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晗 / 贾琦

一、爵士乐在文学、美术和电影中的接受

（一）文学

爵士乐在新闻领域中常常留有的文学性反响，这种影响已超越文字信息的语义层面。例如，记者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1925-）的侦探小说《查理·达尔文的蓝调》（1982），是一部基于纽约多元文化为背景的小说。爵士乐在早期绝不仅仅是与“性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爵士”这一词最初也是一个与之相关的词汇①，是红灯区文化的一部分。

可以理解的是，非裔美国作家在黑人社区问题的文化背景下对“他们的”音乐进行的文学处理和关注，因为这些作家本身就属于“布鲁斯人”②。口语中的“布鲁斯（或蓝调）”一词是指从稍纵即逝的坏心情到某些抑郁的负面消极心理倾向③。该词出现于如歌词作家Langston Hughes（1902-1967），小说家Richard Wright（《土生土长的儿子》，1940年），Ralph Ellison（《隐形人》，1952年），James Baldwin（《去告诉在山上的它》，1953年）和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oni Morrison（《爵士乐》，1992年）的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那些绝大部分由佚名作家所撰写的大量的爵士音乐家自传可能未受重视。

爵士这种主题显然很难吸引艺术家们去为此创作戏剧作品（Marcel Pagnol，《爵士乐》，1926年）。相比之下，它对世界各地的小说和故事影响更大。那些美国黑人音乐风格的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内涵④，并作为黑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要素，比如作为“危机音乐”，作为“废墟工人”的音乐，作为“生命的神秘主义”，或作为宣泄过程的媒介。

这种爵士乐的接受从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爵士乐时代的故事》（1922）；Hermann Hesse，《草原狼》（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