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雁

法国梧桐伸展枝丫，把一栋红瓦坡顶的小楼揽入怀中。楼前，矗立一尊半身人物铜像，面色凝重地望向远方；大理石底座上，镌刻一个德国人的名字——约翰·拉贝。

这里是南京市小粉桥1号，即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院内。2009年5月1日上午，托马斯·拉贝携妻子伊丽莎贝塔，来到祖父故居。他身穿黑色西装、系黄色领带，站在祖父塑像前深情凝视。此次，是他第3次访问南京。

托马斯第一次带来了《拉贝日记》原件。“看，这是当时602名避难者名单，每个人都在上面按了手印。这份名单也是一封信的一部分，上面说，感谢柏林的西门子公司业主——‘内阁顾问’卡尔·弗里德里奇·冯·西门子先生，日期是1938年1月16日。”他缓缓地打开日记，解释说：“我从德国拉贝交流中心带来其中两本，今天在祖父塑像前展示一下，算是还祖父一个心愿。”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他早年丧父，仅读到初中毕业，在商行当过学徒与伙计，后来到非洲一家英国公司工作。

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次年与女友多拉在上海结婚。女儿玛格蕾特、儿子奥托、外孙女乌尔苏拉，均在中国出生长大，一住就是30年！起初，拉贝在北平一家德国公司任职，1911年进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自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负责中国地区业务。当时，西门子公司亚洲总部设在上海。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1月底，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拉贝与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在约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拯救近25万中国人生命。

12月12日，拉贝在南京沦陷当晚日记中写道：“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拉贝在自家院子里，收容600多名难民躲过劫难。另有650位难民在西门子中心，即拉贝家住所、花园以及后面的德国学校避难。

拉贝把日军暴行逐日写进日记，直至1938年奉调回国。1996年12月，外孙女乌尔苏拉·莱茵哈特在美国纽约公布《拉贝日记》，立即引起轰动。《拉贝日记》被公认为南京大屠杀中外证人资料中，“保存最为完整、数量最多，且最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史料。”

这次，托马斯带来其中两本，记录有日军南京大屠杀详细内容。1937年1月29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约翰·马吉发现了两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她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她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

这个8岁小女孩，就是夏淑琴。如今，她已是八旬老人。在祖父塑像前，托马斯兴奋地拉着她的手说：“能见到您这么健康，实在太开心了！祖父如果能看到您现在的样子，一定非常欣慰。”

夏淑琴陷入了回忆：“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不嫌脏，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因为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送进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下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

“我从8岁活到现在不容易，日本人却说是假的。”夏淑琴用颤抖的手抹起了眼泪。在她身上，至今有日军刺刀留下的三处伤疤。2009年2月5日，夏淑琴起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经过长达9年官司，在日本终审胜诉。7月，她将亲赴日本，领取胜诉后的补偿款。托马斯欣慰地说：“这是应该的，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

85歲李俊与80岁老伴丁正兰，一见到托马斯，立即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李俊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我那时才13岁，跟家人躲进拉贝先生家，院子里搭了不少芦席棚给难民们住。就在这个地方！”

李俊仍记得这个德国好心人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光头、戴眼镜，面相和善，常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他会过来安抚难民，叫我们不要害怕，他会尽量保护我们。”

在李俊记忆中，他居住的一个月里，没有难民受到日军伤害。粮食紧张时，每天也能吃到一顿稀饭。所以，只要拉贝一出现，难民们都感激地跪在地下，叫他“活菩萨”。拉贝在日记中说，看着这些“像供奉神祇一样”跪拜他们的中国人，“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1938年1月31日，600多名难民围着拉贝，献上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春节贺信：“恭贺艾拉培先生，新年百镒。1938年本院难民公祝。”艾拉培，是约翰·拉贝的中文名字。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从鞭炮的火星中走出来时，全体佣人和职工排成隆重的队列，向我行流行的新年磕头礼！”这份贺信，现存放在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内。

“我是医生，不是历史学家。”托马斯说：“我以家族名义，将这些历史文献提供给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了解与承认历史事实，是获得宽恕的前提，也是争取未来和平的基础。”在纪念馆留言簿上，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挽救一个生命，等于挽救全世界。”

