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聿婷

[摘要] 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有着丰富经历的何香凝在同一时期女性艺术家中显得较为特殊。她投身革命事业，参与社会改革，组织妇女解放運动，参与艺术实践活动，在社会公共领域积极发声。她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通过绘画作品和美术活动，既向外界展现了自己英勇坚韧、不畏强权的革命者形象，又使中国女性画家的现代转型与“女国民”身份的建构成为一种可能。

[关键词] 何香凝 “新女性” 绘画 政治

何香凝的作品与历代女性画家的绘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区别尤其体现在创作动机上。在中国绘画历史中，闺阁画往往具有典型的自娱性。久居深闺的女子在生活体验和社会活动都严格受限的情况下，既不必鬻画为生，又鲜有交际酬唱的需要，故而大多选择描绘花卉鸟虫、仕女、佛教人物等题材来遣怀寄兴，试图通过工致精细的笔墨，呈现传统女性绘画独特的恬静清雅之美。

出身书画世家的文俶是明代闺阁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其《花卉图》册观察传统女性绘画的基本面貌。文俶在《花卉图》册中分别描绘了海棠、石竹、野菊、兰花等八种花卉植物，画面布局巧妙，匠心独具。经由没骨法晕染而成的各色花卉格外精细雅致。册页中，还钤有一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朱文印。这句话出自《后汉书 · 列女传》，赞颂了传统女性操守端正、文静娴雅的品格。文俶在画上钤此印，表露出了传统礼教规范下女性的人生态度。

然而，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上半叶，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已经掀起，女子安然于闺阁作画的心绪随之发生了转变，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开始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早在1903年，初到日本的何香凝便在《江苏》杂志上发表了《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高声呼吁“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女）同胞安能漠视哉”[1]。彼时的她虽然尚未加入中国同盟会，但由此可见饱含爱国情感的她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03年，何香凝、廖仲恺夫妇在日本遇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间开展演说，号召广大中华儿女投身革命运动，深深感染了何香凝和廖仲恺夫妇，他们在之后开始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从24岁结识孙中山开始，何香凝便将生命中的全部精力和热忱都投入到了民主革命事业当中。她在留学日本期间进入东京本乡私立女子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直接原因便是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何香凝全身心地参与到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可以说，她的个人际遇和近代中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综上所述，若要研究何香凝的艺术实践，其民主革命家的身份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是无法回避的。就其绘画创作而言，很多都带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和精神暗喻。比如，狮虎题材的绘画是何香凝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于1914年创作的《狮》更是堪称经典。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面对南方七省的控制权已经落入袁世凯和军阀手中的情况，何香凝、廖仲恺夫妇于1913年不得已去到了日本。纵然在政治活动中接连受到打击，但何香凝依然在1914年7月选择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积极地参与反对袁世凯的社会活动，而《狮》就创作于这一时期。画面中的雄狮造型精确，何香凝细致地塑造出了狮子的体积感与皮毛的真实感，尤其对其神情刻画入微——画中雄狮正深沉地凝视着西方，显现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可以肯定地说，对何香凝而言，其狮虎题材作品中的象征意义是优先于审美意义的。她通过绘画表达自己深厚的家国情怀与革命热情，通过对狮虎形象的塑造隐喻自身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理想，同时为自己的这一信念赋予了具有国家、民族视觉象征的时代语义。

即便经历了人生际遇与仕途的跌宕起伏，何香凝艺术作品中的精神特性也未曾削弱。对国民党当局政策强烈不满的何香凝于1928年底在一次会议中公开宣布辞去一切职务。1929年之后，她“宁以画笔栖迟”，进入相对集中的艺术创作阶段，先后有《江楼秋思图》《红树青山白马湖》《石牡丹》《一枝梅讯陇头春》《雪虎》《月下小景》等多幅经典作品创作完成，其中《一枝梅讯陇头春》一画颇具代表性。画中呈现了何香凝对梅花题材作品的经典构图，一支梅花横亘画中，老干虬曲粗短却生出新枝，上面绽放着点点红梅。画面左上方有柳亚子题款：“一枝梅讯陇头春，点缀风华迥绝尘。莫问孤山林处士，罗浮翠羽倘前身。香凝先生命题，亚子。”梅花是何香凝作品中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她通过描绘寒冬不败的傲雪红梅来宣泄自己的苦闷与悲愤。不过，她在绘制梅花时并未侧重于比兴君子之德或者表达苦尽甘来的美好希冀，而是通过塑造梅花不畏苦寒的高洁品格来隐喻自身。即便遭遇社会身份的改变与政治上的打击，她依旧在归隐的生活中不灭斗志，凸显出了热烈的革命精神。对何香凝来说，她的艺术创作是一以贯之的，即始终通过对梅花品格的刻画来强调自己对革命斗士身份的强烈认同，并借之塑造坚韧不屈、不畏强权的“新女性”形象。

1937年6月，毛泽东曾致信赞誉何香凝的绘画：

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2]

这是毛泽东收到何香凝所赠画集后给何香凝所写回信中的内容。回信一方面是对何香凝绘画中的隐喻和内涵作了政治性解读，另一方面是对何香凝坚定拥护孙中山和民主革命的肯定。这一评价无疑与何香凝作品中体现的家国情怀与斗争哲学相契合。

