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英团

（作者为独立书评人）

在新著中，苏斯金德逐一击破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站不住脚的各种假设。他认为，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一种有害的替代力量和一种有益的互补力量。

书名：

《没有工作的世界：如何应对科技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

新冠病毒疫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我们也被推入了一个工作机会更少的世界。除了工作被自动化所替代，我们所采取的应对病毒的措施（封锁、保持社交距离、自我隔离等）几乎摧毁了传统的工作业态。正如英国首相战略组与政府内阁办公室前政策顾问、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 Susskind）所言，“新冠肺炎疫情预示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世界，面临一些不得不去应对的问题—繁荣的分配、大型科技的力量以及寻找工作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我们应对工作机会更少的世界的锻炼。”在新著《没有工作的世界：如何应对科技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中，苏斯金德逐一击破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站不住脚的各种假设。他认为，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一种有害的替代力量和一种有益的互补力量。

科技消灭“职业”(jobs)，但并不消灭“工作”(work)每一次科技进步，本质上都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正如苏斯金德所言，“自从几个世纪前现代经济开始增长以来，人们就会周期性地对被机器取代感到恐慌，然而……这些担忧是错误的。尽管多年来技术不断进步，但人类始终有足够的工作需求，可以避免出现大批永久流离失所的人。”

首先，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计算机和机器人之于人类，就像汽车和拖拉机之于马匹，“即使发现自己陷入一个肮脏的、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也要保持思想的开放。”实践证明，技术变革引起的动荡和困境非但并未产生大量“永久性失业”（permanent unemployment）和大规模“倒闭潮”（closedown）“裁员潮”（layoff），反而促使“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形成一种“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

其次，技术革新造成的“技术性失业”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尽管有“一种新的疾病在折磨我们……这种病叫作‘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凯恩斯《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技术革命不仅使“劳动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多的工人将被机器取代”（华西里·列昂惕夫语），还使“工业混乱”（约翰·肯尼迪语）和“下一波经济浪潮的混乱”（贝拉克·奥巴马语），但是，回顾过去的几百年，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最初的恐惧，因为“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并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技术进步的应用，或在于特定的制度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从实践看，“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又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技术性失业”充其量只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阶段性阵痛，那些“技术性失业”的工人往往很快就找到了新工作，这些新工作还往往更加体面，收入也更加优厚。

第三，人与机器是否存在另外一种关系，或者能否成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助力和补充，取决于替代力量与互补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人工智能专家马丁·福特所言，“智能机器能否有一天侵蚀一般人的工作，这个问题不能从历史中学到，而是要由未来的技术本质来回答。”纵观技术革命历程，“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又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技术革命或者新技术着实“取代”了一些“常规”“原始”的人类劳动，或者“职业”(jobs)，却并没有消灭“工作”(work)。研究显示，新技术和新机器所创造出的就业岗位其实远远超过它们所挤占的旧岗位。故而，关于机器会消灭工作机会的担忧其实是不必要的—至少从工作机会的总量上看，“人们一再低估人类不断持续地对新增工作的需求。总的来说，总会有足够多的工作需求来维持人们的就业岗位数量。”从实践看，人们之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不是完全忽视了互补的力量”，“就是错误地以为它会被替代的力量所压倒”，或者片面地“夸大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程度，而忽视自动化和人类劳动之间强大的互补性”。

寻找生活的意义，增强社会公平与福祉技术是繁荣的源泉，也是不平等的肇因。一项研究表明，疫情防控，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企业或者个人拥有更多的科技红利。而那些与科技行业无关的企业或者个人面临着“根本无法分享社会繁荣的风险”。正如苏斯金德所言，“尽管并非所有不平等都是由技术导致的，但技术通常是这些不平等趋势的主要驱动力”，是“收入不平等”概念中“收入”和“不平等”二者的起因，不仅导致劳动力就业市场两极分化，还将加重分配及贫富差距。

“人类天生就是工作的。”正如Nick Boles在新著《Square Deal》中所述，在近代历史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地主导和渗透到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一方面，“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待办事项清单，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Peter Fleming《The Death of Homo Economicus》）；另一方面，“在宗教、党派政治和社会团体消失的时候，工作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Joanna Biggs《All Day Long: A Portrait of Britain at Work》）。作为一种生存和繁荣的来源，现在的工作岗位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够的。在《没有工作的世界：如何应对科技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中，苏斯金德不是纯粹地论证了为什么那些担心被机器取代的人所持的观点总是错误的，还就“技术性失业”与“财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教育。苏斯金德认为，“更多的教育”是我们应对“技术性失业”威胁的最佳应对措施。一是“大众教育”，即每个人，无论背景或者能力如何，均应受到适当的教育。不仅需要接受高等教育，还需要接受一些劳动力培训。二是“终身教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确保我们能应对未来的世界对我们提出的未知要求”，避免成为“无用之人”。三是“教育教学综合改革”，除了改变传统教育教授的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时间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其次，增强社会公平与福祉，以“分配正义”保障“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但涉及社会领域，还涉及经济领域。苏斯金德认为，“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如果只靠自由市场自身的力量……市场将无法继续发挥分配作用”，这就需要一个“大政府”（big government），一个“收入分享型政府”。一是稳就业，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特点，抓住引起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二是促进机会均等，解决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无论是“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还是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一是不能让高收入者偷税漏税，二是对成功保留了珍贵资本和高额收入的人课以合理的税赋，三是分好“蛋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提供有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公平给予每个人基本的生活保障，保障“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包括权利、权力、机会、收入、财富和尊严。

第三，寻找生活的意义，成立针对科技巨头政治、经济权力的监督机构。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一方面，人类的幸福只取决于“爱和工作”两件事—工作对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与其说是为了收入，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能在社会中和谐生活：工作是发泄每个人内心深处原始冲动的出口，在办公室格子间的键盘上发泄，总好过跟人打架进行发泄。另一方面，工作是实现“充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正如苏斯金德所言，工作不仅对劳动者自身意义重大，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技术革命的收益是被广泛分享，还是集中到极少数人群手中，并不取决于智能机器本身，而取决于政府。即，“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创造意义的政府，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不仅需要打破“科技垄断”，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支持劳动者的收入分享型、资本共享型的福利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