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志

《春秋》自诞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文化。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并以春秋公羊学为主的思想影响了汉武帝，帮助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社会理论之基，影响不可谓不大。到了晚清，中国面临故国陆沉的时候，一批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企图救国济民的有识之士，对春秋公羊学的思想做了新的阐述和发掘。当时有清一代学者重新感知春秋公羊学的内涵思想，这使春秋公羊学在汉代以后，沉寂一千多年又被重新发掘，以求用来救国改制。康有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大。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对晚清后期的春秋学发展有一定的引导和带领作用。康有为崇奉《春秋》，认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大义烺烺”，但在现实环境中，康有为认为古文经学思想无法满足现实改制的需要，于是转向今文经学，悉心研治公羊学，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今文经学大师之一，开启了近代“新儒学”新的一面。康有为鉴于当时时势，认为中国欲强，国必改制，在传统学说中公羊学适应性较大。康有为认为：“《左传》详文与事，是史也，于孔子之道无与焉。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孟子述《春秋》之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榖梁传》不明《春秋》王义，传孔子之道不光焉。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康有为对公羊学推崇备至。

《春秋董氏学》是康有为摘录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主要思想，分门别类，加上自己的按语编辑而成的一部书。全书分八章，分为《春秋》旨、《春秋》例、《春秋》礼、《春秋》口说、《春秋》改制、《春秋》微言大义、传经表、董子经说八个部分。统观全书，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基本上予以继承，有扬弃，有改进，有发挥，也含有一些不合适的内容。《春秋董氏学》所辑录的春秋学思想，对于当时时局，对于中国当时的思想维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康有为借助继承董仲舒思想学说的方式，加以阐发自己的施政、治政、王道和社会改制思想。总的来说，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是继承先贤思想，又借题发挥的一门社会政治学说。《春秋董氏学》上承春秋、秦汉，下启晚清后世，思想颇为复杂，内蕴博大精深。康有为在春秋学的发展上做了有意义的阐释和阐发。

一、天道与王道

自古以来，天道与王道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一直牵扯不清。天道是不是就是王道？如何从天道来看王道，或者从王道来看天道？《春秋董氏学》很透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以此，康有为认为君王是在天道之后，是随从于天道的。王道并非天道，王道是承天之道。对于天道的阐释，孔子所言是最主要的标准。孔子通过《春秋》代天发意，阐明了王道与天道。天道常易之变，观乎人世。孔子体天察地，著成六经，以理顺人间秩序。孔子思想是中国后世许多制度法则、生存法则的源头。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按语中直接说道，孔子的言论就是天的言论，孔子所创立的制度和大义就是天所要实行的制度和大义，孔子的思想代表着天道。“孔子之创制立意，皆起自天数。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故孔子之言，非孔子之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制与义，非孔子也，天之制与义也。”所以孔子为“素王”。孔子在《春秋》中“缘鲁以言王义”，整本书讲的都是天子治国之理。“《春秋》一书，皆孔子明改制之事。故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也。”康有为以《春秋》为武器，力行改制，寻求维护自己心中的天道与王道。

董仲舒认为天有“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十端。人间万物秩序皆出于此。天之道，在仁，王者承天之道，在于施仁。天育万物，如同父母，代表着天道意志的王是代天养育万物与人类的执行者，只有以仁为本，方能万向归一。“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说得非常明白，王道就是承天之仁道，因为天给予的时机而成就为王，因天的命令而使诸人臣服，因天的易数而成就事业，因天的道理而制定法规，按天的意志施行仁政。所以一切仁的美好在于天。王道就是施行天道。而孔子的思想表征着天道，王道需要施行孔子之道，因为孔子的思想代表了天的仁，而且孔子思想所要求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命于天，从天的运行演化中，概括出了最精义的仁。所以康有为认为，董仲舒说的天施、天时、天数、天道、天志，都是归一于天道。这些天的因素核心是仁。作为承天之道的王道，只有施行仁政，方能理顺国家、社会、人伦秩序，才能长治久安。“孔子本天，以天为仁人，受命于天，取仁于天。凡天施、天时、天数、天道、天志，皆归之于天。”所以康有为继承董仲舒思想，认为王者必须实行天道之仁德，看清人世变化，明白人世生长之道，犹如四季阴阳变化，犹同草木荣枯，慎重掌握生杀和处理人事变迁。“能常若是者谓之天德，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万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所以董仲舒认为王是天意给予的，王是天子，所以要视天如父，以进行孝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这是王道的根本。

