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素飞，赵智睿，彭海云，盛 靓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一、引言

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判断，是个体生活质量评价的衡量标准之一。［1］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其生活满意度不仅会影响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还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及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也有研究显示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较低。［3］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呈现多元化，包括各学段、各类型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学校教师；与此同时，多样化的研究工具呈现出不同的测量标准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最重要的是，目前研究者往往只对某一时间点的教师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但在社会变迁下，教师的生活状态、职业发展均发生了改变，那么生活满意度作为教师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仅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调查往往无法得到普遍性的结论。同时，当前研究多对教师薪酬水平和学校工作环境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讨论。［4］但随着社会变迁，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已与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难以分离，而生活满意度作为其认知成分，对心理健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5］因而宏观社会因素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又称“横断历史研究”）便是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法。该方法依托于量表均值对教师生活满意度进行动态的数据说明，可刻画教师生活满意度的纵向变化趋势，揭示心理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6］因此，本研究欲利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进行探讨，并结合相关社会宏观指标，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变迁

近年来，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随时代变化的趋势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许多研究发现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7］这些研究同时也讨论了影响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在实证方面，研究发现来自工作等近端环境的压力增加与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比如，对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的要求日益提升（问题学生的增多和绩效标准的提高等）以及相应产生的职业倦怠感。在理论上，研究者讨论了远端社会宏观因素（如教育改革的相关理念和政策等）也会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积极指标，被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有研究发现，教师生活满意度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5］那么，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是否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本研究借助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考察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对影响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宏观社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与讨论，以期完善教师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二）影响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社会因素

当前，有研究发现经济上的物质回报与教师自身付出的不平衡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8］而且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下，我国社会网络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强连接”逐渐向以规则和法律为基础的“弱连接”转变，［9］教师群体获得的家庭支持日益减少，这造成了教师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随着社会联结的弱化变得更加严峻。此外，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教师所面临的“威胁”也不断增多。比如，青少年犯罪更加群体化和暴力化、家校矛盾日益增多等。这些均可能引起个体和群体对社会的负性认知增多，进而可能影响其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因此，本研究从经济压力、社会联结以及社会威胁三个方面探究影响教师生活满意度变迁的宏观社会因素。

首先，教师的经济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一方面，教师的个人收入能够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10］另一方面，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重要。［11］在教师生活满意度不容乐观的研究中，有67.8%的教师自感其收入相对于其他职业竞争力不强，认为收入与付出不对等，［12］这种薪酬待遇方面的相对剥夺感，可能会大大降低教师的生活满意度。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不断增长。［13］比如，房价这个基本民生消费的水平在市场化作用下普遍上涨，教师除了要维持日常消费支出外，还要面临住房消费带来的高额房贷压力问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可能会让教师群体产生相对经济收入减少的主观认知，［14］进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因此，本研究选取居民消费水平和房价两项社会指标探究经济压力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其次，近年来我国社会联结程度大幅下降。［15］一方面，我国已由传统的大家庭逐步转向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家庭模式，家庭规模的缩小使以往由大家族或扩展家庭提供的支持和陪伴等联结功能减弱。［5］此外，我国持续上升的离婚率增加了个体所处家庭环境的不稳定性，个体与家庭的联结程度也有所降低。而来自家庭的支持和陪伴对压力的缓解尤为重要，因此社会联结的减弱可能对教师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人际环境因人口迁移不断发生变化。有研究显示，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及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焦虑水平都显著增加。［15］教师不仅是成年群体中的一类，还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面对儿童及青少年等学生群体，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工作难度和压力，间接影响教师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16］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师教育改革，包括教师待遇的保障提高以及教师轮岗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直接影响教师群体的工作和家庭状况及关系，进而使其社会联结和支持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三项社会指标探究社会联结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最后，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网络的转变，也滋生了很多现实威胁。教师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学生，随社会的变迁，学生的问题行为呈现复杂化、暴力化趋势。校园欺凌、酗酒等多种问题行为的多发使教师群体的焦虑或不安全感上升，对社会威胁的感知也更敏感。而社会持续上升的犯罪率意味着不安定因素的增多，这可能会加重教师群体消极情绪的弥漫性，进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因此，本研究选取犯罪率这一指标探究社会威胁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目前国内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17］该量表共5个题目，均采用1-7级计分，已广泛应用于我国教师和其他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中。［3］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总分的均值越高，表示教师生活满意度越高。

（二）文献搜集的标准与结果

文献检索标准：均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提供了样本量、均值和标准差等基本数据；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内地的教师；相同作者用同一批数据重复发表，则只选择最早一篇；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

