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

陈韵萱，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哲学理论。

[ 摘要 ]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历史由资本的物质力量与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共同构建而成。其中，现代背景下的理性通過与资本及科技相结合的隐匿规训体系，对非理性进行不同于禁止性排斥的、温和却有力的改造，让作为非理性因素的事物或个体在边缘化中被迫理性化及规范化，最终却导致作为权威的理性复归于被狂热拥护的非理性中。因此，在现代背景下，理性与非理性两者之间的规训关系值得深思。

[ 关键词 ]

规训;权力;理性;非理性;福柯;现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2.04.060

在叔本华打响抨击黑格尔理性主义第一枪之后，尼采接过批判之棒，翻转了原本非理性从属于理性的哲学传统，用“上帝之死”揭开了虚无主义的篇章，瓦解了理性主义，使得一切价值和意义都需被重估，并进一步有力地论述了强力意志的本质。正如尼采对传统哲学的翻转性创新及对理性的批判性反思一般，作为“尼采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大家——福柯，也着手颠覆传统哲学所强调的宏观叙事与启蒙理性。他敏锐地看到了理性话语的霸权，揭发了无处不在的理性权力网络，抨击了技术、制度、实践等作为理性代表的规训性工具对主体性个人的控制、对非理性异类的压制、对生命体灵魂的塑造，承认了理性在现代社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对理性进行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因此，在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视为焦点问题的现代化潮流中，通过立于福柯这一后现代主义巨人之肩，审思现代理性对非理性的规训与改良进程，不失为探析理性与非理性二者间建设性关系，甚至服务于社会进步之良策。

1 现代背景下理性的内涵指向

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的逻格斯概念，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充实加固。理性代表着超越抽象高于现实的一种思考过程，指个人对现实进行抽象超越后达到的更高尚的自由意志，也是超越官能的快感深入世界的本质，去寻求知识、逐步进阶的过程。这一词代表着某种真理性话语，是属于某种思考范式的词，在现代历史中被愈发概念化和逻辑化，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在现代主义场域，理性与非理性作为时代的焦点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进一步而言，为了更好更深入地探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需要探讨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二者的几重区别。

首先，在精神现象方面，理性代表着清晰有序，非理性代表着混沌无序。诸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哲人强调想象、激情等作为人类本能的不恰当的非理性会使人陷入混乱一般，理性应当发挥统摄人的重要作用。其次，在表现形式方面，不同于发自本能的、作为潜意识的、直觉的、欲望的非理性精神表现形式，理性是一种理论化，具备逻辑、抽象、推理、判断能力的精神力量。最后，在产生根源上看，理性更多地指代客体产生的本质规律，而非理性更多地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认知、愿望及要求。综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人们习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地绝对对立化。包括早期福柯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是如此看待的：理性处于绝对性的权威地位，并对非理性进行压制和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化科技十分盛行的背景下，理性作为疯癫、反抗等等非理性的对立面，这种非此即彼的压倒性关系更是尤为明显。

更进一步来讲，在这种现代化的二元对立中，理性对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决定性管制方式也很好地反映了现代化之缺陷。也正如福柯所言，理性与非理性在现代化进程里处于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中，以知识、话语与真理为工具，进行着隐匿的统一理性的普及与传输，并渗入社会各方各面的合理性建构。理性愈发显现其独断性地位，使人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反过来反思启蒙，反思作为至上权威的理性。

这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依靠数字时代的科学思维、技术控制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组织三大合法性实现的理性，具备流动性与转化性，在隐匿又温和的规训手段中与非理性如影随形。现代背景下的理性无处不在，在科技规训网络中协同权力、知识、真理禁锢着个体，确立了无可动摇的主流地位。在此种语境中，权威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现代理性具备单一向度的管制性意义，对除权威理性之外的非理性编织着无处不在的隐形牢笼。

