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洁

摘 要：观近代之中国，欧风美雨随着国门大开而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洋装”、“洋车”、“洋房”、“洋餐”，衣食住行，无一遗漏。代表近代典型衣着服饰的旗袍，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是现代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现今旗袍受到诸多赞誉与追捧，但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旗袍并未受到过多的赞誉，且常与“满清”“复辟”等词语挂钩，报刊上批判的文章并不少见。直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制服条例》，将旗袍定为国家礼服，旗袍的身份得到官方认可，逐渐走向全盛。

关键词：报刊;旗袍;民国;批判;流行

中图分类号：TS94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 1674-2346（2022）02-0051-03

1    对旗袍兴起之批判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同期满族妇女的服饰急剧衰落。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东西死而不僵，新生的方兴未艾。[1]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旧式的旗女长袍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新式旗袍一开始是在上海等较为开放城市兴起的，却并未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与接受。1919年12月14日一位名为“天台山农”的作者在上海《大世界》发表了对喜着旗袍女子的感言，即《女子穿旗袍感言》，文中写道：“出现旗袍者满洲女子之服饰也，堂堂汉人而甘心效满人之装束，此予所大惑不解者，岂今之妓女之心，以为辫子尚存，将学辫师遗风亦存复辟之思想耶。虑良家妇女炫异竞奇穿旗袍者接踵而起，联袂偕来以汉人而复变为满人”。[2]以旗袍为界将满汉区分开来，汉人较之于满人似乎高人一等，带着一股优越感，将旗袍作为满清遗存与复辟思想的代表，旗袍成了作者眼中避之不及的事物。1920年1月13日《大世界》报纸发行的报刊的第二版中刊登了采芹女士的《忠告着旗袍女子》一文，文中写道：“况且各位笃才是汉人，汉人自家有服饰，何苦要去学旗人装束，难道唔笃心里向野要想复辟呢”，“只要嫖客喜欢那怕扮满洲人”，[3]并且劝各位女同胞勿要再着旗袍免得人家笑，文中还指出着旗袍女子是为出风头，引来滑头招惹。文章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着旗袍者的厌恶与不满。赵英兰在《民国生活掠影》提到，民国初年，汉族妇女中穿旗袍的人数不多，但是到了1920年代，旗袍首先在一些青楼女子中间流行起来，紧接着，时髦女子争先穿着，于是“上海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4]在1920年1月26日《大世界》又刊登了一篇名为《旗袍妓袍说》的文章，文中说道，“夫满清既亡，人旗装束已早为不合时宜之物。满洲妇女尚多深明时务改穿汉衣，不想我堂堂汉族女子竟日与此相反”，对汉族女子穿着旗袍的行为感到不解与不喜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上海妇女之观听挽回之法，窃谓可将旗袍之字改称妓袍，顾名思义或能稍微惩劝之效，盖良家妇女断不甘承妓女之恶名”、“如是可使新流行之旗袍不禁自止不劝自改，诚一轻便易行之法”。[5]此时甚至想要将旗袍与妓女划上等号，赋予其低贱可耻的涵义，以期阻止妇女穿旗袍。

民国成立将近10年，但国人对旧王朝的统治耻辱无法释怀，满族似乎与清朝永远分不了家，与满族有关的一切都是封建余孽，对作为满清服饰标志的旗袍提出诸多批判。当时有一种说法“所谓留山河于象服，亦从遗老之以小辫为孤忠耳”。民国初建，社会移风易俗、剪发易服，昭示着一个朝代的终结，而清朝遗老仍留着小辫表明着他们对前朝的忠心，却早已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时人对此多为讽刺，由此亦可理解当时汉人女子效颦满人着旗袍之时为何招致如此多之批判。而在当时的掌权者眼中，着旗袍者更是有伤社会风气。1926年《良友》刊登了一则当时割据一方的大军阀孙传芳禁止女子穿旗袍的消息：“女子服装，时有不同。此所谓时髦也。昔者衣短衣，穿短袄，以赤胸露臂为时髦极矣，美观极矣。然而在上者不独不以此为美观，反谓此装夭冶有伤风仪，遂令而禁之。”[6]甚至到了1928年还有打倒旗袍一说，但此时却是关注改换旗袍的命名，其他方面好似没有了不妥之处。《雅歌》上发表的《打倒旗袍》这一文章这样说道：“因为五族共和是汉蒙满回藏，不是汉蒙旗回藏，得改称满袍。若说满就是旗，旗就是满，不改也罢，那也可说旗袍就是留复辟的祸根。”[7]

