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1996年6月4日，开国中将旷伏兆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去世。远在河北石家庄的开国少将刘秉彦得知消息后，不顾年高体弱，亲往北京悼念老战友。刘秉彦说：我与老旷早有生死约定，死后要一起葬在米家务。后来，他同旷伏兆的家人一起将旷伏兆的骨灰安葬在他们共同战斗过的河北雄县米家务。两年后，刘秉彦追随老战友而去，亦长眠于米家务的烈士陵园，两位开国将军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的生死约定。

文武搭档

1943年2月的一天，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身边来了一位新战友，名叫旷伏兆，原为冀中军区警备旅政委，这次调任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十分区地委书记。从此，素昧平生的两个人成为并肩战斗的搭档。有意思的是，刘秉彦是军事主官，属于“武”，可他却是从北京大学出来的高材生;而旷伏兆是政治主官，属于“文”，却偏偏是个没读多少书的“大老粗”。这一文一武缘何“错位”？话还得从头说起。

旷伏兆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埠前镇心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了几年书。1924年，年仅10岁的旷伏兆被父亲送到附近村里裁缝店当学徒，学点手艺讨生活。1929年10月，这个15岁的小裁缝参加了文雅乡工会，投身革命。

1932年3月，旷伏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与8名共青团员一起报名参加红军。经过5个月的军训后，旷伏兆被安排到湘赣苏区红八军担任班长。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被选送到湘赣红军第四分校学习。4个月后，他任红十八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

1934年8月，旷伏兆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称号）会师。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在充满艰险的漫漫征途上，旷伏兆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曾3次死里逃生。

第一次是在西征途中，旷伏兆任红六军团十七师连指导员。在攻打猴坪的战斗中，他所在的连奉命穿插迂回，与湘军李觉部一个团遭遇。敌军发现红军只有一个连后，实施包围。面对数倍于我之敌，旷伏兆大声喊：“现在是狭路相逢，就看谁敢拼啦，冲！”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该连的连长、排长还有大多数班长都牺牲了，旷伏兆带领剩下的战士继续与敌人顽强战斗。突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肩胛骨，并伤及其肺部。旷伏兆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迷。幸好此时援兵赶到，战友们抬着他边打边撤。所幸旷伏兆体质好，经过医生全力抢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0月底，旷伏兆伤愈归队，任新兵营营长，不久又任龙桑独立团政委。

第二次是在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部队进入贵州境内，旷伏兆率领一个营负责断后。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他下令撤退追赶主力，却在一个山谷里遭遇敌军伏击。危急之中，旷伏兆举起驳壳枪，振臂一挥，果断地带领全营冲锋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他顿感肩胛像被撕裂般的疼痛。他撕破衣服进行了简单包扎，然后继续指挥战斗，最终带领大家冲出了包围圈。脱险后，旷伏兆被送到师卫生部治疗，因当时不具备手术能力，子弹没有被取出来，永久地留在了他的体内。

旷伏兆第三次遭遇更为凶险。那是在进入云南后的一次阻击战中，他刚刚跃出战壕，就被一颗子弹射中脸颊，子弹从右耳下穿过，他当场晕倒。战友们紧急把他送到师卫生部。幸亏抢救及时，他才幸免于难，但自此右耳听力几乎为零。因伤势过重，旷伏兆离开了四十六团，随师部一起继续长征。1936年6月，在翻越雪山时，重伤未愈的旷伏兆裹上所有衣服，仍然浑身发抖，实在走不动，就想躺在雪地上休息一下。红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冲他大喊：“旷伏兆，千万不能停，一停就起不来了！”在晏福生的搀扶下，他一步步挪下雪山。旷伏兆后来感慨地说：“要是没有晏福生，我就活不过雪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旷伏兆于1937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冀中军区警备旅政委，与部队政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刘秉彦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潘营村一个书香之家，自幼爱好读书，学习成绩优秀。1928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其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加入了北平“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2月12日，他参加“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并受托带领大批学生在景山与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话。学生们的抗日热情深深感染了这位国民党将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刘秉彦在宛平城目睹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情景，挥笔写下七绝《投笔歌》：“泪眸投笔卢沟桥，秋水长天磨战刀。烽火平南何所惧，劈波荷淀浪滔滔。”他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北平沦陷后，党组织派刘秉彦到青岛、济南负责“华北流亡同学会”工作，将流亡学生分批转送到太原、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0月，他奉党组织指示回到蠡县组建抗日武装。不久，被吕正操人民自卫军改编为独立一团的朱占魁抗日武装来到蠡县，刘秉彦前去与朱会面，并带领30多名青年参加独立一团。之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独立一团的特派员，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

