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海波,孟新婷

(1.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中共宜宾市委党校,四川 宜宾 644002)

2018 年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对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等开展集中整治。 2021 年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五年提升行动”在“三年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开展。 回顾2018—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改观。但是,中央向农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激起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政府投钱为农民改善人居环境应该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农民的积极性应该很高。 同时,农村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熟人社会,属于典型的乡村共同体,乡村成员应关心乡村事务、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但实际的情况是,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主体性发挥不足,群众参与度低,存在“干部干、农民看”或者“政府干、农民看”的现象。 农民的参与性不足已经影响到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的开展。 那么,为什么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性不足呢? 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呢?

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解释主要遵循四条路径。 第一,制度—行为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皮俊锋等[2]对重庆市环境整治问题采取的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进行了研究,制度扮演一种工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