托马斯出生于1951年1月18日，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教授，退休前在该大学妇产医院工作，也是德国妇科内分泌及生殖医学会前任主席。“遗憾的是，祖父在我出生前一年去世。我是从父亲的叙述中才了解他。父亲经常给儿时的我们，讲述他的青年时代以及祖父的经历。”

父亲奥托·拉贝于1917年在北京出生，14岁回到德国读书，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学医，成为妇产科专家，却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在位于德国南部黑森林的小乡镇加格瑙、奥泰瑙工作。

托马斯在《约翰·拉贝画传》前言中写道：“我们童年时，我父亲讲述过关于中国的情况，听上去十分惊险。每当他讲述戈壁的沙尘暴，讲述天津附近——北戴河海滨小屋里的白蚁，或是人们怎样捕蛇时，我们都听得十分入迷。诚然，关于祖父为中国人所做贡献的事，直到我高中毕业时才知道。我一再询问存放在加格瑙——父亲生活在那里，是那里的开业医生——我们家储藏室木箱里的那些日记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父母不想让我们这些孩子看到战争暴行的照片。……直到上大学攻读医学专业时，我才打开祖父写的那些南京日记，开始只读了其中一些段落——呈现出一个战争和死亡的恐怖世界，更加害怕发生一场战争。祖父在日本人进攻南京时留在那里，全力帮助中国朋友们，一定经历过强烈的感受和无比的恐怖。”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不时有日军飞机空袭南京。此时，拉贝夫妇正在北戴河海滨浴场休假。拉贝于9月赶回南京，已是战云密布，日军开始升级为全面轰炸。

“逃走吗？”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

托马斯评价，“祖父是地道的汉堡商人，正派而自信。同时，他又是一个朴实与谦虚的人。作为基督徒，他相信人性是善良的。从祖父留下的文字中，到处可见他的幽默性格，即使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1937年10月17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头上，（‘拉贝’在德语中的意思是‘乌鸦’）那么死的就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請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祖父在逆境中表现的勇气，令托马斯十分感动。

12月12日夜，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侵华日军在50天内屠杀30万中国人，平均每分钟屠杀5人，连躲进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也难于幸免！拉贝在日记中，详实记录了所见所闻400多起日军暴行，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保存了60多份抗议与交涉文件，以及百余幅日军暴行照片。

“那几个月，祖父每天睡眠很少，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托马斯说：“尽管如此，祖父依旧为救助中国难民奔忙。”为了制止日军暴行，拉贝与其他外国友人每天奔走在出事地点，把日军暴行写成详细报告，分送美国、英国、德国大使馆，向日方提出抗议并进行交涉。

日本大使馆曾强迫拉贝回国。拉贝回答说：“如果我在日本生活30年，得到日本人善待。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毫无疑问，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1938年，中华民国政府授予拉贝蓝白红绶带采玉勋章。

拉贝说过一句话：“历史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1950年1月5日，拉贝死于中风。在他所有的文献资料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记总共10本2460页。根据拉贝遗愿，日记以及所有书籍、历史文件，均由儿子奥托·拉贝继承。现转由托马斯继承。

“1995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要搜集大量资料。这一过程中，她在耶鲁大学发现了相关文献记载，但不详细，于是她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找到莱茵哈特夫人，得知我祖父留有日记。”托马斯说。

在张纯如敦促下，莱茵哈特夫人受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邵子平等邀请赴美，于1996年12月12日，在美国纽约公布《拉贝日记》。10年后，2016年4月6日，托马斯向中国中央档案馆捐赠《拉贝日记》南京卷手稿。次年12月，该手稿影印本出版。托马斯说：“祖父日记总共24本，3本在战争中遗失。现存21本中，有10本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正视历史、了解历史。历史事实谁也抹杀不了。”

托马斯一直想和父亲到中国。这个愿望最初因为经济问题，后来因为父亲的健康问题，而没能实现。直至2001年父亲去世，托马斯与母亲埃尔斯，在那年夏天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特意去南京，联系负责管理拉贝故居的人。当时，我们听说故居要拆除，便找到西门子公司总裁商量能否保存下来。我又给多家机构发送公开信，希望保存与修复拉贝故居。我们很荣幸，南京大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西门子中国公司与江苏博西家用电器公司，对拉贝故居进行了修缮。”

