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波

[摘要]《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阅读摩尔根等学者的史前史著作的读书笔记合集，由5篇长短不一、主旨各异、研究对象比较分散的文本构成。本文从《人类学笔记》的形成背景、文本群的主要特点等出发，论述《人类学笔记》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指出《人类学笔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传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了早期理论思考，发展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驳斥了“两个马克思”的错误观点。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卡夫丁峡谷;《人类学笔记》

[中图分类号]A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6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人类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形成于1879年至1882年间，是马克思阅读摩尔根等学者的史前史著作的5篇读书笔记合集。《笔记》作为马克思晚年的重要工作成果，对人类发展史前史的研究体现了“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初心目标。在建党百年后的今天，深入研读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掘梳理和准确认知马克思撰写《笔记》的初心，对深化理论研究和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笔记》对于全面理解“晚年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晚年在阅读科瓦列夫斯基、梅恩、摩尔根、菲尔、拉伯克的相关著作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改写，这些笔记收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在他去世以后才被后人发现和整理。学者们通过研究和分析，将这5篇研究对象相近、结构相似、方法相同的笔记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笔记》研究文本。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更是在阅读了《笔记》相关文本的基础上，“完成遗愿”地撰写重要经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研究《笔记》对于深入、全面理解“晚年马克思”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形成时间的特殊性。《笔记》形成于1879年至1882年间，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晚年的最后阶段，具有以下特点：这是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高度关注时期，1876年以后，马克思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社会情况的文献和著作，甚至还专门去学习了俄文;这是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社会的研究兴趣浓厚期，他对毛勒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作了详细摘要，还阅读了德默里奇、乌提舍诺维奇和卡尔德纳斯等关于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公社制度的著作;这是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关键期，在1881年3月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笔记》中的主要篇幅，在此之前都已经完成了。可见，《笔记》代表着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最能说明马克思的研究兴趣所在。

（二）研究内容的重要性。1878年之后，马克思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经常为治疗疾病而奔波。1881年，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身体方面，由于病后遗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敏的痼疾而衰弱不堪。”马克思将理论研究看得重于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身體原因，除了理论研究之外的许多事情，马克思都委托恩格斯代劳，如对理论体系的阐述和解读，以及对杜林等错误观点的批判，甚至包括主持燕妮的葬礼等，而他自己则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笔记》的摘录和研究上。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马克思还坚持完成了几十万字的《人类学笔记》和100多万字的《历史学笔记》，可见这两个文本对于马克思的重要程度。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经过权衡做出的慎重选择。

（三）构成文本上的开放性。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难以获得和掌握全部资料，同时限于当时社会人类学研究水平，马克思最终并未以《笔记》为素材撰写过著作。无论从内容还是用途上来看，《笔记》都没有最终完成。笔记中的各个文本或因为受限于原著的主题和内容，或受限于原作者的认知水平，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研究需要，因此马克思进行了扬弃式的摘录，甚至对篇章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可以说，《笔记》是围绕着一个尚未被正式陈述出的主题进行摘录，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马克思完全有可能对更多的著述开展研究，并摘录更多的《笔记》文本。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使得对于《笔记》的解读存在多种可能，甚至引发不少误读和误解。

（四）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转变，笔记的研究对象相较于之前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转换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二是时间跨度巨大，科瓦列夫斯基笔记开篇即人类最早的原始群状态，但重点在于探讨殖民统治下的共同体，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16世纪殖民统治时期;摩尔根笔记更是以美洲印度安人为蓝本，大跨度地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是研究主题各异，科瓦列夫斯基笔记重点关注公社土地制度及其瓦解的过程，摩尔根笔记涵盖史前人类社会的总体情况和历史进程，对于国家产生之后各时期则完全没有涉及;梅恩笔记侧重法制史和公共权力的产生和演变;菲尔笔记则是以白描式的手法讲述了印度和锡兰的农村生活状况;作为整个《笔记》中篇幅最短的拉伯克笔记，其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是与宗教和文化制度有关。《笔记》独特的研究主题给文本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这也是《笔记》主旨一直没有明确定论的重要原因。

《笔记》自发现至今，围绕其写作初衷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以克拉德等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笔记》是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所谓“人类学研究”思想的最高创作，标志着马克思的研究由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对《资本论》的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兴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认为晚年马克思成为一个“民族学学者”，进而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观点。更有甚者，国外有的学者还引用梅林的论述来证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理论和实践上的灵感已近于枯竭，逐渐陷入“慢性死亡”。因此，正确解读《笔记》，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志趣，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现实必要和时代价值。

二、《笔记》证实马克思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初心从未改变

通过对《笔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初心从未改变，这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考证：