1938年2月，刘秉彦参加独立一团攻打霸县县城的战斗，胜利收复县城。3月初，天津日军再次侵占霸县，并派部队“扫荡”岔河集一带。刘秉彦奉命率部阻击，毙伤日伪军30多人。一介书生首次带兵打仗，旗开得胜，受到吕正操的青睐，刘秉彦遂被任命为人民自卫军政治部特派员，负责协调独立一团、独立二团和河北游击五路军之间的关系。

这段时间，刘秉彦随部转战于大清河两岸，經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一次，他在一个村子开展工作，突遭日伪军“扫荡”。为了掩护刘秉彦，村民们把一个因难产去世的产妇遗体从棺材里抬出来，草草掩埋，再让刘秉彦躺入棺材。为便于呼吸，村民们在棺材上打个洞，插一根空心的向日葵做招魂幡，当着日伪军的面把棺材埋入土中。日伪军走后，村民们才刨开坟墓把他救出来。

1938年5月，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9月，独立一团第一大队大队长身负重伤，刘秉彦接任大队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

1938年11月，日伪军6000多人对大清河北进行20多天的“扫荡”。刘秉彦率第一大队避敌锋芒，与兄弟部队在永清县大站村将伪军一部突然包围。枪声一响，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伪副司令王俊峰以下数百人被俘。此后，刘秉彦率部跳出日伪军合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休整。1939年9月，刘秉彦率部返回大清河北，第一大队扩编成为冀中军区第三十二团，他升任团长。10月中旬，他率部在安次张坨村毙伤日伪军近百人，又在小营、柳林庄、周庄、八洋庄、板家窝、蛮子营等地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后率部跳到外线作战，袭击廊坊火车站，打掉多个日伪据点，多次炸毁北宁铁路，还炸毁日军军用火车一列，粉碎了日伪军冬季“扫荡”。

1940年初至1942年5月，冀中根据地频遭日伪军“扫荡”，为保存实力，主力部队转移至山区。刘秉彦带领小股作战部队隐蔽在大清河青纱帐中坚持斗争。1942年6月24日，刘秉彦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歼灭日军“剔抉”队，生俘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

1942年7月5日，27岁的刘秉彦被任命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刘秉彦已由一介书生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巧战地道

1942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冀中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旷伏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第十军分区上任，与刘秉彦成为搭档的。

就在旷伏兆在杨庄与原地委书记杨英交接工作时，突遭数百名日伪军的包围。在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小地洞（因地洞与蛤蟆冬眠的小洞穴形状相似，被群众称为“蛤蟆蹲”）里隐蔽。在这个狭小洞穴里，旷伏兆手持短枪对准洞口，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之同归于尽。幸亏村党支部书记以“维持会长”的身份与日伪军巧妙周旋，才使得旷伏兆化险为夷。

旷伏兆深感藏身“蛤蟆蹲”只能被动挨打，由此萌生出一个想法：把多个“蛤蟆蹲”连接起来，让它成为有多口进出、能藏能走的地道，化被动为主动。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秉彦，刘非常赞同。于是，一个“蛤蟆蹲”激发了两人的灵感，他们创造出地道战这一天才的军事构想。

在军分区党委会上，旷伏兆指出：我们要把各个“蛤蟆蹲”打通连接成为地道，一个村子里的“蛤蟆蹲”可以连接，几个村子的“蛤蟆蹲”也可以连接。一个村子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通过地道转移到别的村子去;敌人发现一个，还有百个、千个。会议集思广益，很快达成了修建地道的共识。