2003年，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京后，建议西门子公司出资修葺拉贝故居。2006年10月31日，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开幕式上，托马斯在祖父雕塑前献上一捧鲜花，真诚地说：“拉贝故居将作为德中友谊载体，为人们理解与铭记历史真相、避免冲突做出贡献。”

托马斯与家人定居德国文化名城海德堡，位于美丽的奥登山麓、内卡河畔。托马斯买下邻居家1000多平方米院落，改建成约翰·拉贝交流中心。2005年8月13日，德国前驻华大使埃尔温·维克特主持了开幕仪式。

“祖父所做人道主义贡献，给我树立了榜样。”托马斯写道：“受他的影响，我的家庭也为推进世界人民相互理解而努力。我和夫人一起在海德堡居所旁，成立了一座面向国际学生的学生公寓，那里也有一小间博物馆。在庭院里，还有祖父雕像——这些一起构成了第一所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随后，我们一共在4个国家设立拉贝交流中心，其中德国一所，中国南京和北京各一所，罗马尼亚两所，西班牙一所。”

2009年4月2日，中德合拍影片《拉贝日记》在德国公映，一举斩获德国电影奖4项大奖。同年4月28日，亚洲首映式在北京新世纪影城举行。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发布会上，托马斯不仅展示了《拉贝日记》原件，还为日本演员香川照之颁发首届“拉贝和平奖”，称赞他“作为日本演员，以非凡勇气接演这部影片，承担起反思历史的责任。”4月30日，在《拉贝日记》南京首映之时，托马斯提出南京与广岛结为友好城市的倡议。他认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是实现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关键。

时隔5年，托马斯于2014年8月16日来到南京市档案馆，查阅5卷关于南京人民资助拉贝一家的档案原件。他回忆说：“祖父1938年返回柏林后，做了多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给希特勒也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发生了令他深感意外的情况。在他给希特勒寄信几天后，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同时带走了他写的日记和马吉拍摄的影片胶卷，对他审讯了几个小时。由于卡尔·弗里德里奇·冯·西门子出面担保，两天后才被‘体面地’释放回家，附带条件是：不得再做报告，不可印刷出书。日记还给了他，但马吉拍摄的影片被没收了。”

拉贝于1934年在南京住处附近，建造了一所德国学校。为了争取帝国政府资助，他加入了纳粹党。但他长期驻中国，并不了解纳粹党真相，也没有担任任何官职，仅仅是一名普通党员。1945年战争结束后，盟军开展清查纳粹分子的行动中，拉贝受到审讯。不久，他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诉讼，耗尽了储蓄与精力，毁坏了健康。一家人挤住在很小的房屋里，饥寒交迫。直到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他才摘去“纳粹”帽子。

托马斯说：“祖父在战后患了重病。为了活下去，他只得用从中国带回的古董和家用器具，换取土豆为生。他几乎无法胜任为俄国人拆卸装运西门子工厂设备的重体力劳动。1947年底，他被西门子公司重新雇用后，才有了一点微薄收入。”

到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中国，“南京人民总共捐赠2000美元，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因为战后在柏林无法购买到食品，又去瑞士购买寄到柏林。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从美国寄来食品包裹，他们曾与祖父一起在南京生活。对帮助过祖父的人们，我们非常感激！”

拉贝于1950年去世后，安葬在柏林西郊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1985年，墓地租期到期。在托马斯请托下，南京市政府出资续租并重修墓碑，于2013年12月完成。拉贝原墓碑已于1997年5月，运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那里永久保存。

2015年3月，托马斯被授予“南京荣誉市民”称号。同年9月，托马斯与夫人应邀来华，参加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向他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期间，习近平主席再次接见了托马斯。

托马斯说：“中国珍视和平、视和平為发展基础，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大量证据摆在世人面前，一些日本人却不愿承认历史，实在令人费解。要避免战争，必须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平共处、对于曾经犯下的错误深刻反省和道歉，这是德国人战后得到的最宝贵教训。”

托马斯在海德堡大学妇产医院工作近40年，担任德国妇科内分泌和生殖医学学会主席长达15年之久。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5年期间，他负责“妇女健康”领域的建议与指南。