（一）《笔记》是马克思坚定初心、锚定目标、孜孜以求的努力探索，而非对于原有目标的“放弃”。马克思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工作终身。马克思不愿意做一名仅仅用知识“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主张哲学家应负有“改造世界”的社会责任。从青年时期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到后来转学到柏林大学，马克思在认真学习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再到创办报刊杂志、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都是为了找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综观马克思的一生，每一个重要时期都与这一主旨密不可分。如从少年时期的铭志文“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到博士论文中从原子偏斜表征论证“精神自由”，再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理论目的的论述，“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论述，再到《资本论》对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的揭示，马克思的一生就是践行“改造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10年，马克思为了实现改造世界的理想，还在撰写《笔记》，还在为完成《资本论》而不懈努力，以各种方式支持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亚洲和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大声疾呼。因此，将《笔记》的撰写解读为马克思放弃了终身追求的“改造世界”的革命目标，而转向狭隘的“解释世界”的人类学研究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二）《笔记》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的继续深入，而非“转向”。在指导无产阶级斗争和开展革命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总能从革命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灵感和素材。1848年，当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后，便与恩格斯共同研究并合作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当马克思结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二国际的工作重新回到书斋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就诞生了。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陷于低潮，马克思却因掌握了“大量、新的有效资料”而感到欣喜。他对当时的形势充满信心，他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同时，他在总结反思巴黎公社斗争的基础上发问：“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显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将目光投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史前社会的公有制，是基于革命形势和理论发展需要的深入和拓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研究兴趣的“转向”。相反，这种深入和拓展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给予无产阶级以更大的理论上的惊喜。

（三）《笔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研究对象上的延伸，而不是研究兴趣的彻底“转型”。马克思的《笔记》是对现有材料的再发掘，而不是对未知情况的原始探索，与被称为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

《笔记》在形成过程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笔记》的摘录过程中，马克思对材料的选取、组织和运用，无不贯彻了这一论断。同时，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对《笔记》中的信息加以鉴别、分析、归纳和总结，并对之前的一些论证和观点加以修正和完善，使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向更大的领域延伸。马克思所作的最大预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消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要研究一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出现、固化、消亡，必然要从这个社会形态之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去寻找规律，要了解资本主义消亡的全部条件，就要从已经消亡的社会里找到这样一种“方程式”。如何找到这个“方程式”，他解释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己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充分解剖了高等动物（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资本论》诞生之后，也就能够很容易找到在低等动物（前资本主义社会）身上的高等动物的征兆——资本主义萌芽;充分认识了阶级社会之后，也就能从史前社会中找到阶级社会萌芽的征兆。同样，对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演变规律的研究，也能为高等级动物向更高层次演变提供理论借鉴。因此，《笔记》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社会运行及其演变规律，这充分说明《笔记》的研究志趣与马克思之前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三、《笔记》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虽然没有最终以《笔记》为基础撰写理论著作，但他在摘录形成《笔记》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初心追求，他在研究中所关心关注的人类困境以及写作过程中绽放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前进征途，并随着历史的发展绽放出愈发夺目的光彩。

（一）充分证明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初心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马克思毕生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笔记》的写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科学论证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他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謀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正是由于对中华民族苦难的深切反思和对民族独立自由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地、辨证地学习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务实举措，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旨、推进人类解放的坚实一步，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跨越时空的初心传承，闪耀着高尚的理性光辉。

（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笔记》补充完善了《共产党宣言》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在《共产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特别注解道：“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这显然得益于马克思对于摩尔根笔记的研究。此外，正如《笔记》所反映的那样，晚年马克思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俄国、印度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即落后国家可以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国际革命形势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苏联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胜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理论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当前，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多种方式调节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活力，不断调整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力度，加强对所有制、生产关系的研究，“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到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更深刻地认识和运用社会运行和变化的规律，进而推动新时代下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是不断丰富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应有之义。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早期理论思考。在《笔记》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了初步的思考，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人类文明“共通性”的认知。马克思摘录摩尔根的话，“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指出人类在智力、身体构成以及基本需求上存在总体一致性，因此对不同文明的分析和解读，能够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进一步证明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同源同构的，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石，为人类在更大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寻求互利合作提供理论可能。二是对人类文明差异作出理论解释，认为是由处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且是由不同环境的客观需要造成的。“如果把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易洛魁人氏族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希腊人氏族加以比较，那就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同一组织，前者是最古老的形式，后者是末期的形式。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强加于氏族的。”对文明差异形成的共识，有助于理性客观地看待由于信仰、制度、文化、习惯等造成的分歧，减少冲突和对抗，互相借鉴和学习，进一步增进文明间的理解和交流。三是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早就预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笔记》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揭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分工发展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因此，更需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和选择共同发展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推动“人类命运”共识的形成和共同体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笔记》的撰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需要，发展和完善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笔记》围绕一个中心，即探索人类文明（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力图揭示社会组织形态更迭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回答资本主义如何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构建等问题。《笔记》证明，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初衷从未改变，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自己的奋斗目标的阐述，就像他回答女儿的采访中所说的那样——“目标始终如一”。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今天，《笔记》研究仍然有着独特的学术魅力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