达到圣性这一普遍真理。”[4]第三个阶层是平民百姓。对于百姓来说，他们不理解基督主宰世界，“因为在中国宗教不是绝对价值，而取决于其实用性”[5]。但是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中国人“虐待偶像”[6]。在初期传教士与中国人都没有太在意双方观念的巨大差异，他们各自“因为彼此期待的差异而产生种种误解”[7]。随着宗教思想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传教士接触上层人士的机会也变多了。于是中西方间关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逐渐显露。

在第三章中，谢和耐指出：中国人认为天是最大的，皇帝是天指派的，他保证了王朝的稳定。“……中国的天命观是一种不允许进行任何分割的完整概念”[8]，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能和上帝交流，也都应该和上帝交流，这就意味着要破坏这种秩序。不仅如此，在中国人认为宗教与政府事物不做分别的时候，传教士认为政治和宗教权威要相区分。对于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中国人不懂得世俗与宗教事务之间的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一种宗教可以脱离基本社会范畴并进而统治之，而不是与之相结合的观点是无法令人接受的”[9]。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会把世俗的现实领域与宗教的领域做严格区分。而基督徒认为“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10]，他们甚至觉得宗教应当“超然于世俗政权之上”[11]。所以不管传教士怎么掩饰，基督教还是避免不了被看作邪教。

最后两章谢和耐从伦理观和世界观两个层面深度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导致双方无法沟通的原因。在伦理观层，谢和耐分别从道德观、灵魂观、美德观、因果观、人生观五个方面展开叙述，极力突出两者间的差异。

在道德观上西方和中国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但是谢和耐认为这只是“表面相似”[12]。例如在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概念内都有“自省”，但是两者天差地别。西方的自省“是为了求天饶恕其过失”，而中国人的自省是“为了更好地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改正之”[13]，“使人進入智慧之路并学会与宇宙内在秩序相协调地生活”[14]。在灵魂观上，在基督教认为灵魂是永恒的，肉体是短暂的，即灵肉对立;中国人认为随着肉体的消逝，魂迟早会消失。对于美德观，“中国人普遍接受在人类中存在有性善之禀性的观点”[15];传教士们则认为，人性本恶，性与美德并不一致，所有的美德反过来都意味着战胜自我。中国人理解的因果观深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一个人做事不该指望得到回报，自私自利会使善行失去意义，他们重视的是现世，对来世是无所谓的。所以他们也不承认天堂和地狱，他们只相信现世报。“中国人和佛教徒观念中的善恶报应之自动特点实际上使任何神的干预都变得无用了。”[16]但是基督教认为，现世是唯一世，今世所作所为决定来世是享受无限幸福还是永受地狱之苦。不同的因果观输出不同的人生观。中国人受到佛教的影响，认为在现世违背天性是愚蠢的，重要的是通过礼仪教化。“希望抑制欲就如同阻止江河流动一般危险。……，想战胜天理使一种狂想。”[17]于此相反，基督徒不重视现世，仇视现世，“他们将其全部希望均寄托于来世”[18]。“它使基督教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变成了一种“吊生庆死”的学说。”[19]

第二个深层原因：世界观层面，其矛盾点在于最高的权力代表者不同;宇宙起源不同;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上帝的完德。中国人认为“天”拥有最高权力，皇帝是作为下界“天”的代表行使权力的，人只要顺从命运安排就好了。而基督教则认为上帝拥有最高权力。对于宇宙的起源和运行，中国人认为世界是自发产生的，“‘气’是宇宙之力，是永存的和无所不在的……气必然会凝结以形成实物和物体，其组成部分迟早必然会重新变成与宇宙无别的物质”[20]。这与西方是对立的，西方认为上帝是不变的事实，永恒的，他创造万物。中国人批判基督教中的原罪和神的完德。中国人无法理解，原罪如果是上帝给所有人的惩罚，那应该是平均分配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上帝完德，极度慈悲的，为什么他不阻止亚当夏娃犯错，还把亚当夏娃驱逐到人间受苦。

