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博洋

摘 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建设尝试。中共在苏区建设过程中首次实施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教育，并建立起相关的教育体系，这也是中共可以相对独立地领导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事业的初次尝试。通过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的初等教育政策、教材的分析，可以总结出“革命”的以及“保守”的两种迥然不同，但是又并行不悖的价值取向。结合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中共的生存需要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的苏区的初等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为了党的生存，且在实践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苏区 初等教育 价值取向 革命

对于苏区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关研究，前人学者已有着较为深入的考察。他们大多从苏区初等教育的政策、教材、教法、成果等多方面进行梳理，不但总结概括出了其多维度的价值取向，丰富了“革命性的”这一总的价值内涵，使其教育的“革命性”不仅仅诉诸于旧制度，同时反映在苏区的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多方面，还将其纳入了中共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进行考察。例如李汉潮通过对苏区时期的初等教育的教材、学制进行分析，认为苏区儿童教育初步具有了“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这一理想信念。[1]吴修申以中共于1930年对苏区旧式私塾的改造政策以及儿童使用的教材变化为中心，分析指出苏区初等教育和儿童教育具有“反孔反儒反国民党”的价值理念。[2]曹慧主要通过对苏区初等教育相关政策文献的梳理得出了苏区初等教育内含“取向儿童未来”“立足于儿童今日”“劳心劳力不可分离”“为了儿童的创造性和自治性”的教育理念，进一步丰富了苏区教育“革命性”内涵。[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面对外部较为残酷的政治、军事环境，生存仍然是苏区初等教育的重中之重，而这一价值取向历来为研究苏区教育的学者所忽视。本文在分析苏区初等教育的相关文件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之上，围绕党的生存这一主题，探讨苏区初等教育中的“革命性”与“保守性”。

一、革命的价值取向

自苏区正式成立，其初等教育政策就以优待工农子弟，培养其革命的价值观为主要目标。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育的“革命性”取向也一直贯彻始终。教材方面，《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第二册》中第三十二课《革命后的儿童》一文的内容包括“你是牧童哥哥，我们同来上课;你是学徒弟弟，我们同来游戏;你是童养媳，我们同来唱歌，革命前被压迫，而后才快乐”等内容。[4]该课的价值取向极为明显，通篇文章都透露着“革命后一切问题都能被解决的”愉快气氛，将我党历来倡导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较好地融入课本当中。第三十七课《宣布自己的死刑》提到，“晚饭后，我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同到草地上游戏;哥哥扮土豪，弟弟扮做劣绅，眼泪汪汪，宣布自己死刑。表演得很好，使我们看了拍掌称赞”[5]。该课教材不仅体现了“革命”的价值取向，同时丰富了“革命”的内涵。该教材体现的革命不仅仅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命，也包含着“自我革命”意涵在里面。

在教学方法，永新县寒假教师讲习所于1933年1月8日选用的教材上明确了教学的要旨就是“适合儿童的要求坚定儿童的阶级意识”[6]。该教法条例的實际指向就是用儿童能明白的方法，坚定儿童的阶级意识。因为通常阶级叙事的话语体系最终总是指向“革命”这一价值取向的，因此教法中的“革命性”也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自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费正清就认为“1927年的大混乱并没有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列宁主义认为错误的政治方针实际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更促使人们坚信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定会向前发展”[7]。因此在苏区成立后，其初等教育政策更加注重“革命”的价值取向。

二、保守的价值取向

在中共早期的话语体系中，特别是汪、蒋背叛革命后，“左”倾情绪逐渐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应该是“宁左毋右”的。也就是在政权建设的各个方面宁可采取“革命性的”价值取向也不会采取“保守的”价值取向，1927年多次失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次起义可以佐证这一点。然而苏区初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并非总向着最为纯粹甚至教条化的“革命”的方向靠近，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往往可能会表现为“保守”的价值取向。因此党领导的苏区的初等教育事业在某种层面上采取了有异于“革命”的价值取向。在具体表现方面，中共在苏区的初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并没有与传统割裂，依然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保守的”价值取向。例如从中共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来看，表现得不是那样极端的“革命”了，而是趋于保守，体现出了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当时苏区任用了许多旧知识分子担任小学教员，对旧知识分子群体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在对待富农子弟的入学政策上，中共也有所缓和。“地富子弟仍然可以入学。有的地区对富农子弟要收一些学费，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一般是富裕的，多少收一些学费实际上是合理的。”[8]对于在传统叙事上本应该被中共完全排除在体系之外的富农子弟，中共并没有完全将其排除，而是实事求是地允许富农子弟接受初等教育，许多富农子弟通过严格的审查后也会被录用。

尽管在中共的传统叙事中工人阶级是最为先进的阶级，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而言，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发展极为落后，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又取决于其工业化程度，因此单单依靠工人阶级无法完成革命任务，必须要争取、联合其他阶级。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教育、知识、技术都属于稀缺资源，而中国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又普遍不高，需要借助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传授文化知识。因此中共无法像共产国际希望的那样“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革命的气息”。