在中国知网、万方和Elsevier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教师”“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teachers”等词汇进行检索，共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中文文献47篇（没有符合纳入标准的英文文献），有3篇文献的数据从两个及以上的不同质群体获得，只能拆开录用，最终获得51组数据，如表1所示。按照以往研究惯例，除去在文中说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份的文献外，本文数据收集年份（以下简称“年份”）均按照发表年份减两年得到。［6］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从2007至2018年，共涉及12650名教师。

表1 教师生活满意度文献数量及历年分布情况

（三）文献编码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将符合要求的47篇文献按以下步骤对数据库进行编码：首先，赋予每个数据组唯一编号并把所有文献的基本数据和年代录入数据库。然后，将所有数据按照被试所在地区（0=无明确地区信息，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4=两类及其以上地区）、文献所发期刊类型（1=核心期刊，2=一般期刊，3=学位论文或论文集）进行编码录入。

（四）社会指标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压力、社会联结以及社会威胁三方面筛选出6个社会指标，并考察其对教师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数据均来源于我国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

三、研究结果

（一）教师生活满意度随年份的变化

首先，本研究以年份为横坐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用来描述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2007至2018年间我国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是逐年下降的，具体见图1。

图1 2007至2018年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的变化

然后，本研究将年份与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年份呈显著负相关（r=-0.35，p＜0.05）。同时，为了进一步确定年代效应，把年份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加权样本量后，年份对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3，p＜0.05，R2=0.11）。此外，为了控制期刊类型、被试来源（地区）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以生活满意度均值为因变量，以数据收集年份、地区、期刊类型3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纳入其余2个自变量后，生活满意度均值的年代效应依然显著（β=-0.33，p＜0.05，R2=0.12），即我国教师的生活满意度与年份之间的关系不受期刊类型、地区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二）教师生活满意度随年份的变化量

为了求得这12年的变化量，本研究通过计算效果量d来衡量。首先，以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为因变量（y），以年份为自变量（x），对样本量进行加权，建立回归方程（y=Bx+C）。其次，分别将年份2007和2018代入回归方程获得这两年的平均分y2007和y2018。最后，计算y变化（y变化=y2018-y2007），再除以12年间的平均标准差MSD（即所有研究标准差的均值），得到d值（d=y变化/MSD）。经计算，12年间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下降了0.41分，平均标准差为1.25，也就是下降了0.33个标准差（d=-0.33）。根据Cohen的建议可知，［18］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的下降幅度在小效果量和中等效果量之间。

（三）教师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我国教师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是否与社会变迁有关呢？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借助滞后相关分析的思路对此进行研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除犯罪率外，当年的其余社会指标均能显著预测教师生活满意度。另外，本研究将历年的教师生活满意度分别与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的社会指标匹配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年前、三年前和五年前的多数社会指标可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均值的变化。因此，经济压力、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可能是“影响”教师生活满意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表2 教师生活满意度均值与社会指标的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一）中国教师生活满意度随年代呈下降趋势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发现，近12年来我国教师的生活满意度在逐年下降。这与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趋势相吻合。［7］但与以往横断面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在考察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同时纳入了时代变迁这个动态维度，系统地刻画了教师生活满意度的总体变化趋势，纵向拉伸了以往研究的理论意义。此外，在讨论影响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各类因素时，关注了教师群体这一整体概念。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远端因素（如经济压力）可能通过与近端因素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教师的生活满意度，这使得教师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索得到了横向拓展。因此，本研究对经济压力、社会联结及社会威胁与教师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整合，为探讨提升教师生活满意度提供更完整的思考框架。

首先，本研究发现，当年、一年前、三年前和五年前的房价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均显著负向预测教师生活满意度。虽然我国教师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19］但工资的涨幅却赶不上我国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20］此外，医疗、教育等核心消费都会有较高的支出，而教师当前的工资水平无法适应消费水平的提升。［21］长期的经济压力可能使其消极情绪增多，进而导致其生活满意度降低。与此同时，教师的相对经济收入还显著影响其职业满意度，［22］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降低了教师对职业的工作热情，增加了职业倦怠。事实上，有研究显示我国教师的职业倦怠呈逐年上升趋势。［23］而生活满意度与职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24］因此，以上两项宏观水平上的经济指标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导致教师群体经济条件受到影响，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教师的职业怠倦感增加，进而导致其生活满意度降低。此外，宏观经济环境不仅通过经济压力对教师生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还可能通过其经济保障而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在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和社会所提出的教育期望更加多元化。在新兴教学方式（慕课、直播等）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但与医护人员、国企员工等群体相比，教师的经济保障却处于最低水平。［8］自1993年国家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来，［16］教师的住房、薪酬等问题一直具有较高“热度”，这说明教师经济保障问题长期存在，也反映出近年来教师经济保障问题的治理成效尚不明显。而且，在当今“双减”政策下，教师的作业设计负担与难度增加，但教师福利等相关政策的执行力仍存在不足，教师的考核制度与减负矛盾再次激化，［25］这可能导致教师群体对工作、生活的积极感知进一步下降。

