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梓杰

摘要：响应2022年度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4月18日，“遗产与气候”学术研讨会从多领域、多学科的角度，形成了15个学术报告，既有对气候变化之于遗产影响的宏观论述，也有具体案例的分享。议题包括：遗产与气候关联的宏观思考;遗产保护管理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措施;遗产保护知识和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论，等等。气候变化不仅是单纯的自然生态变迁现象，其与人类物种的演化、生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影响、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产生活习惯。了解气候变化，对认识遗产价值，推动保护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社会与我国均围绕气候变化下的遗产保护与应对开展了大量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导则性文件，并针对气候灾害风险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工作者与管理者，充分结合本地文物特征和保护维修技术经验，建立起防灾减灾预警体系，完善了遗产灾害风险预防管理制度。加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工作，有助于实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完善我国文化保护事业向前迈进。

关键词：遗产与气候;遗产保护;气候变化;防灾减灾

为响应2022年度国际古迹遗址日“遗产与气候”主题，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协会历史村镇、石窟、管理研究、防灾减灾专委会共同协办的“遗产与气候”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4月18日在北京及线上同步召开。本次研讨会旨在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议题讨论作出积极响应，并对我国遗产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与实践作出阶段性的总结。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学者参与了本次科学研讨会。会议包含了15个学术报告，从多学科、多地区、多类型的视野与角度进行了探讨，基本涵盖了当前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的遗产学界理论和实践的重点与热门问题。总结起来，可以将发言分为三组议题，一是遗产与气候关联的宏观进程;二是遗产保护管理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措施;三是遗产保护知识和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论。主要观点和有关讨论综述如下：

一、遗产与气候关联的宏观思考

近年来，作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范畴不断拓展，除与之最为相关的生态气象科学外，逐渐延伸到了包括经济、能源、社会在内的多个领域。相对而言，在文化遗产领域，气候变化仍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文化遗产领域学者与从业者更为关切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及其应对，而对气候变化现象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与演化以及人类群体行为的影响则缺乏深入思考。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塑造人类文明，不仅是对气候变化影响与次生灾害的再认识，更是对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遗产形成与价值的再认识，能够推进气候变化背景下遗产保护工作的前瞻性，变被动为主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以“气候变化与人类扩散和文明演化：聚焦欧亚大陆”为题，介绍了气候状况和气候变化现象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重要联系。古代，由地壳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格局突变，营造出不同的生态环境，进而影响到人类物种的演化进程。在人类农业文明出现后，气候变化现象也不断通过改变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等表现形式，对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以古代中国为例，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历朝历代发展的末期，大致均是气候极为干旱的时期，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严重的旱灾往往导致农业生产活动的停滞，进而导致政府管理的缺失，农民起义与反抗活动的兴起，使得旧政权倒台，新政权崛起。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文明发展进程中，比如玛雅文明和北欧文明，研究表明，包括降水带迁移在内的大型气候变化现象，对所在地人类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迫使人口抛弃已不适合生存的旧家园，不断迁徙。

以此为背景，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有着同样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气候变化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促使了人口的流动，使得原本适宜特定气候环境的农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影响了不同地区人类的生产生活传统，更是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得以交流融合，形成了更为璀璨的人类文明。汉藏语系的产生与传播，以雅利安人为代表的人种迁徙，均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影响的具现，展现了二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研究员以“农业文化遗产与气候：影响、适应与服务”为题，进一步剖析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这一重要人类活动的影响，揭示了人类、生态与气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是农业遗产大国，共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暂列世界第一。然而相较于文化与自然遗产而言，农业遗产的类型和数量占比仍然较小，针对农业遗产的保护管理策略也与前两者有着本质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是活态的遗产，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息息相关。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个复杂的农业生产系统，体现人与自然资源、景观的互动，表现人类利用资源生产生活的艺术，也彰显独特的传统文化。因此，其对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则更为敏感。长期的气候变化与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演化、分布、结构与功能等要素均会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农业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潜在遗产价值。