辛亥革命之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反满”、“排满”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而这一观念在民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根植于民众的心中，民众将满族统治者视为万恶的根源，将近代以来所受的苦难屈辱归咎于腐朽懦弱的满清王朝。所以当一个进步的崭新的国家成立之时，人们渴望将过去所有与清朝有关的一切事物抹去，由满汉问题带来的民族歧视渗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新式旗袍的出现一开始便为人所不喜，报刊文章多有批判指责。人们将旗袍视作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并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但在上述所提的民族心理的驱使下，旗袍的出现给民众带来了恐慌，将其当做复辟的附着物，人们纷纷对其口诛笔伐，唯恐其在社会上流行。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改良的旗袍将女性优美的身材曲线表现出来，露腿裸臂，但这与传统含蓄的中国文化所冲突，与国人传统的观念所背离，传统人士大多难以接受。

2    旗袍在批判声中流行

虽然旗袍受到众多的非议，但其受众范围在不断扩大，流行程度逐渐加深。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其时的社会背景为旗袍的风行提供了有利时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都在提倡思想解放。服装作为文化的表征，都市时尚女性的服装开始从掩盖自身曲线的直线装束向显示自己曼妙身材的曲线装束挺进。[8]106新式旗袍抛弃了旧式旗袍宽大的袍身和繁复的式样，以实用、简练为宗旨，以凸显女性腰身的剪裁为特点。近代以来提倡个性解放，崇尚自由、自主、自然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击着传统的审美观，崇尚身体的健美和着装体现人体的自然曲线，成为人们新的审美观。[9]女子的解放首先是身体的解放，其次是伴随身体解放的服装解放，[8]108而旗袍的改良逐渐符合女性的要求，其剪裁将女性的曲线美展露无遗，其简便与美观更是受到女性的追捧与欢迎。《社会晚报时装特刊》中记载当时的影星宣景琳女士说的一段话，“最适于中国妇女的服装还得算是旗袍，旗袍可以说是最普遍的绝无阶级的平等服装”。[10]出席晚宴不会有人指责你不体面，在家下灶烧饭也没有人说过于奢华，所以说旗袍是妇女大众的服装。由此可看到旗袍赢得了广大女子的喜爱，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便利，二是实用美观。

1926年孙传芳禁穿旗袍的命令引发了一场关于旗袍问题的辩论，先是有反旗先生在《晶报》上发表的一篇《我是反对旗袍的人》，于是就有王珊女士发表《赞成旗袍》进行回应，此后还有其他文章发表回应进行辩论。后来《晶报》报社共收到了关于旗袍问题的文件48封，有27封是反对旗袍的，21封是赞成旗袍的。这个结果来自记者在1926年3月15日在《晶报》上发表的《关于旗袍问题的终结》的内容，[11]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赞成与反对的人数相差不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上对旗袍的态度中赞成与反对的呼声是相当的。尽管当时报刊出现众多反对旗袍的文章甚至出现禁令，但却挡不住旗袍流行的趋势。1926年3月3日《时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自孙传芳禁穿旗袍，女界疑传民国初年酒馆改满汉全席为大汉全席，例不称旗袍而名大汉袍以避满清之嫌”。即使官方出禁令禁穿旗袍，民间却也没有废止旗袍的想法，只是通过其他办法避风头。同年《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登出一则新闻“北四川路某广东女校，规定国货蓝布旗袍为校服。女生往来路上，颇为注目”，[12]将旗袍定为校服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将旗袍在青年女学生中推广。而若此时再禁止学生穿旗袍，学生自己也是不乐意的。1926年1月6日《时报》报道的一则新闻“此间某所女学校禁止学生穿旗袍披红绿围巾，因其甚不雅观。一般爱时髦之女学生深感不便，语人云，这是学校剥夺我们的衣服自由，我们当开会表示态度力争自由”。学生对旗袍的喜爱程度已上升到要为其与学校做斗争的程度。甚至面对男子对于旗袍的质疑，着旗袍女子亦当面回应，态度坦荡大方。1926年《紫罗兰》刊登了程瞻庐发表的名为《记旗袍女子之言》的文章，写道“某君饮于餐馆与友论今之妇女装束可谓服妖，满清覆之已十余年而尤袭其遗制服旗袍，罩以旗式之长马甲，抑问荒谬。乃尔居隔座有一旗袍女子起而质问曰，先生所御之长袍短褂，汉族遗制乎？满清遗制乎？某君瞠目不能答”。[13]至此着旗袍已不再是一件可耻之事，将其与前朝抑或是复辟之事联系过于牵强，以此来阻止女子着旗袍已逐渐失去效力。

