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毅

“本出版公司出版的《心事有谁知》一书在某印刷厂装订成册时，一位技工不慎将一张千元美钞夹入书中而忘记取出，事后，查找多次仍未发现，以致技工心急如焚。请发现它的人，务必做做好事归还于他。他将奉上五百元美金以作酬劳，并登报致谢。”看了上述文字，诸位自然明白这是关于一本书的广告。虽然明知是噱头，然而玩味再三，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叹服制作者匠心独具。

书籍是传播知识及文明的载体，同时又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出版商是要靠它来赚些银两度日的，因而为所出的“作品”做广告，自古已然，于今为盛。唯求名实相副为好，若动辄“划时代鸿篇”“史诗巨著”之类，徒增世间笑谈而已。

近日翻检资料，不意看到几则现代文学名作初版（或再版）时的广告，颇值得玩味，不妨抄将下来，与读者诸君共赏。

钱锺书以学问名世，载誉士林，却也以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文艺复兴》杂志的《围城》震动文坛，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郑振铎、李健吾编辑的《文艺复兴》号称“战后唯一巨型月刊”，自诩“水准最高，读者最多，期刊权威，风行全国”。它为《围城》和钱锺书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所作的广告，如是说：“作者钱锺书先生，以博学和智慧闻名，他目光深远，犀利地观察并且解剖人生。《人·兽·鬼》仍旧保持他的一贯作风。里面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像有刺的花，美丽、芬芳，发散出无限色香，然而有刺，用毫不容情的讽刺，引起我们一种难以排遣的惆怅，该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之后，《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为配合小说发行，1947年刊行的《观察》周刊第三卷第一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

上引两篇广告词，笔触简致，虽是广告宣传，但并不夸大其词，都并不令人感到夸张地点出了《围城》的智性和谐趣之美。据李健吾先生回忆，他参与了这些广告词的推敲。

汪曾祺先生世称“中国当代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萧散闲逸，淡定从容。1989年3月，汪曾祺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广告别致淡隐地印在此书封面上，称：“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汪曾祺先生一篇文字随之问世。这时，读者才知，原来上述文言小品式广告是先生难违出版社盛意，亲手拟定，且声明“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

可爱的汪老，如此做了一次卖瓜“王婆”，读之不禁哑然失笑，有趣至极。

“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扬所当扬，抑所当抑。《齐人物论》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大大小小二百多号人物拉来，逐一评论。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品、作者以及当代的文学现象、文学热点、文学口号等，按散文、小說、戏剧、诗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尖锐的个人化‘酷评’。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见。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崭新思考和审视，又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作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个人感受出发，从文学的世界度量衡出发。其观点鲜明，行文直率。指要害发掘极深，作结论用语极辣，堪称‘锋利的手术刀’。文学的真正进步是个人化。”这是署名庄周的《齐人物论》增补图文本的广告说辞。此书全文先在《书屋》杂志连载，后于2001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入选《南方周末》“2001年中国十大好书”，200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庄周乃伪托古人游戏笔名，实则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合著。这部文学评论集种种“挑剔”高论，却是坚持倾听自我内心声音的结果，见解独到，率性真实;即便刺耳，诚堪温暖相裹，身处当世，尤可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