此外，当时苏区的课本也体现了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据《列宁初级小学适用常识读本：第四册》（以下简称第四册列小读本）第二十二课《怎样叫劣绅》中明确写道：“在城市或乡村中，有封建地位，用很狡猾毒辣手段，挑拨是非，勾结贪官、污吏、军阀，包揽词讼，专压榨贫苦工农，就叫作劣绅。”[9]阅览该课的第一印象通常是“革命性”的价值取向，实际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分析该篇课文就能体会到其中的“保守性”的价值取向。第四册列小读本是1933年再版的，而1931年苏区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就已经开始实施了，1933年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步入正轨，第四册列小读本强调如何分辨劣绅实际上是为了缩小打击面，将劣绅的标准给出，再由少年儿童们经过汲取知识后传递给他们的父母，来使劣绅标准被广而告之，从而争取苏区的开明士绅，使他们可以坚定地支持中共在苏区的领导，团结能够团结的大多数开明士绅以对抗国民党的围剿。所以该篇课文通过采用了“革命的”语言外壳，透露出一定的“保守性”的价值取向。81CA647A-C4E6-4CB1-B19D-9B52F8E01447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苏区的初等教育不仅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取向，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主义色彩。

三、生存的价值取向

通过上文对苏区初等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其中“革命”和“保守”两种似乎矛盾的价值取向。结合历史背景以及主要领导人的论述可以发现这种“矛盾”实际上指向了“生存”这一价值取向。“革命”和“保守”这两种在苏区初等教育事业中流露出的看似不同的价值取向得到了统一，两者实际上都是中共根据形势所需进行的调整，并且首先要服务于党的生存，这也意味着中共在初等教育事业的政策领域正逐步走向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对于“生存”的迫切需求，在初等教育事业中体现得更为鲜明，一方面当时毛泽东被排挤出党和军事的领导队伍，而到苏区政府中主抓行政。另一方面第五次反围剿正在进行中，中共领导的苏区和军队已经表现出疲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领导集体们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前方党领导的红军的疲态，并试图在行政和根据地的建设方面挽救即将失败的第五次反围剿，当然也包括初等教育事业的建设。因此对待儿童总是要以最为直白且生动的语言来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例如苏区教材《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课，实际上直接向少年儿童们灌输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共的确直接呼吁出了在初等教育领域中的“为了党的生存”这一价值取向。[10]

事实上当时中共在初等教育政策上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指导，而更加实事求是。喻献群、葛意诚等人在分析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时就指出毛泽东主张“人民先有政权而后有教育权”[11]，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政权实际上就是人民的生存权，更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中共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价值取向都是指向了“生存”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1933年后毛泽东回到苏区政府主持工作，实际上已被排挤出了党和军事系统之外，而主抓行政事务。这也就更加便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改造苏区的初等教育事業，使之朝着更加符合党的“生存”，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针对“左”倾分子们的讲话时指出，“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12]。同时还表明了苏区的教育路线的确是追求着“党的生存”的这一价值取向，但采取这一价值取向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大势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本来就不能、也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初等教育政策，无论是超前先进还是过于落后的，实际上都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单纯教条或纯粹经验主义的错误产物，初等教育同理。结合国外学者对后发国家的分析，特别是后发国家的政党和公民在追求“良善”“公平”“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秩序之前，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后发国家实际上连秩序，无论是以“革命的”抑或是“保守的”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的这些秩序可能都不曾也难以拥有。[13]初等教育中的秩序或者说价值取向也是同样的道理。

四、结语

通过苏区的教育教学政策、文献以及教材分析出1931年前后的苏区的价值取向及其嬗变，对于理解当时中共的处境和诉求具有极大帮助。就历史地位而言，中共通过苏区政权建设尝试的多方面的实践，特别是初等教育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未来的初等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苏区中共领导下的教育事业，为中共和苏区人民坚持革命和生存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因此苏区初等教育只有通过采取那种“嫉恶如仇的、反落后的、先进的”价值取向来对儿童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如此富有革命精神的儿童。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在初等教育中采取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极端重要的。显然，研究苏区初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的嬗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通过对党领导下的苏区初等教育的政、教材、教法等进行分析，发现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革命”和“保守”。随着研究分析的深入，可以发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是相互统一的，都是为了中共的存续而服务的，这也就阐发了苏区初等教育中的第三种价值取向，也就是“生存”。同时本文还在分析社会历史背景后强调，无论是对于“生存”的、“革命”的、“保守”的意识形态，都不应当割裂地来看待。从苏区初等教育事业来看，中共为了生存也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甚至是自我革命;中共为了将革命进行下去也从来没有完全不顾及保守势力的利益。遵义会议之后中共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然而早在在苏区的初等教育事业中，中共就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初等教育路线上的实际问题，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进行抵制了。

由此可以看出苏区的初等教育事业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如果党未能在苏区初等教育事业中加强价值取向的随时调整，后果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的苏区儿童在长大成人后同党离心离德，不能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极有可能会葬送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共通过苏区政权建设尝试的多方面的实践，特别是初等教育实践，为新中国及未来的初等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李汉潮.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初探[J].现代教育论丛，2016（4）：21-26.

[2] 吴修申.中共与苏区小学教育的改造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0（10）：75-81.

[3] 曹慧.苏区儿童教育的创新[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4）：43-45.

[4] [5] [6] [9] [10] 张挚，张玉龙.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704，705，931，710，712.

[7]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77.

[8]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157.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12] 江西省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43-46.

[1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33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常生活” （14JJD770010）。81CA647A-C4E6-4CB1-B19D-9B52F8E0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