气候变化作为一种亘古以来便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不仅干涉了人类物种的演变，形成生存环境的差异，更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往今来，人类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与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而在遗产的视角下，这些手段与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承载遗产价值的文化要素，如何在厘清聯系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痕迹与内在逻辑，对于制定遗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了解遗产保护要素层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闵庆文指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而言，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人类往往会转变农业生产的地点、作物与生产方式，并通过民俗信仰等文化实践，对气候变化进行适应。这种适应过程不仅是对于气候生态的被动适应，也是一种人类主动干预调控的过程。因此，理解人类适应行为的内在逻辑，对合理保护管理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农业文化遗产至关重要。以此为背景，2012年通过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也将与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联系和适应作为认定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的重要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当前农业遗产保护管理不仅需要被动应对，同样也需要主动的介入，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闵庆文建议，未来应将气象部门纳入到遗产整体的保护管理体系中，通过合适的气象产品丰富并保障不同需求人群的生产和游览需求，对气候、人类与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完整的梳理与辨析，才能真正实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杰教授以“中国聚落智慧——以通道侗寨为例”为题，介绍了以侗族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如何通过聚落营建规划和文化传统为依托，应对气候变化变化，维持人地关系平衡。通道县地处谷地，地形狭窄，环境容量受到限制，但谷地的独特地形布局，为其提供了充沛的降水，使居住在其中的侗族形成了由农田、林地与坡地和农作所支撑的“人、寨、田”聚落模式。环境的限制影响了可供人类生存的资源，进而决定了侗族聚落发展与生存的模式。在环境的限制与社会生产模式制约的背景下，通道侗寨实现了对于聚落的需求管理，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取水用水、伐林护林，趋光事农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可持续生产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又与侗族的传统文化习俗相互融合与映衬，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动态平衡。传统人地关系的处理，不仅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认识遗产价值，处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影响的背景下，有关组织、研究机构与遗产地管理部门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为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的遗产保护管理与应对积累了经验与科学数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郑军研究员以“国外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为题，介绍了国际社会框架下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气候变化的形式不断严峻，以此为背景，以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中心（WHC）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为代表的国际机构采取了大量的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工作。在联合国层面，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动，除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国际共识公约外，还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撰评估报告的形式，对有关气候变化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UNESCO发布了指导气候变化下的遗产保护工作的《气候变化问题行动战略——2017年》，并记录当地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知识。WHC将气候变化内容写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并通过《针对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影响的政策文件》、专家会议、能力建设、编制导则等形式，规范气候变化下的遗产保护工作，推广理念与知识的革新。ICOMOS通过制定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科学计划，开展研究工作，成立工作组，起草文件等形式，梳理气候变化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郑军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应从加强风险管理与发掘传统知识和智慧的角度加强应对，以提高我国遗产在灾害风险应对层面的韧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以“气候变化视角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暴雨灾害风险变化为题”，探讨了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与自然灾害的空间关联性，提出从“空间”的视角和思路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的防灾减灾工作。在判明气象灾害对文物安全影响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灾害风险评估工作是预测暴雨对文物破坏程度的基础。目前文物灾害风险管理共包含风险评估系统、风险监测系统、风险预防系统和应急管理系统四大方面的内容。他介绍了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通过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应灾环境的敏感性、文物本体的脆弱性和文物价值几方面来评估文物受到的自然灾害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研究进行结合，初步判定我国未来气候有着整体生长化的趋势，并伴随着年降水量增加，暴雨频率强度增加，降水中心发生偏移的倾向。以此为基础，通过不可移动文物统计数据库，判明气候变化趋势与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分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空间特征。上述成果为更好认识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的自然灾害的类型、特点、风险，并从空间管理角度，科学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提供了基础。

乔云飞建议，我国应从四个角度加强文物的防灾减灾工作。首先，暴雨灾害严重区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应重新开展灾害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充分考虑暴雨和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的文物区域周边环境的损失，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对暴雨灾害的薄弱点勘察。其次，据文物的类型、价值、保存状况等特征，在全面评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的前提下，加强相应的预防性保护工作力度，以降低灾害的损失。第三，在灾害发生前，准备完善的暴雨灾害响应计划，并定期进行演练，确保灾害发生能够按照计划开展救援工作。最后，对于并未处于暴雨灾害严重区的市县，也应结合暴雨灾害风险的预测和评估，建立全覆盖常态化的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措施体系和应急处置机制。

