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雪萱

张子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推动下，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合作的酝酿时期，曾有一位共产党员深入虎穴，与国民党要员接洽，不辞艰险地奔波于南京和瓦窑堡之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

他，就是曾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秘书的张子华同志。

张子华，1914年出生于宁夏中宁县一个地主家庭，原名王绪祥。他在兰州和北平求学时，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并于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改名张子华，表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他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及代理党团书记，1934年被捕入狱。出狱后，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5年任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秘书，1936年任中央联络局副局长。1938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政治教员。1942年病故于延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贪婪地将其魔爪仲向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一坦诚的呼吁，不仅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发展，而且对国民党当局也有很大震动。

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内部开始酝酿改变其对日屈服的政策。而集中国力共同抗日，则是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1935年底，国民党着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企图在军事上压迫共产党的同时，通过谈判“溶共”，尔后实现共同抗日。这项工作初期由宋子文主持，1936年4月以后由陈立夫负责。

1935年初，21岁的张子华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络局担任秘书工作。不久，调任鄂豫陕边特派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军44师132旅参谋。当时，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敌特的破坏，张子华于年底回上海匯报工作时未找到联络局。便按该局以前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上海特科。此时，特科刚刚获悉南京方面急欲寻找共产党关系的信息，于是即派张子华前去接谈。

南京方面出面接待张子华的是在国民党内研究劳工问题的湛小岑。湛小岑早年曾加入《觉悟社》，结识一批左派朋友。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宣传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主张。宋子文委托国民党中央委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曾养甫很自然地想起了他这位北洋大学时的同学湛小岑。湛接受任务后，曾与他的好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此事。左恭系中共地下党员，他立即到上海向党组织报告了国民党这一新动向。

张子华与湛小岑的第一次会面是于1936年元旦在上海进行的。张子华假称自己姓黄，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这次会面，主要由湛小岑向张子华介绍国民党方面准备抗日的意图，说明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以及土地改革等政策问题。张子华向党组织汇报这次会面的情况后，向湛小岑表示：愿尽力为国共联合抗日而奔走。他向湛建议国方派一代表与他一起前往陕北苏区同中共中央直接面谈。然而，国民党方面却选了个叛徒。张子华代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予以回绝。

这时，宋庆龄、宋子文姐弟选派了一位使者到陕北苏区。鉴于张子华曾于1934年9月被中共北方局派往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陕北一带地形，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陪同这位使者一起到陕北。张子华于1936年1月下旬离开上海。临行前，他通知湛小岑。告之中共方面派他到陕北，以向中共中央报告两党联络情况。

张子华与李克农

由于冰雪封地，交通不便，张子华一行在西安停滞近一个月，2月27日才抵达瓦窑堡。当天，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就接见了他。党中央十分重视他传递过来的信息。此时正值红军渡河东征，多数政治局委员正在山西抗日前线。张子华应党中央之嘱随秦邦宪等领导同志一起到山西交口。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3月上旬在山西交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与国民党继续保持联络。张子华随即被派回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意向。

张子华于4月16日离开瓦窑堡。途经西安时，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向张学良通报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情况。4月底回到南京，曾养甫在家里接见了他。张子华向曾养甫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了解南京方面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希望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面谈。对于第一个要求，陈立夫于5月份在曾养甫家里口授了四项措施：国方欢迎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享受与中央军同等的待遇;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对于第二个要求，即国方派人到陕北苏区之事，曾养甫答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可由中共方面派人往返联络。于是，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张子华承担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络任务。

曾养甫还要张子华给中共中央捎个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这样，张子华便又返回陕北。从此，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在南京和瓦窑堡之间往返奔波。这项任务既劳累又担风险。例如，到陕西后，要靠搭乘东北军的军车进入苏区。这中间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进入苏区后，安全是不成问题，但得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步行3天以上，风餐露宿，忍饥受寒。

1937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中排右一为张子华）

张子华的使命国民党方面是知道的。但以上四项联共抗日的措施，只是曾养甫代转陈立夫的口头许诺。张子华心里很明白，万一发生什么变故，或稍不合意，国民党方面完全有可能翻脸不认账，所以需要十分谨慎机智地从事。

