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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西游记》主题“求放心”说

2022-06-20臧慧远

名家名作 2022年5期
关键词:良知主旨孙悟空

臧慧远

清代学者张书绅说:“《西游记》一书,原是千古疑案,海内一大闷葫芦。”(新说《西游记》总批)自《西游记》刊世至今,相关研究屡见不鲜、不可胜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释儒、谈禅、证道等各家都自圆其说,而其中影响较为深远,至今仍被有些研究者所尊崇的则是与明代心学紧密联系的“求放心”之说。此种观点认为《西游记》的“取经”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明心见性”的心路历程。

一、陈元之《刊西游记序》

明代关于《西游记》的研究肇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刊行的金陵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或者“世本”,全书二十卷一百回,这是现存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此书前有陈元之所撰的《刊西游记序》。陈《序》全文共有672字,虽说简短,但言简意丰、辞近旨远,对后世对《西游记》的研究影响很大。陈《序》先引用司马迁和庄子之语说明《西游记》被人遗忘的缘由:“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然后对《西游记》作者模糊的传闻做了简要的介绍:“(《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由此点出了《西游记》作者的不确定性,而后鲜明地指出了小说的创作主旨:

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

文中假借“旧叙”之说把唐僧师徒四人比作人的五脏六腑,孙悟空为“心之神”,白龙马则为“意之驰”;猪八戒是“肝气之木”,沙和尚则是“肾气之水”,唐僧更为“郛郭之主”,最终达到“归之太初”,即归之于“心”的目的。陈元之认为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就是为了消除心魔,其中的魔就是“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也就是达到“心意本真”的障碍,而取经途中唐僧师徒斩妖除魔则是为了“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最终达到“归之太初”“心无可摄”的“道之成”大境界,所有这些恰与心学所强调的通过见闻实践来达到心性修成的主张一脉相承。

陈元之不仅对小说的主旨做了深入的探讨,更对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进行了仔细的阐释,认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也就是说《西游记》之所以有些诙谐幽默之语,是因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虽然《西游记》的语言“浪谑笑虐以恣肆”,但“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由此陈元之认为小说完全可以通过奇幻的艺术手法来达到立言的目的,在“谬悠荒唐”之中见出“作者之心,傲世之意”。

总之,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从作者的传闻、小说的创作主旨、审美艺术特征三方面对《西游记》进行了全面而简洁的论述。

同时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陈元之对《西游记》文本的零星评点。这些评点有夹批八条,共六十七字,分别分布于第一、二、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六十四、一百回中。其文字长短,夹注内容不一。第一、二回“夹批”属于评论性文字,而第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六十四、一百回则属于注音注义的内容。世德堂本《西游记》“夹批”的核心与精华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回的“评论性文字”中。第一回有两条“夹批”,出现于美猴王编筏渡海、求仙访道,在樵夫指点下来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一条“夹批”是:“灵台方寸,心也。”另一条“夹批”则为:“斜月像一勾,三星系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两条“夹注”皆隐喻一“心”字,是指孙悟空学道即是“修心”。因此,孙悟空之“求仙访道”“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以及保护唐僧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求得正果的过程,也即是完成了其“修心”的真实写照,诠释了阳明心学“正念头”“正不正以归于正”“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之正”的心路历程。这两条“夹批”被后来的李卓吾评点《西游记》时照搬,并加注云:“一部《西游》,此是宗旨。”

由此可见,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中,不管是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还是其中的“夹批”,虽然文字简短,但对《西游记》的主旨和审美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概括,言近旨远,成为《西游记》评点的滥觞,开启了日后谢肇淛关于《西游记》“放心”之说的新境界,也使得《西游记》在“心学”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谢肇淛“读《西游记》”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长乐(今属福建省福州市)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入仕后政绩斐然,同时“酷爱读书,广学博识,家中藏书颇丰”。他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则主要集中于《五杂俎》中。书中所体现的思想见解和文化精神多受王阳明心学及佛、道思想之影响。对于王阳明的思想,谢肇淛这样评价:

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余乎?至于李材止修之说,益迂且腐矣。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

在这里谢肇淛对所谓的“良知之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此说“益迂且腐”,“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由此可见,谢肇淛目光敏锐,在他看来“真儒”的标准不是看其人提出了什么“学说”,而是要看他的事功和作为。为此谢肇淛指出:“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可以这样说,谢肇淛对儒者的空谈心性、面对实际事务却束手无策的空疏学风极为反感。

虽说谢肇淛反对儒者的“道学空言”,但在对《西游记》的评论中却充分地利用了“心学”——这种所谓的“空言”。可见,思想上的极力反对,并不代表他在具体文学实践中的抛弃。而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心学”成为谢肇淛文章中重要的理论支撑、有力武器。为此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五“读《西游记》”中这样写道: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这里谢肇淛以“求放心”三字来概括《西游记》的主旨,认为孙悟空始之大闹三界、上天下地的行为是“起始之放纵”,而后来戴上紧箍咒,并经历八十一难,就是为了使“心猿驯伏”,将放纵的心收回来,即所谓的“放心之喻”。此说可谓开日后“放心”说之先河,这既是对陈元之的“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耳”“修心”之说的继承,也成为明代《西游记》众多评论中的点睛之笔。

“求放心”是阳明心学的基本思想,也称作“致良知”,是指使受外物迷惑之心回归到良知自觉境界。“放心”是指被外物迷惑的放逸之心,最早出现于《尚书·毕命》:“虽收放心,闲之维艰。”这里的“放心”便是指放纵之心。后来到了孟子,则在《孟子·告子上》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强调“学问之道”的目的在于“求放心”。到了宋代,司马光在《答景仁论养生及乐书》中言:“朝夕出入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间,以收其放心,检其慢志,此礼乐之所以为用也。”这里的“收其放心”是指运用礼仪教化的手段束缚其放纵之心。而后明代发展到阳明心学则强调对内心的修为,修身养性,即所谓的“致良知”。“良知”一词源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良知”指本来天赋的道德观念,而“致”有“达到”的意思,所以“致良知”之意是指行为要达到良知的要求,故王阳明的“致良知”便是要求你的行为能够达到遵从内心良知的要求。

综上所述,这里的“放心”都是指放纵之心,而谢肇淛的“求放心”则是运用礼仪教化约束放纵之心。而这正与《西游记》整体构思的主旨相吻合。

三、“求放心”说的延续

由此可见,谢肇淛的“求放心”之喻既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又有具体内容的支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稍后李卓吾在评点《西游记》中便用“心学”理论来驾驭整部小说,认为“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到了近代,鲁迅更是赞同谢肇淛的“放心之喻”之说,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论《西游记》:

评议此书者……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

在这里,鲁迅先生对清人对《西游记》主题的劝学、谈禅、讲德等观点进行了批评。在鲁迅看来,如果硬要探讨《西游记》主旨的话,那么谢肇淛的那段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则颇为中肯,认为心生心魔,通过某种修炼,则心魔驯伏,心归于静,仅此而已。

无论是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还是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读《西游记》”,都与当时社会上王阳明“心学”盛行有关。我们知道,“心”绝对是《西游记》中的“主题词”,而在一百回的回目中,直接与“心”字有关联的回目竟多达二十九个,这也充分说明《西游记》完全是一部修心之作,正如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所言,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西天取经成正果,“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魄力的人性美的象征。”《西游记》“在神幻、诙谐之中蕴含着‘三教合一’的哲理。这个哲理的主体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有限度而不自觉地赞颂了一种与晚明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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