自1927年以后，旗袍的流行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推广。1928年，国民革命北伐取得成功，为将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当时的北平迁往南京安葬，举行隆重的“奉安大典”仪式，参加这一典礼的人员需着统一的礼服。为此，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制服条例》将旗袍定为国家礼服。在《国民制服条例》第二条（女子礼服）中明确规定：“式如第四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六。” 1929年服制在实施过程中，以“旗袍”为主要代表的新服饰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女子旗袍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通都大邑风行，即穷乡僻壤之妇女亦十九以一袭是尚”。[14]得到官方认可的旗袍在此后更是风靡一时成为妇女的日常着装，上至达官贵族的女眷下至平民百姓家的主妇，上至老妇下至孩童都在穿旗袍。1930年出版的《中国大观图画年鉴》就刊登了以“旗袍之流行”为标题的图文版面，文字内容写道：“旗袍为清朝服式之变相。现经相当之改良，已为目下我国妇女通常之服式，若剪裁得宜，长短适度，则简洁轻便，大方美观。”[15]随后列出了长旗袍小马甲、长马甲、夏日之长旗袍等等女子所着旗袍的样式图片。1930年《中华（上海）》报道了当时的国货时装运动，[16]主席团的许淑珍女士身着旗袍出席活动，旗袍成为国货的代表之一。1929年以后旗袍迎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奠定了其在民国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J].史学月刊.1994（6）：51

[2]天台山农.女子穿旗袍感言[N].大世界，1919-12-14（2）.

[3]采芹女士.忠告着旗袍女子[N].大世界，1920-01-13（2）.

[4]上海女界[N].上海时报，1920-01-18（版次）.

[5]高潔.旗袍妓袍说[N].大世界，1920-01-26（2）.

[6]孙传芳禁止女子穿旗袍[J].良友，1926（2）：8.

[7]幽士.打倒旗袍[N].雅歌，1928-07-09（2）.

[8]張繁文，韩雪松.中国时尚文化史.清民国新中国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106-108.

[9]吴学钦.从民国时期旗袍的演变看女性意识的变化[J].史实考辨.1994（6）：57.

[10]陈听潮.旗袍是妇女大众的服装[J].社会晚报时装特刊，1911：20.

[11]佚名.关于旗袍问题的终结[N].晶报，1926-3-15（3）.

[12]陈其惠.礼拜六电车[J].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6，66：2.

[13]程瞻庐.记旗袍女子之言[J].紫罗兰，1926，1（5）：10.

[14]潘怡庐.旗袍流行之由来[J].绸缪月刊.1935，2（2）：10.

[15]佚名.旗袍之流行[J].中国大观图画年鉴，1930：229.

[16]佚名.国货时装运动[J].中华（上海），1930（3）：27.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eongsam from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29）

HUANG Yu-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the fashion of the West has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 to the outside world，including “western clothing”，“western cars”， “western houses” and “foreign food”.The cheongsam，which represents the typical dresses of modern times， is known a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a and women's national clothing，and is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Chinese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world.Nowadays，cheongsam has received many praises and pursuits，bu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cheongsam did not receive too much praise，and it was often linked to words such as “Manchu Qing” and “restoration”.Critical articles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ere not uncommon.It was not until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National Uniform Regulations in 1929 that cheongsam was designated as a national dress，and the identity of cheongsam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gradually reached its heyday.

Key word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cheongsam;the Republic of China;criticism;pop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