康有为认为上承天道，施行王道，首先要知天，天地构成的精华是五行与人。在学人中，只有穷尽了这些道理的根本，才算真正阐明了天道。孔子的学说是施行王道的基础，所以施行王道必须施行孔子之道，施行孔子之道也是施行天道。“当四时置吏以能，若五行；任德远刑，若阴阳。孔子穷天人之本，为王政之施，此其根核矣。”而人作为万物中灵性最长的一类，人的性格代表了天的性格，人道演化与天道的演化是一样的，明白了天道演化的缘由，就能掌握人道的兴衰，王道是承天道管理人道的天子之道。康有为认为：“人类化于天，人性生于天，故人道即法天道。”所以“《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康有为进一步认为性命之道、阴阳五行之道、仁义之道、礼仪之道、伦理之道、君臣之道都是天道的衍射，王道是天道在人世的表现，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对这些理论做了分门别类的辑录，彰显孔门之道的同时，阐发了春秋学思想。

二、文与质

文与质，是有关表里前后的学说。文与质是相互因果关系，文或为文采，或为文化修养，或为外表文饰；质为本质天性。文与质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论语·雍也》提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文与质的关系，但这只是从文化与本质之间来讲文与质关系的一个方面。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辑录董仲舒的文与质各个层面的说法，从社会的文与质，到人的文与质，到天的文与质，到变化的文与质都有明晰的解释。董仲舒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旨也。”“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明白阐述孔子著《春秋》，虽然只有二百四十二年的文字，可本质却包含了天下所有的变化，世上大义无所不包。其中一个主旨思想是承袭周代文治武功的思想实际是上承天道，本质是仁治王道。只有承袭了周代的思想文化，返回到天道、王道、人道的本质上去，社会演化前进的功能才能够成立。所以在奉天为上，包含奉天法古、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切说法都是在“文”的文饰之下，实现维护君权、统治万民的本质。康有为认为：“至于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文质变通的道理，到了董仲舒的身上才解析得很透彻，以用来泽被万世，使后世的王能够施政治世，使得万世太平。

从社会演化来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这阐明了社会进化之理，夏商周三代无疑是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夏代社会立制，在董仲舒看来可能只是处于一个外表文饰的初级阶段，没有很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王道之制，所以跟大地一样处于开发阶段。到了商代，社会制度和王道之制本质上处于相对比较完善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承接天道，处于可见可闻的阶段，不切实际。只有到了周代，以《春秋》纪事，社会制度和王道制度完善了，达到了以人为本，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境界。《春秋》的微言大义，实现了文与质的统一，而且世间万事的成功，大多是文质结合而成，只有文质结合，事物才能表里合一，量变达到质变，虽然量变达到质变这个定理是不准确的，但可以看到事物演化的互相作用的一个机理。“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董仲舒进一步阐明：“志为质，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志为本性，本性与本质一致，本质需要文来表现，质不能等同于文，只有质和文两者兼备，才能成就大事，如果文与质偏向一处，那么事物就不完美。如果一定要偏向一方，那么宁愿要本质，而不要文饰。做到文质合一的，首推孔子。孔子穷究天地之变，成为素王，成就王道思想。“人只知孔子为素王，不知孔子为文王也。或文或质，孔子兼之。”孔子是继承了文王之道，继承了文王的思想。治世者当施行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是王道所归，是质与文的统一。以这一理论为标准，康有为认为社会制度有质有文，法制和法则也包含天地阴阳。所以只有做到质文合一，才能弥合天地阴阳的隔阂。康有为认为：“天下之道，文质尽之。然人智日开，日趋于文。三代之前，据乱而作，质也；《春秋》改制，文也。故《春秋》始义法文王，则《春秋》实文统也。但文之中有质，质之中有文，其道遁耳。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皆升平世质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后有万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认为天下之道，都有文质两面，《春秋》以文统理万世，但是文与质是不可分的，文中有质，质中有文。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文与质的更替，是一个物从一个度量状态到另一个度量状态的改变。内中的质达到一定的度之后，加以文治，文饰天下，那么就可以达到太平世，以达万年后世。对于人的文质，就是人的性与行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即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不可不察也。”人性的本质是善，如果离开了这个本质，那么人就如同带毛的禽兽。康有为也是这么认为：“《庄子》《孝经纬》皆以性为生之质，于文亦然，当是性之本意。”人性的本质是善，那么实现善就是要施行仁义，王者施行仁政。康有为认为：“礼、文、让，皆以仁为体，故孔子本仁。后世渐知礼、文，而忘仁、质，是逐末而忘本，买椟而还珠，失孔子之意矣。”所以一切的礼制、礼仪都是文的外表而已，而只有实现仁，才能达到质的本里。人一定要施行仁义，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