刘秉彦、旷伏兆派作战参谋任子木、高荣深入雄县米家务镇米南庄进行地道修建的试点。米南庄党支部书记魏树华立即组织党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实施。在试点过程中，刘秉彦、旷伏兆多次到一线指挥。米南庄一家一户的“蛤蟆蹲”很快变成家家相通、院院相连的地道，一个口的“死洞”变成了多个口的“活洞”。即便被敌人发现某一个洞口，隐蔽在里面的人还可以通过另一个洞口逃走;敌人如果从南街进村，南街的人便通过地道向东、西、北街转移出去，较好地解决了地道“藏”和“走”的问题。

但是不久，新问题又出现了，日伪军慢慢摸清了地道的奥秘，想方设法破坏地道：一是遍地寻找洞口，钻洞抓人;二是往洞内施放瓦斯，用毒气进攻;三是朝洞口内灌水，采用水攻;四是在洞口处放火，运用烟、火进攻。这些毒计使不少地道遭到破坏，军民遭受不少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旷伏兆带领工作组到米南庄等地同干部群众一起商量对策。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大家想出了许多改造地道、对付敌人破坏的办法：把院院相通地道改造成多层连环地道，即在地道下方或侧面，再挖一层或几层地道，洞下有洞，洞侧有洞，形成连环。敌人即便发现并破坏第一层地道，里面的人也可钻进第二层地道;第一层地道“孑口”装有吊板，如果敌人放毒气，就放下吊板堵死洞口，让毒气滞留在第一层地道内。为防止敌人往洞里灌水，挖地道时多选择高低不平的地势，第一层地道挖在低处，第二、三层挖在高处，这样敌人往第一层地道里灌水时，不等流到第二、三层，第一层就会被灌满。敌人见水满了，就不会再灌了。

就这样，以米南庄为中心，米家务的米北庄、米黄庄、米西庄、米宁庄、东大村、西大村等都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防毒、防烟、防水的地道堡垒。

接着，旷伏兆、刘秉彦在米南庄召开有各县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以点带面，号召在十分区范围内迅速推广修建地道。强调地道不仅要发挥“保存自己”的作用，更要增强“消灭敌人”的功能，使之成为“能藏能走又能打”的战斗地道。要求各县要抓住青纱帐形成的有利季节，充分发挥军民主观能动性，把地道战与地面、高房斗争结合起来，形成立體的战斗堡垒。

将较高的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桥连接起来;把村庄各院的门窗打通，便于机动转移;在临街和路口附近的建筑物内，构筑与地道相通的暗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网;在大地道中开挖多条小地道，加大回旋余地;在接近地道口处挖深3米左右的陷阱，阱内安装尖桩，阱口设置翻板，平时翻板下面有横梁托撑，进洞后把横梁抽去，敌人进洞搜查时，踩翻板子就会掉进陷阱被刺死。

现场会议结束后，地委、军分区派出工作组进驻重点村庄协助工作。旷伏兆重点抓地委、专署驻地杨庄的地道修建;刘秉彦则率军分区司政机关驻东大村、米南庄，领导军民掀起了修建战斗地道的群众运动。

冀中平原几百户、上千户的村庄很多，而日伪军一个据点平均只有五六十人，要想严密地包围整个村庄很困难。十分区抓住敌人这一弱点，引导各村庄把院院相通的地道改进成由村里通往村外的地道，根据主要街道的特点，在其下面挖掘呈“王”“田”“申”“甲”“中”字形地道，建成了地下、地面、房上相通，院街相连，村内村外相接的战斗堡垒，并加强各堡垒之间的联系。

1943年5月23日，日伪军2500余人开进米家务一带驻屯“清剿”。刘秉彦、旷伏兆指挥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武装密切配合，展开村落连环地道战，连续战斗7个昼夜，歼灭伪治安军第十八团团部及第三营和团直炮兵连，生俘94人。日军富永大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吓得掉头逃回驻地。日军在当时的报告中承认：“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1943年底，十分区的被动局面得到初步扭转，由沦陷区变成了游击根据地，新开辟的平南区建立了县级党政军组织。1944年9月，十分区对所属的队伍进行整编，将外围武装升编为正规部队和县大队，总兵力由不到1000人发展到3000余人。