其次，本研究发现，与社会联结相关的三项社会指标（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均能显著预测教师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第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能意味着家庭规模及其复杂性都随之降低。［26］而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子女养育、赡养老人等家庭问题增多，但教师群体除家庭问题外，还面临学科教育、绩效考核等工作问题，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使教师心理资源的消耗日益增多。而且逐年升高的离婚率使家庭的稳定性减弱，教师获得的家庭支持减少，这进一步加重了教师的心理资源枯竭感，生活满意度也可能随之下降。第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教师职业相对稳定，并没有发生高比例的流动，但其需要适应因其他群体的迁移产生变化的生活和人际环境。多变性的人际环境往往使教师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也随之降低。第三，近30年来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教师教育改革政策，其中大部分法规主要关注教师专业技能及素质的提高，直至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才明确提出教师待遇的重要性，［27］2018年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强调对教师地位的保障。［28］由此可见，尽管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长，教师社会地位及待遇还有待提高，最终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年前、三年前的犯罪率能负向预测教师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社会威胁对教师生活满意度可能存在长期的潜在影响。逐渐上升的犯罪率使社会中不安定因素增多，而学生受网络媒体的影响，其犯罪逐渐呈现突发性、低龄化、暴力化等特点，以致教师主观感知的威胁感增强。［29］同时，学生群体的自杀、厌学等问题行为的增多，［6］使教师在工作中消耗的认知资源增多，而其付出与经济回报的不平衡，使教师对生活的意义感知降低。此外，家长“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直接与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捆绑”。［30］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到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型家长的质疑或威胁，［31］其教学效能感被逐渐削弱，以致其生活满意度进一步下降。

（二）影响教师生活满意度的三维生态整合框架

综上，本研究借鉴了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影响教师群体生活满意度的三维生态整合框架。结合研究结果，教师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受到社会宏观系统、个体微观系统以及其相互作用（即中间系统）三个水平指标的交互影响。同时，本研究聚焦教师群体，而教师群体作为区别于每一个教师个体的变量，该群体的特征、价值及属性也应纳入该框架。另外，纵向上的时代变迁影响也不容忽略。也就是说，教师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社会心理变量受到“三水平两层面系统”的交互影响。其中，“三水平”为生态环境的水平，即宏观、微观及交互作用的中间水平，比如，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教师所处微观近端环境（如家庭）外，宏观远端环境（如社会联结）也通过影响教师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情绪作用于其生活满意度。整合框架中的“两层面”为群体和个体，群体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其所被赋予的特征及属性影响该群体内成员。比如，社会对教师群体的期待以及评价，与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待遇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教师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同时，时代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随着社会变迁，各类宏观因素以及教师群体的属性都发生了变化，生活满意度也随之变化。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三维生态整合框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教师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探索，也可以为教育部门及学校的相关决策提供较为完善的思路。

（三）提升教师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丰富了生态系统理论的实证证据，将生活满意度这一个体变量与宏观社会指标相联系（如居民消费水平等）。通过对这些社会指标的讨论分析发现，宏观系统、微观系统以及其相互作用（即中间系统）三个不同水平的指标交互影响教师的生活满意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响不仅作用于教师群体中的个体，还作用于教师群体。因此，本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依托教师的群体特征提出以下建议。

从学校层面来看，首先，在绝对收入方面，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落实教师在学校的福利待遇如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等；在相对收入方面，应按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则对教师工资福利进行合理分配，提升教师对收入的公平感和满意度。其次，建构具有发展性和支持性的组织系统，定期组织各方面的文体娱乐活动，活跃教师的工作气氛，帮助教师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最后，实时建立相应的培训机制，全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如以多种形式增强教师的专业素养及心理健康调适的相关技能，使教师可以应用相应的心理专业技术更加有效地应对、处理学生问题，从而减少其近端环境中的矛盾体验，降低对远端宏观环境的威胁感知。

从教师层面来看，个体应主动学习心理学各类理论及技能，加强自身调适能力，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环境，避免处于被动的、受外界环境控制的境地，从自身出发，发展自主能力，提高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