2 理性对非理性的作用机制

正如福柯所言，理性不是天生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的压迫性力量是在历史中，通过嵌入各式话语、制度、技术与实践的方式，共同塑造、控制、规训着驯顺的身体和灵魂。权力作为理性的代名词，通过自身的运转方式将理性的作用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作用机制包括真理性话语系统的构建，全景敞视主义的监视以及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规训和管控。

2.1 真理性话语系统之构建

尼采与福柯的断裂性考察是其反抗理性、宣扬非理性的重要工具。其中，福柯以非理性立场质疑已被奉为圭臬的启蒙理性、人文主义、宏大叙事，并以独树一帜的考古学、谱系学论述方式、权力历史观以及相关方法论对权力的作用主体和作用技术进行解构，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

在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被单一向度化为权威及权力的象征，其合理性之建构亦是通过话语权的把握而形成。“话语”本身便是被消解了主体性意义的不受生命个体自身控制的因素，作为权威代表的理性运用非连续性、消解主体性的“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及实际背景对其进行一切价值评估和重现”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把控着作为权威的话语权，为理性划定统一标准。因此，之前的所谓真理、科学、知识等理性内容，在现当代皆为权力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所谓普世道德或者普世理性不过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并不作为超验真理而存在。没有所谓的绝对性真理，理性的中立性、客观性、确定性已被消解，一切皆为虚无，若作为理性权威的国家机器或者权力机构更新迭代，那么理性标准也会跟着流动改变。非理性就如此地在理性的权威真理体系建构中被动地被排斥、被吸纳，使得其具体定位被固定化、贫困化，在理性的话语体系中失去存在意义，甚至成为批判的矛头。这种自源头而始的管制与规训使得非理性因素持久性地处于被动地位，为理性演变成为狂热宗教崇拜般的非理性奠定话语基础。

2.2 全景敞视主义之监视

始源于边沁，具有向心可见性及横向不可见性的以管控为目的的敞视建筑机制，被称为全景敞视主义。这所显微镜化的，注重于规训场所、监视组织设计的“惩罚之城”，如监狱、工厂、教室等便利地利用建筑内部的人员进行监视，使空间的一切一目了然，最终使规训权力隐匿、持续又有力地作用于每个个体上，进行分层、强化、切实的监督。在此背景下，代表着理性的监督者和代表着非理性的被监督者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非理性在固定性编排中被驯化为整体中的同化部分，失去了其作为生命体的本质冲动。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中，作为理性代表的权力机器把握着完全透明的数据控制权，让非理性在可视化的权力网络中无处遁逃。这种跨越时空的监视，使得非理性被数字权力之眼所监视与控制，失去其原本具有的生命本能而被规范化为所谓理性的化身。换句话说，如若非理性没有遵从理性的权威性治理，便会被视为不符合主流的边缘人，从而被压抑和控制。如此一来，非人待遇倒逼非理性个体成就理性常态，统一的理性常态把原本具備生命本能的非理性个体原子化为几乎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微观意义的赤裸生命个体。这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倒性胜利。

2.3 生命政治之规训管控

从惨绝人寰的显性惩罚到温和有力的隐匿规训，理性权威对非理性个体的管制愈发深刻。与尼采的具有主动性强力意志的身体含义不同，福柯的身体指代的只是一具被动性等待被驯化被管制的柔顺肉身，福柯意义上的生命主体是一个除去政治、等级、阶层、财富或权力等身份的“原子”意义上的生命个体。具体而言，在数字社会的治理技术之下，这种“纯粹的生命原子体”是一种丧失了非理性生命本能的自然符号;把单个“纯粹的生命原子体”综合后进行档案化和数据化，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其进行有效的算法规训、控制、干预，促使其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重要做法。

对比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描绘的——作为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的王权武器对生命肉体的酷刑以及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梦想中的“全景敞视主义”，数字时代下对大众的规训并不约束在“被割裂的、封闭的、静止冻结的空间”，也不被“镶嵌在固定位置”，而是在对肉体的酷刑到转对灵魂的鞭挞的同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数据化规范的“生命原子体”进行规训、监督、管制，从而构成了流动型、全球性、网络化的隐形规训之网。这种因现代规训权力技术发展而导致的“惩罚体系的替嬗”，极大地使初始的具有非理性的个体被规训成为驯顺、灵巧、强壮的工具，变成被繁多且复杂的数据细线操纵的木偶。