半年之后，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刘秉彦、旷伏兆指挥部队发起文新战役，收复文安、新镇两县。紧接着又袭击米家务东大村，攻克固安县独流镇据点。一次胜利连着一次胜利，使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1000多平方公里，由游击区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生死约定

刘秉彦、旷伏兆搭档两年多，一口锅吃饭，一张炕睡觉;一起下地道，一起上战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5年6月，抗战已见胜利的曙光。在一次北宁铁路炸火车的作战中，十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任子木是推进地道战的功臣，作战英勇，头脑灵活，是刘、旷二人信赖的战友。听说任子木负伤，旷伏兆立即派人将他接到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固安县牛驼镇治疗。由于突发敌情，机关在当晚转移到了渠沟镇东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里。晚上，刘秉彦、旷伏兆一左一右守着受伤的任子木，同睡在一张土炕上，计划天亮后送任子木去手术。

刘秉彦早上起来，叫了几声睡在身边的任子木，不见答应，便伸手去摸，发现任子木身子已冰凉了。他连忙喊醒旷伏兆，两人仔细察看，发现任子木已经牺牲。因战斗紧急，他们忙喊来几个战士，一起将任子木遗体整理好后，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将他安葬了。

一个老战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刘秉彦、旷伏兆非常痛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是他们一直战斗的地方，这里洒下了太多战友的鲜血，飘荡着无数英魂。夜深了，刘秉彦、旷伏兆在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话题自然聚焦到生死這个问题上。两位战友都经历过生死的考验，刘秉彦一吐肺腑之言：“我们两个，生就为人民扛好枪;死了，就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平津保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

旷伏兆是性情中人，听到刘秉彦的话，略带哽咽地说：“那我们就离得太远了。如果我们要是在战斗中牺牲，就同牺牲的战友们埋在一起吧。不要棺材，清风明月共一丘。”

刘秉彦立马表示赞同：“生同炕，死同穴。这主意好啊！死后我们一定要埋在一起，就在米家务。”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还要栽一棵树，松树最好！”

旷伏兆说：“对！松树不畏严寒，顽强挺拔。”

刘秉彦接着说：“为了人类，松树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树干可以盖房子、做家具，松针可以榨油，松脂可以做松香、松油;像我们共产党人，只要人民需要，可以粉身碎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言为心声。就这样，两位情同兄弟的战友在战场上订立了生死之约——死后一定要葬到冀中平原，陪伴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永远为这里的人民“站岗”。

抗战胜利后，战火却并未停息，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刘秉彦、旷伏兆并肩走上了华北解放战场的最前线。由于工作需要，这对一同战斗的搭档分开了。此后，刘秉彦历任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冀中军区二十旅旅长、华北军区二〇五师师长;而旷伏兆先后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位老战友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刘秉彦先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三机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七机部副部长，八机部常务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等职。旷伏兆先后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地质部副部长，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旷伏兆被授予中将军衔，刘秉彦被授予少将军衔。一次在北京开会，两个老战友重逢，刘秉彦调侃道：“老旷，我这个司令只是个少将，凭啥你这个政委就当了中将？”旷伏兆笑答：“我也不知道啊，也许是因为我比你大一岁吧！”说完，两人对视一下，哈哈大笑。

由于工作繁忙，他们鲜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旷伏兆、刘秉彦相继离休，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他们一起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走看看，一同回顾当年地道战的烽火岁月和当年的生死约定，还联名撰写回忆录《冀中的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给后人了解冀中地道战留下了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资料。

随着两位将军相继谢世，将军的家人严格按照他们生前的约定办理后事，将他们的骨灰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雄县米家务的烈士陵园中。两人的坟墓在纪念碑的一南一北，相距只有几米远。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约定终于践行，一对生死不离的老战友再度相聚。墓侧，常青松挺拔伫立，见证着这份生死约定。

（责任编辑：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