此外，何香凝笔下的牡丹也有其个人化的语义内涵。传统绘画中的牡丹题材大多表现的是富贵吉祥、国色天香等象征意义，而何氏所绘牡丹高洁无暇、清新脱俗，绝无雍容艳丽之感。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梅 · 石 ·牡丹》便呈现为其牡丹题材绘画的典型视觉图式。画面右下方，何香凝在一块磐石旁用没骨法绘出了一朵淡雅的牡丹，枝叶疏朗清晰，同时还在旁边配以梅花。显然，何香凝虽以牡丹自况，但其描绘牡丹的重点在于突出自己虽出身富贵却与傲雪寒花为伴、以石为家的精神品格。实际上，何香凝正是凭借牡丹题材的绘画试图摆脱传统的性别定位，通过具有视觉张力的画面语言使女性身份与革命理想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从而打造出独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在此过程中，何香凝“女国民”“女革命者”的主体身份再次得到了强化。

这种独特的象征语义与何香凝的人生际遇是分不开的。何香凝1880年6月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个富贵之家，自1903年起追随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以来，她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等革命活动。同时，何香凝在民国时期积极投身于女性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她参与推动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在党中央组织妇女部”等提案的提出与通过，[3]先后组織并主持了中国首次“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筹建“贫妇生产保护医院”，开办“妇女劳工学院”“广州女子美术学校”，建立“广州女子制作品贩卖合作社”“妇女常识传习所”，创办“广州妇女救伤团”“大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等，在医疗、教育、工作等多方面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此同时，她还带领妇女参与了抗日战争。在一系列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抗日活动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得到了强化，女性的国民意识与政治意识得到了加强，封建的性别秩序进一步瓦解。妇女同胞们可以与男性一样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与国民义务。广大中国“女国民”的身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自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活动中逐渐被边缘化以来，何香凝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艺术创作和美术活动中来。仅在1929年至1930年的两年时间里，她便先后参加了“寒之友”社团活动、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组织的书画展等众多艺术活动。然而，当旅法期间的何香凝获悉国内爆发“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心系国事、心急如焚。几经周折后，她终于在1931年11月28日抵达上海，并即刻与宋庆龄会晤，共同商讨抗日事宜。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显露出极大的抗日勇气与救国决心。

这一时期，通过书画义卖活动筹集资金来支持抗日战争的方式在艺术领域已成为一种共识。1931年12月，何香凝在上海发起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展览的筹备期间，她发表《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借由媒体资源宣传展览并呼吁广大美术家积极救国：“拟将原为仲恺农工学校筹措经费所‘积存时贤墨宝，并香凝个人历年所作画件，举行展览会，悉数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4]此宣言一经发表，在各界引发强烈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纷纷邮寄作品。此次展览会总共征得书画作品1500余件，黄宾虹、王一亭、刘海粟、张大千、郑曼青、金潜庵、齐白石、周肇祥等众多艺术家都参与了此次义卖活动。由于此次展览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原本为期三天的书画展览延期到1932年1月3日才正式结束。

1932年1月底，淞沪抗战爆发。三日后，沪西日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何香凝为支持“沪西工人反日罢工”运动，发起并参与了捐制棉衣运动，同时创立“国民伤兵医院”，组建“国难战士慰劳救护会”等。不仅如此，何香凝还通过再次举办义卖画展的方式筹措资金以支持“沪西工人反日罢工”运动。在这次于上海东亚酒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总共有200多件作品参与义卖。

此后，何香凝还参与了1933年2月举办的“全国艺术家捐助东北义勇军作品展览会”、8月举办的“书画助赈展览会”、12月举办的“现代名人书画展”，1936年8月举办的“力社书画展览”、11月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以及1937年10月举办的“慰劳将士书画展览会”等多次美术展览。可以看出，何香凝组织的书画展览会与彼时多数职业艺术家举行的展览会的性质不尽相同。她所发起的展览会大多以支持抗日战争和义卖筹款救国为直接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对1936年11月20日在南京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此次展览正逢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故而在展览开始之前，她便多次通过在报刊刊载消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等方式来宣传此次展览。她在演讲中直接提出了自己对男女平等、民族革命等问题的关注，并阐明举办画展的目的是“充救济之资本，并谓国难日益严重，愿诸位尽忠国家、努力奋斗”[5]。在这个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于右任、陈树人、经亨颐、吴稚晖、李石曾、柳亚子、高剑父等众多书画家与爱国将领冯玉祥等都热情地参与到此次展览会中。其中，陈树人、经亨颐作为何香凝的至交好友与“寒之友”社的共同创办者，对这次展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很显然，在一系列的美术活动中，何香凝与文化艺术领域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

何香凝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声誉为书画展览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她个人的影响力对书画展览会的宣传与作品的销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筹办美术展览、参与美术社团等活动不仅没有消解何香凝在公众眼中的爱国主义革命者形象，而且促使何香凝通过艺术活动这一媒介建立起了与公众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在公众视野下，何香凝作为民主革命家与社会改革者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也为她进一步推动大众对“新女性”与“新女性”画家的社会认同提供了合理依据。

何香凝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女性在抗日战争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深知艺术活动在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在那段烽火岁月里，她个人的艺术实践使得绘画史中长期受到遮蔽的女性画家终于得以逐渐从缺席的状态走向公众视野。在整个艺术实践过程中，何香凝自我的情感诉求与民主革命话语、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始终是互相契合的。

注释

[1]蒙光励.廖家两代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12.

[2]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6.

[3]陈珊.何香凝年谱[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73.

[4]参见1931年12月12日的《申报》。

[5]佚名.李德全昨欢宴何香凝[N].西京日报，193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