总之，在以上规训的意义上，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对称性。

3 理性权力的规训结果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由于理性对非理性具有强大的管制及规训作用，故在使生命体全员理性化的同时，也使其对理性进行盲目崇拜，导致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另一个非理性化的极端。

3.1 作为生命主体的非理性化

一方面，以理性之名对公民个体进行规训而导致公民走向非理性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作为理性权威之一的外卖平台算法是压制、排斥、制造边缘状态的机构，其在一定层面上制造的受规训的个人而导致的过激行为变成了被压抑的东西的必然回归和反抗。被平台理性所规训的外卖骑手因心生愤恨而走向非理性极端，向送餐食物吐唾沫、一言不合捅刀向顾客等骇人听闻的极端事件虽概率不高但也引人深思。另一方面，在运用理性进行规训与惩罚中，由于具备理性武器的人们对于理性的定义之偏差，便易使理性成为人们谋取私利的武器，导致“理性”向“非理性”转化。仍旧以外卖送餐现象为例，在大部分情况下，消费者对骑手的评价、对平台的反馈是监督平台工作质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但是也出现了消费者在加班中、在被另外的异化中，由于被遏制的愤怒无处发泄，通过“习惯差评”来运用平台算法这一理性工具对外卖骑手这一数字劳动者进行规训的极端现象，导致非理性的泛滥。

3.2 作为权力机器的非理性化

以最具代表性的权力机器——理性国家为例，它的统一规训使潜在的不利于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非理性因素皆被有效遏制。然而，被规训、被改良的疯癫及非理性的人并非一定有病，他们只是处于一种不同于理性的、纯粹他性的、不可理喻的状态。而所谓的普世道德或者普世理性实际上皆为历史性权威的产物，也并不是作为自证合法的超验真理而存在。

因此，权威力量的统一理性规训是非常危险的。它只在历史框架内划定固定的标准界限，进行非此即彼的理性判断与合法性论证。这种圆满的理性判断发展到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非理性极端。所以，只有当理性放弃对自身完满统一的追求，不断地从类似疯癫的非理性因素中获得启示并借此完善自身、对自身进行重构，它才能从这个追寻进步和更完善的理性的过程而非某一个阶段的结果，从而体现出自己的积极本质。

4 结语

不可否认，在当今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代表着理性的规训权力隐匿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人规范化为具备“统一理性”的、只身处于交互繁杂的网络中的数据节点的原子体与赤裸生命。由于理性只相对于非理性而存在，那些不符合主流理性之思的生命体便被边缘化为“疯癫之人”，成为被排除的、不能享受生命福利的原子化个体。如此一来，被原子化的赤裸生命俨然成为拥有统一理性权威的国家的狂热追随者，从而使得理性国家演变成一种无拘无束、没有规则可言的非理性势力。至此，非理性在与理性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循环往复。

因此，为了规避理性国家向完全非理性演变的失控事态，作为国家个体之一的我们便要发挥自身即使相对于“统一理性”来讲是“非理性”的理性精神，把握好“统一理性”，使其不超出自身的范畴，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对代表着理性的全景敞视权力进行反抗。以身处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理性国家对公民言论自由的约束问题为例，在人均原子化的信息时代，作为拥有理性精神的个体，即使已被“统一理性”所规训，也应立于一定经验、逻辑与见识，运用人之所以为人的非理性共情能力，在人均原子化的大众传媒时代发声与呐喊。这远胜于秉持着力图不被边缘化的、所谓“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的“统一理性”态度，沉默并期盼沉冤昭雪式的理性权威发布。如此一来，才能发挥人之为所以人的、具备直观感性与逻辑理性的本能，方能在权威眼里的非理性活动中找到人之为人的理性思考及非理性冲动的意义，真正实现现代理性对非理性的建设性改良与规训，实现现代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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