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滨 卜 熙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与扶持力度空前加强，中小企业政策成效日趋彰显。然而，一些地方中小企业政策结果的偏差影响了中小企业扶持效果的整体提升。已有研究忽略了政策监督对政策绩效的重大影响。本文以南方某市A区中小企业政策绩效监督实践为例，呈现政策执行者如何找到避责空间实施避责策略，以致政策监督走向形式化的过程。政策执行者面对的问责压力具有结构化特征：外部监督、同级监督、上级监督分别指向发现问题、定性成因、责任处分。借助垄断情境信息的优势，政策执行者利用引导、模糊、合法化等策略，精准缓解了相应的问责压力，但也导致纠偏机制出现失灵、政策偏差未能得到遏止的非预期后果。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出台了大量扶持政策。中央出台覆盖科技创新、财政、金融、税收、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类型的一系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在中央的示范和要求下，地方政府制定的中小企业政策更是难计其数，“延、返、降、减、免、缓、补”等各种政策举措令人瞩目，统计显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各地政府制定的中小企业政策数量达到650多项。①但在执行中，一些地方的中小企业政策效果却出现了偏差：原本旨在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资源反向流入大企业。有研究指出，我国内地小企业在中小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超过90%，却只能获得约8%的中小企业贷款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