二、遗产保护管理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措施

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文化遗产种类丰富、地域分布广泛。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极端气象灾害频发，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类型气候灾害的威胁，而不同类型的气候灾害，又会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应对提出挑战。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地面对的主要灾害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为此，遗产地保护管理者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并结合自身条件建立反应机制。

河南博物院原副院长杜启明研究员以“气候变化与土遗址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为题，以2021年河南“7·20”極端降雨为例，介绍了灾害情况下土遗址受灾概况、抢救工作的开展与启示。河南“7·20”极端气象灾害，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降雨范围广，时段集中，对河南种类丰富、类型全面的土遗址文物造成了严重损害。灾害发生后，河南省文物局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制定抢险救灾方案，开展受灾文物的调查评估，建立数据库，编制专门的文物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到跨部门层面的救灾保护规划中，为灾后文物保护提供政策经费支持。杜启明建议，在气候变化的大周期下，应依据不同的气侯和遗址特征分区分类编制不同的技术指导意见。对于土遗址类型的文物而言，一是需要完善保护策略，因地制宜，突出保护重点，突出价值保护，适当考虑现代防护加固技术，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二是要使用正确的保护技术，以“形态可辨、构造稳定、排水科学”作为土遗址保护技术设计重点;三是要明确保护管理工作重要性，落实制度经费，完善设施储备，加强监控，日常保养动态化，从而对症下药。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以“山西受灾文物保护情况”为题，对2021年秋季山西强降雨及次生灾害下的文物受灾和保护修缮工作进行介绍。据统计，在2021年秋季强降雨影响下，山西省共计有1190余处文物受灾。其中，结构坍塌、结构缝隙、漏雨、开裂、下沉，是暴雨影响下文物遇到的主要病害类型。在灾害发生后，山西省文物局先后印发《洪涝灾害后恢复重建的文物保护专项方案》《灾后文物抢险保护工作指导意见》与《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初稿）》，明确险情处置与文物保护目标，并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确保灾后文物抢险的资金支持与时效性;此外还组织实施了大量受灾文物的抢险保护项目，及时通报受灾文物的抢险保护工作进程，落实经费保障，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灾后文物保护工作。白雪冰认为，落实极端气候灾害下的文物保护工作应注重不同要素关系的处理，一是处理好维修与抢险的关系，依照险情与文物价值、特性的不同对症下药;二是处理好插队与排队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方案立项与评估的手续规程;三是处理主导和参与的关系，开放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查漏补缺;四是处理应急与预防的关系，使文物保养常态化，推动预防性保护深入推进;五是处理研究与发展的关系，找寻技艺传承与科学改良的平衡;六是处理指导与监管的关系，依照险情灵活处置，扩大准入，严格监管。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长黄滋研究员以“东南地区应对洪灾的遗产保护实践”为题，介绍了我国东南地区在暴雨洪灾频发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实践经验。近年来随着热带气旋增加，强降雨天气频率不断上升，导致了洪涝灾害多发，泥石流、土地应力变化、冲刷和漂浮物，往往会引发文物建筑墙体开裂，结构失稳等隐患问题。经过近年来对洪灾后泰顺廊桥、欢喜永宁桥和台州府城墙的修缮保护，东南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包括风险评估、日常管理与检查、应急处置在内的三重预防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黄滋建议，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应统筹灾害管理，加强灾害应对资源统筹与工作协调;树立灾害风险管理理念，转变重救灾、轻减灾的思想;强化地方应急救灾主体责任，厘清权责;强化灾害风险防范，完善现有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深化信息共享，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与应急协调工作，多管齐下，以增强气候变化下的遗产风险灾害应对能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文艳副研究馆员以“挑战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长城保护”为题，以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构筑材质下的长城受气候影响而损毁为案例，剖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长城保护现状与措施。长城的分布与气候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与我国400毫米等降水线、季风与非季风区分界线有着极高的重合度，其修建历史与遗产构成也反映了基于特定时期下的气候条件，建筑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理念与智慧。近年来，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温、降水、光照等要素的异常，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长城遗产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协调下，各地长城文物主管部门积极响应，通过险情排查、风险灾害评估、长城点段巡查、临时加固置顶、结构监测等措施，缓解了气候变化对长城安全的影响。鉴于气候变化形式已无法逆转，未来长城保护应在宏观上加强跨部门协调，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中觀上，注重长城周边环境治理，恢复局部气候环境稳定;微观上，加强长城监测险情排查工作，强化日常养护，以防范气候影响下的长城安全隐患。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张治国研究馆员以“气候变化对遗址的影响与应对思考——以新疆地区为例”为题，介绍了气候变化大趋势下，大风、温度、降水等气象指标的变化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土遗址类型遗产的保护管理造成的影响。基于气象观测数据，研究团队发现新疆地区存在年降水量与极端降水量增加，气温日较差减小、平均风速减弱的整体趋势。通过对新疆地区的土遗址、石窟寺遗址的病害特征进行调研，发现降水量的增大，一方面会导致冲沟、裂隙遍布、渗水的情况，同时也会导致地下水位抬升、遗址沉降、坡脚风化、盐碱化、滑坡等病害的出现;大风则会导致遗址风蚀、凋落现象的加剧;而在日温差的影响下，冻融病害则会作用于遗址强度，放大其他指标对遗址的影响。他建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西北地区遗址保护工作应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的深入程度，深化对遗址价值的认知，提升保护管理水平。此外，应进一步持续开展长期性气候变化对遗址影响的研究，进行风险灾害评估，开展数字信息化保存工作，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制定预防保护方案，加强遗址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应对。