三、三统与三世

通三统、张三世是公羊学的核心思想，影响非常大，甚至在今天对社会进化依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三统与“改制”联系较多。在《春秋董氏学》中可以看到，董仲舒的三统思想不仅仅是改制，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提出三统的基础上，三世的学说也随之展开。何休的社会进化三世说的提出，是基于孔子思想原点的，是提炼中的延伸。可以说是孔子发三世说之微，董仲舒加以文饰，何休凝练成果，康有为实解其本质。康有为结合时势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把三世思想全面坦陈在《大同书》中，在《春秋董氏学》中可以窥其一斑。

康有为认为：“《春秋》义分三世：与贤不与子，是太平世。若据乱世，则与正而不与贤。宣公在据乱世时，而行太平世之义，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所谓王法，即素王据乱世之法。《史记》谓：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是也。”这个孔子学说是针对据乱之世的，孔子理想是找到改变据乱之世的方法，可以使国家社会达到太平盛世。这一说法需要进一步考虑。康有为认为三世的演进是在三统的基础上，社会改制的进步是据乱、升平、太平的过程，而三统的基础是亲周、故宋、王鲁，正是印证这个发展规律的。换句话说，三世说也是这三步走的一个转换性说法。康有为认为：“孔子寓亲周、故宋、王鲁之意。不然，鲁非王者，何得有颂哉？自伪《毛》出，而古义湮，于是此义不复知。惟太史公《孔子世家》有焉。公羊传《春秋》，托王鲁为托，既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认为孔子对亲周、故宋、王鲁所寄托的思想就是孔子的社会进化思想。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进步，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成功，是据乱、升平、太平的过程。所以，康有为认为：“‘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认为三世理论是孔子的基本思想，以社会的演化顺序为基准，文明开发程度为度量，《春秋》思想的微言大义是孔子希望人类大同若一的苦心之作。大义用来治国，所以属于小康之言；微言用来端正礼义秩序，所以属于太平之言。人类的最终结果应该进入大同社会。

康有为认为，董仲舒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孔子的社会三统思想被董仲舒完整习得，并被施用于王道，真正认识到太平世的意义。“至于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岂徒可止礼家之讼哉。”《春秋》三统思想不仅仅是端正礼义的学说，更是社会进化学说，是使人类进入太平的大同之境的学说。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以三统的演化规则来分析看待，从阴阳日辰来说三统“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义，奉元而起。”从其他方面如爵国、考绩、器械、宫室、章服、乐律、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郊礼、封禅等方面都可以有三统的解析。三统的理论可以解答社会礼制、社会事物和时空的演化过程，以此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的演化规则。三世则是三统的最高形态的提炼，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社会正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一步地进步、一步一步地演化，但同时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又互相包含，在相互包含中，整个社会一步一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实现大同。这是一种儒学正统的历史哲学。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三世思想总结和解析了康有为以前的儒家学者，包括孔子之前的中国哲人的社会理想。《大同书》影响了许多有识之士，康有为对三世说总结性的阐发，在儒家学说中是有历史性意义的，这也是许多中国学人理想的结晶。康有为对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社会的设想，无疑是《春秋》思想的继承，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大同书》做了一个明确性的阐释。

四、结语

总的说来，《春秋》文过数万，其旨数千，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但王道与天道、文与质、三统与三世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王道为承天之道，文质合一才能臻达完美，三统延伸三世、直达大同，这在儒家学说中有一定的先进意义。虽然《春秋董氏学》有其时代局限性，其学说有可能是落后的，但在当时的时局中能够做出这样的哲学解释，还是难能可贵的。就三世思想而言，对戊戌维新之后的中国应该有一定意义。因为中国人能接受的思想理论和发展方向应该是与中国人自己的本身本质和内在需要相融相通的，是中国人自己本性的一种内在选择，是中国人本身天性的一种本来反映，这也可能是蕴含在中国人血脉传承延续深处的一些事实中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