最后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出发谢和耐发现，中文词汇有很多是表示联系和发展的，而西方的语言更多是表达独立的实体，割裂地看待世界。所以将基督教的思想翻译给中国人十分困难，这其中会产生很多的误解，进而他得出结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与基督教完全不能相融，中西之间无法沟通。

二.东西文化间的相融性

综合上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宗教感受性实际上随着社会而有差异的。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的、对于历史上所有文明和所有时代都适用的心理作用。”[21]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明社会和历史阶段，不存在某种共同的宗教情感与文化追求。但是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沃瑞希-奥劳更指出：这种观点将使任何宗教本土化都不可能。柯毅霖总结到，认为误解和文化差异导致准本体论上彼此理解的不可能，或者断言文化之间不可交流，都是不足取的。”[22]

笔者看来，谢和耐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中西方的确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世界，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基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发展观。但这也只能表明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圈存在巨大的困难，并不能绝对推导出，基督教完全不能与中国相融，中西方无法沟通与理解。谢和耐在充分肯定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的同时，意味着他也割裂了两种文化间达成的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即他否定了普遍的客观真理。

“其实，中西之间对于天神信仰和道德追求等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在差异性之中蕴含着同一性。”[23]例如双方文化中都蕴含着博爱、牺牲精神。基督教义提倡的拯救人类与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类似。这样看来，东西方信仰的终极无根本差别，差别是在于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样地，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对道德完善性地追求;在道德法则具有强大的宗教约束力方面，两者基本也是一致的。”[24]

所以说，谢和耐认为的“不存在某种共同的宗教情感与文化追求”以及中西方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无法沟通与交流的看法是片面的。在基督教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今天，“基督教中国化”才是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儒家文化的稳定性和兼容性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保障，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基督教能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基督教义与儒教思想的众多相似性，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可行性，无论是基督教义强调的“博爱”还是儒家伦理中的“仁”都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平等，对现代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重建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中兼具的普世性价值趋向，说明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像仁、义、爱、孝这种适用全人类的价值观，不会随着时空和对象的改变而改变。“从本质上讲，基督教和儒家伦理一样都是人类发明的高级形式的工具，不能人为地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好的东西应该属于全人类的财富。”[25]

所以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间巨大的差异客观存在，但是由于中西文化中存在着普世性的价值趋向，特别是基督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上对终极的圣神实在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两者间巨大的差距并不会阻断两个文明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蔡大海：“从中国基督教化到基督教中国化”，载：《安徽文学》，2009，第1期，第309-310页.

[2]范丽珠，陈纳：“文化的差异、错位与冲突”，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第2期，第9-15页.

[3]耿昇：“谢和耐：法国汉学大师”，载：《中外文化交流》，2011，第2期，第46-51页.

[4]朗宓榭：“谢和耐：揭示中西方精神首次碰撞的内幕”，载：《文汇报》，2014，第T10版，第1-5页.

[5]沈定平：“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同一性与互补性”，载：《中华读书报》，2003，第1-3页.

[6]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冲撞》，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一版.

注 释

[1]耿昇：“谢和耐：法国汉学大师”，载：《中外文化交流》，2011，第二期，第49页.

[2]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冲撞》，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导论.

[3]同[2]，第76页.

[4]同[2]，第91页.

[5]朗宓榭，“谢和耐：揭示中西方精神首次碰撞的内幕”，载：《文汇报》，2014，第T10版，第2页.

[6]同[2]，第94頁.

[7]范丽珠，陈纳：“文化的差异、错位与冲突”，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第2期，第12页.

[8]同[2]，第119页.

[9]同[2]，第122页.

[10]同[2]，第153页.

[11]同[2]，第129页.

[12]同[2]，第157页.

[13]同[2]，第161页.

[14]同[2]，第160页.

[15]同[2]，第167页.

[16]同[2]，第184页.

[17]同[2]，第193页.

[18]同[2]，第189页.

[19]同[2]，第190页

[20]同[2]，第227页.

[21]同[2]，第109页.

[22]沈定平：“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同一性与互补性”，载：《中华读书报》，2003，第2页.

[23]同[22]，第2页.

[24]同[22]，第2页.

[25]蔡大海：“从中国基督教化到基督教中国化”，载：《安徽文学》，2009，第1期，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