三、遗产保护知识和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论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指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理念，依靠科技树牢文物保护工作，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提质增效。全面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着力构建符合我国文物资源特点的文物修复、预防性保护和防灾减灾理论体系，为文物保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传统文物修缮在预防性保护理念、监测机制和新技术的引领下，能够发展出更加因地制宜的应对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心源以“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基于空间信息的观察、认知与应对”为题，揭示了空间信息技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遗产保护与应对工作的作用。气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相对静止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时空特性。在此基础上，空间信息技术为遗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与思路。一方面，通过空间技术的呈现与记录，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记录能帮助保存更加可观的认知变化，透过虚拟现实实现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另一方面，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对气候变化下生态环境变化与活动开展监测评估，从而了解气候因子对遗产安全的影响。再者，空间遥感技术在空间考古领域的应用，可以增进对遗产当中人与环境、空间关系的理解，提升对遗产的认知。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研究员以“莫高窟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与策略”为题，剖析了气候变化对莫高窟壁画安全的影响，介绍了近年莫高窟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与实践经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毗邻库姆塔格沙漠，东邻三危山，西接鸣沙山，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雨量稀少，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燥的气候为莫高窟壁画与彩塑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大气环境。然而近年来，极端天气明显增多，莫高窟地区的降雨量不断增大，对莫高窟崖体产生了局部冲刷、岩体滑落等危害。此外，过高的降雨量也埋下了洪涝灾害的隐患，对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此为背景，敦煌研究院通过检查、加固易损崖体，加强与气象部门合作，联动监测预警体系等形式，实现遗产对潜在气候灾害的预防，以控制降雨对岩体所产生的影响。

除极端降雨现象外，极端沙尘暴及近年来由游客数量增长带来的窟内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同样对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造成了影响。针对以上威胁，敦煌研究院开展了大量的实践工作。一方面，从1950年代开始的治沙工程，时至今日已形成立体完整的防沙网，有效遏制了沙害对壁画与彩塑的侵蚀;另一方面，实行一系列限制游客承载量的措施，在极端天气的状况下，及时关闭洞窟，缓解过度旅游和湿度对遗产本体的进一步损害。