张子华于5月中旬赶到陕北。此时，红军已东征归来，正在延长一带休整。党中央则在大相寺开会。周恩来利用会议间隙听取了张子华的汇报。5月15日，他给湛小岑写信，希望湛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同时，约请曾养甫、湛小岑来陕北会面。信中说：“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偿愿惠临苏土，共商大计，至所欢迎……”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写信，陈述我党主张。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于6月回到南京。他要求湛小岑在南京找一个住处，以便他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活动。然而，国民党当局终于翻脸了。他们生怕国共两党的接触被泄露出去，影响“围剿”红军。曾养甫不仅禁止张子华公开活动，而且没收了他带来的一批周恩来的亲笔信，不允许他直接送给收信人。更卑鄙的是，曾養甫将张子华关进一个由中统管辖的监牢里，使他失去了自由。张子华的信息突然中断，使上海党组织感到蹊晓，于是通过左恭向南京方面要人。湛小岑也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这样，曾养甫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湛陪同回上海。二人到上海后，湛为了缓和气氛，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约请张子华到他的住所上海新新酒家会面。张子华顾全大局，亦不再提被关押之事。后来，他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与湛小岑交换了电台呼号和密电码。张子华还给湛一个上海邮政局的信箱号码，告之有事可通过邮政信箱找到自已。

瓦窑堡革命旧址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首次明确表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7月19日，曾养甫奉命给周恩来写信，提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弃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矣。”信虽简短，却是国民党方面首次书面表示国共双方负责人商谈。曾养甫请张子华将这封信面呈周恩来，并请他捎口信给周：必要时自己也可去陕北苏区。7月下旬，张子华离开南京。这已是他第三次往返陕北苏区了。

张子华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时期，于8月27日到达瓦窑堡。这时中共中央刚开过政治局会议。鉴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有变化，我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开始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25日，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要求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重新建立国共合作关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很重视张子华带回的书信和口信，于8月31日即复信曾养甫，首先表明“黄兄（即张子华）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兹为促事速成，亟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信中接着邀请曾养甫、陈立夫来陕西谈判，并说明：“弟等出外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写信，赞扬他们主持这项工作：“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贤者所主持。”信中还邀请两陈兄弟亲自参加两党负责人的面谈。周恩来还具体筹划了这次会晤，并嘱张子华将这两封信面交陈立夫、曾养甫，再带去妥靠的密码和呼号波长，陈、曾看信后，便可通过密电商定会晤日期。

曾养甫（左二）在钱塘江大桥建设工地

9月初，张子华带着中央领导的嘱托和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又离开瓦窑堡，风尘仆仆地赶回南方。但此时曾养甫已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已成泡影。张子华在上海与冯雪峰商量后，决定直接去广州。因为曾养甫和陈立夫当时都在广州，湛小岑也调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9月20日，张子华抵穗。第二天，便找到湛小岑，要求面见陈、曾二人。不料，陈立夫到外县视察去了。湛小岑答应转告，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他也答应代为转交。张子华原以为陈、曾看信后事情可能办得快些。不料陈立夫看信后并未约见他，于9月23日返回南京去了，只交待此事由曾养甫办理。

曾养甫于9月27日才见张子华。他表示国民党方面负责人的行动引人注目，还是请周恩来去广州或香港利于保密，况且蒋介石、陈诚和陈立夫等党政要人都要到广州。张子华答应打电报请示周恩来，如他有不同意见，再另商定地点。次日，张子华硬向党中央发了电报。由于辗转传递，党中央于l0月9日才收到这份电报。然而，国民党在邀请周恩来去谈判的同时，却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这当然是我党所不能接受的。党中央复电国民党当局：需停战方能言谈判。但是国民党仍不放松对红军的进攻。为此，党中央再一次严正指出：停止内战后，周恩来才能去广州谈判。

1936年l0月15日，张子华回到了西安。随后，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汇报。当年11月，张子华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又接受了党组织的新任务。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