“好朋友阿尔弗雷德·缪克多次和我谈起，他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教授团队的良好合作。200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与南京、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医疗机构有所交流。我深感，中国妇科内分泌领域需要引进更多国际先进技术。于是在好友推荐下，我毫不犹豫地加入阮祥燕教授团队，把我丰富的医学资源分享给他们。”

阿尔弗雷德·缪克，是德国图宾根大学妇产医院内分泌学教授、德国绝经学会主席，与托马斯有长达30多年的友谊。他也是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主任阮祥燕教授，在德国学习期间的导师。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缪克教授告诉阮祥燕：有一位妇科内分泌学专家，叫托马斯·拉贝，他的祖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了很多中国人。阮祥燕回国后，在网上观看了电影《拉贝日记》，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2013年9月，阮祥燕通过缪克教授，邀请托马斯出席北京妇产医院举办的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国际研讨会，并为他开设了一场讲座，介绍拉贝家族与中国的渊源，使在场数百名专家深受感动，给予热烈掌声。2014年，托马斯被聘为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客座教授。2015年9月，又担任中德妇产科学会德方副主席。

阮祥燕教授说：“我与拉贝教授、缪克教授一起，合作编撰三部专著。在此期间，我们开展了多个国际项目合作，包括创建中德妇产科学会。在这个大框架下，他们帮助北京妇产医院于2012年4月，创建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2016年9月9日，我们成功完成中国首例冻存卵巢组织移植，填补了国内空白。今后，又建立了国际生殖力保护中心、亚洲首家欧洲认证国际跨学科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心等，以及疑难病例教学式会诊机制。中国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领域提前10到20年，达到国际水平。为此，2018年9月，拉贝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我感谢拉贝家族对中国的贡献。”

托马斯是多家国际学术杂志审稿人，编著书籍超过40本，部分书籍被译成10种语言。在他的帮助下，北京妇产医院已引进19个医学新项目。对下一步合作目标，他踌躇满志地说：“我打算与北京妇产医院，建立一个中国国内与国际妇科内分泌和生殖医学出版物的数据库，即妇女健康网络研究院。另外，还想建立一个工作组，评估有关西药对中国女性患者的治疗风险。”

2019年9月底，托马斯应邀赴北京，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观礼。同年9月2日上午，北京拉贝交流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这是全球第6个拉贝交流中心。

9月3日，“约翰·拉贝在中国30年事迹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在之后的专题讲座中，托马斯将第四届“拉贝和平奖”授予北京联合大学梁怡教授，以表彰其“为建立北京拉贝交流中心，以及在中国推动人道主义精神方面所做的贡献。”

梁怡教授说：“2003年11月，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曾经住在托马斯家里，也曾两次访问拉贝交流中心。我发现了拉贝撰写的关于在北京生活工作17年的手稿。我除了在《历史档案》杂志发表文章加以介绍外，经过5年努力，2009年4月将5本拉贝记录北京的手稿翻译出版，书名为《我眼中的北京》。此后，我每年受邀给国人介绍拉贝事迹，特别是他与北京历史文化的特殊渊源。”

托马斯现任北京联合大学近现代中国历史讲座客座教授。2021年1月20日，北京拉贝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在线上举行工作会议，托马斯在视频发言中说：“我与中国朋友合作，准备出版650多页的新书，讲述祖父各个时期的事迹。”从2020年至2021年，中心学术委员阮祥燕教授带领医院20多位博士，对托马斯著作《约翰·拉贝》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本书今年将由中国出版集团下属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德文版、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将陆续面世。这本书将有助于宣传约翰·拉贝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令托马斯难忘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他收到来自北京、南京等地多家机构捐赠的防疫物资。他曾联系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希望提供一种中国生产的药物。使馆工作人员一刻没有耽搁，将大批防疫物资和药品运到海德堡，其中包括这种抗病毒特效药，为他的家庭、也为海德堡当地抗疫，解了燃眉之急。托马斯再一次体会到，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忘记向朋友施以援手。

托马斯说：“拉贝家族与中国的紧密联系经历了4代人。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是企业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作为拉贝家最年轻一代，他努力学习中文。曾祖父令人尊敬的事业，将由他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