故宫博物院张小古副研究馆员以“气候变化与故宫古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实践”为题，通过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与体和殿地坑烟道环境治理项目，介绍了故宫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所做的工作。近年来，北京地区气温升高、降水增加、湿度增大，极端天气灾害隐患增大，对故宫以古建筑为主要载体的遗产安全造成威胁。故宫博物院已形成了由常态化巡查和监测检查、日常保养所组成的日常保护工作体系。通过与北京气象局联动，形成了日益完善的气象、土壤、水质监测体系，以掌握重点气象数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故宫古建筑风险要素清单，形成了科学化、常态化、低碳化的风险管控制度。基于不良建筑环境所导致的建筑遗产病害，故宫博物院还研究制定能从更长远上应对风险隐患的建筑环境治理方案，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体系。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管理研究专委会秘书长魏青以“气象灾害应对与气象景观监测——鼓浪屿和庐山的保护实践未来”为题，以鼓浪屿和庐山为例，分享了海岛历史城区以及云海为代表的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在台风风险灾害应对与气象景观监测和研究层面的保护实践。在世界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的统计与监测中，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已成为遗产地保护管理的中长期影响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子。此外，世界遗产地也在逐渐弥补自然与文化的隔阂，文化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的整合在遗产地的价值认定和保护管理工作中被广泛认可。鼓浪屿的台风灾害应对工作与其活态遗产价值保护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伴随世界遗产申报，鼓浪屿逐渐形成了完善的遗产监测与灾害预警预报体系，并基于此形成了连贯且规律的管理措施与体系;另一方面，包括当地社区居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不仅能够快速实现对于险情的应对，同时又能进一步加深社区对遗产的关切、理解与认识。

庐山作为文化景观，其核心价值代表以及影响着中国的山水精神和审美启迪，动态气象景观展现了其山水美学的影响，是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要素。通过与气象部门的协调合作，庐山保护管理部门采用影像采集等手段加强对于云海等动态气象现象的监测，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于庐山遗产价值的认知，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遗产要素变化趋势和相关要素的预测与判断，加强公众对遗产与气候变化的理解和认识。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荣以“佛光寺东大殿本体及环境监测与预防性保护研究”为题，介绍了近年来暴雨对佛光寺东大殿遗产本体造成的安全问题，屋面漏雨、部件糟朽、结构位移等问题的出现，对佛光寺遗产本体保护提出了挑战。研究保护团队对古建筑本体“微位移”现象实施监控，推断出未来佛光寺应重点关注的结构构件位移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关注环境气象、结构位移与漏雨监测的多方位遗产监测体系，针对遗产自身的特点对潜在病害隐患进行预警，为当地保护管理人员提供及时且充足的信息，为佛光寺东大殿的遗产预防性保護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四、结语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的不断严峻，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愈发严重的威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证实，全球温室气体年评估排放量正不断冲击着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受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要素的影响，极端天气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更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因自然而生，两者之间需要构建和谐共生的发展关系。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

气候与遗产的关系，涉及多个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广受关注，并在近年来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涌现出一系列学术作品。中国在应对极端气候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理论方面还有待总结和提炼，以期更好与国际同行对话，传播中国声音。本次研讨会即是这一契机下的尝试，不仅响应了2022年度国际古迹遗址日“遗产与气候”的主题，也凝炼了学术共识，分享了技术方法。会议的召开，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学理路径，进一步深化、完善遗产的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Summary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Held for 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 2022： Heritage and Climate

Fu Zijie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has escalated， which has caused extreme weather，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human beings， production， daily activities， culture， and many other fields.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have been facing many great challenge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its secondary disast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potential links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summarize experience in responding to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and risks， and communicate about methods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ll of which serve a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reviewed fifteen academic report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held for 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 2022： Heritage and Climate. In addition， it presented the finding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angle perspective： links between heritage and climate at a macro level; practices and measures adopted for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heritage as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methodologies for apply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es relating to heritage protection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review， this paper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limate change is not just a nat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ut also closely linked to the evolutio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other species， shaping human beings' culture， production and daily activities. To understand climate change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heritage and promoting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Currently， much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globally， including in China， on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on how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ng to the existing various guidelines. Moreover， there are also specific studies targeting at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and risk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work，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from representative heritage sites heavily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have established warning systems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and have improved the systems for preventing and managing disasters and risks based on local heritage features and their rich experience in heritage protection， repair， and maintenanc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s about experience in heritage protection across regions is necessary for improving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is conference as a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heritage scholars， concerns is also an effective attempt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across disciplines， including heritage， meteorology， and ecolo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es in Chinese culture protection.

Keywords：heritage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 heritage and clim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