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金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家始终在探寻世界本原，并始终将追寻的目标放在客观存在范围，但自笛卡尔的观点“我思故我在”（sum cogitans）提出以后，哲学家逐渐将关注点投向了我思本身，而康德针对我思依照存在而使得我思无法扩展的窘境，创造性地扭转了两者的关系，把我思放在了主导位置，认为存在必须依照我思，从而解决了我思无法扩展的问题，并使得关于我思的哲学研究转向了新的方向，即哲学本原问题研究的方向从存在转向了我思，此举被称为“哥白尼革命”。

但是鉴于康德的研究不够深入，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存在叫作“是”，希腊语是einai，Being，亚里士多德将存在的含义称为ousia，实体。后来也并没有做出全面彻底的解答，因此在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家又对其观点提出了种种疑问，一种疑问是将世界本原归为我思，虽然确保了最初的明见性，但是不是太过唯我了？另一种疑问则是“我思”存在于诸多主体中，而其他主体显然无法确保“自我”的明见性，且哲学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会限制“我思”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于是，胡塞尔便针对这些疑问，给出了“交互主体性”这一“答案”。解读这一“答案”，正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一、胡塞尔现象学解决的问题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世界本原转向“我思”。思，cogitatia，不强调是我在怀疑，我作为一个实体存在。意识活动中的存在不是指时空中的存在。康德认为存在必须依照我思，而对于哲学家本人来说，“我思”是明见无疑的，因此，此观点的提出有力地使哲学避免了各种怀疑论，但由于“我思”仅限于自我主体中，这使得哲学易于陷入唯我论的境地。而要避免唯我论，就需要引进其他诸多主体，但如果引入其他主体，则又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如何确保其他主体对“我思”具有明见性？诸多主体是否存在“隔阂”？倘若其他主体与“我思”存在“隔阂”，又否定了“我思”这一世界本原的客观性。

以上种种问题则限制了康德这一观点的前进步伐，而相对于前人将“世界本原研究的目光局限于存在方向”的方法，康德的观点无疑更具有广阔的前景，且也符合哲学前进的方向。于是，自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家将思考的关注点放在了解决这些疑问之上，即有没有一个“答案”，既能够立足于“我思为世界本原”的基础，确保哲学开端的明见性，又能够引入其他主体来消除唯我论，且消除其他主体与自我主体之间的“隔阂”，完成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统一，从而肯定“我思”这一世界本原的客观性。

简而言之，须找到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共性，且这种共性是必然的、客观的，并不会根据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唯有如此，才能够避免唯我论与独断性，并回击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将“哥白尼革命”进行彻底。

针对这些问题，胡塞尔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出发，立足于康德的“存在必须依照我思”，解决了康德的“并没有深入研究按照意义和有效性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体性”这一问题，提出了“交互主体性”这一“答案”，既保证了“我思”的明见性，又避免了陷入唯我论的泥淖，还回击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实现了彻底的“哥白尼革命”。

二、交互主体性的提出

针对康德“哥白尼革命”存在的问题，胡塞尔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出发，以“我思主体”为开端，开启了寻找“答案”的历程。胡塞尔在其著作《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描述道：“看起来，它的最初的对象，因而也是它唯一的对象，就是并且只能是我这个正在哲思着的人的超越论自我。……它在开端上不能设定任何别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这个自我和包含在这个自我本身中的东西……因此，它一定是作为纯粹的自我论而开始的，并且一定是作为一门似乎被我们判定为一种尽管是超越论的唯我论的科学而开始的。”这说明了胡塞尔以“我思”的自我主体为开端（确保了明见性），开始思考世界本原问题，而其对于“唯我论”的否定，则基于对“一门似乎被我们判定为一种尽管是超越论的唯我论的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胡塞尔既接受了别的哲学家对唯我论的质疑，也否定了开端的“唯我论”倾向。

至于胡塞尔消除“唯我论”的方式，其在1914年的一份手稿中描述道：“有关另一个人的经验之可能性，在有关他的现实的经验之前就被给予了，因此这是有关另一个人之在某种意义上的先天特征的理念。”从中可以看出，其他主体同样被胡塞尔现象学赋予具有开端意义的明见性，也就化解了别的哲学家对现象学陷入唯我论的质疑。

正是对于其他主体的引入，并阐述了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先天性的、不可还原的关联，才使得胡塞尔现象学最终将世界本原还原为了交互主体性。在这一思考过程中，胡塞尔先是发挥了其作为数学家的优势，采用了数学解题的假定方法，在其著作中假定道：“为了正确地前行……我们首先就要在超越论的普遍领域内部实行一种独特的主题性悬搁。现在……我们不必考虑一切可与陌生主体直接或间接地相关联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在这种意向性中，自我就在它的本己性中构造出了自身。”

悬搁了诸多干扰因素，针对自我主体与其他诸多主体是如何在确保最初明见性的前提下达成具有先天性、不可还原性的统一的问题，胡塞尔描述道：“我所是的这个我能够意识到我所不是的另一个我，一个对我来说的陌生者。”“我也拥有我的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纯粹关联，这另一个自我是作为存在着而剩留给我的，作为未被排除的自我。”“自我就完全彻底地超出了它的本己存在。”“主体性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之中才是它所是之物，即以构成的方式起作用的自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思”中，面对同一个客观世界（比如自然），自我主体不仅有着自我意识，还有着与“陌生者”相关联的意识，这个相关联的意识必然带有“他我”的意识，即“一个对我来说的陌生者”，而这种关联则表明了必然有着“交互意识”，而交互意识对于同一个客观世界来说，是不以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联，是先天性的、不可还原的、统一的。

胡塞尔抛开别的哲学家的质疑主题，从自我主体的“我思”开端，引出了其他主体与自我主体的关联，最终提出了“交互主体性”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即“在前四个沉思中必定已经以隐含的方式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领域了”“在还原一开始，超越论之物就已经自在地是交互主体性了”。这表明，对于不同主体来说，同一个客观世界之所以统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是由交互主体性在其交互主体知识中构造出来的。

回顾整个过程则会发现，胡塞尔采用假定这一数学方法取得了成功，因为不论最终得出世界本原是什么，都不影响开端的明见性，即自我主题的明见性。更重要的是，交互主体性的发现，让整个思考过程从“我思”出发，扩展为了诸多主体的各个领域，扩展为了绝对存在，并解决了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种种问题。

三、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性

交互主体性的发现，针对康德“哥白尼革命”不够彻底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而对于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性的思考还在继续，比如，如何消除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隔阂”，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联状况、交互主体性客观与否等。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思考，胡塞尔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针对这些问题陆续给出了描述，从而逐渐完善了现象学，使其完成了彻底性的“哥白尼革命”。

针对如何消除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隔阂”，胡塞尔这样描述道：“他人与我的单子是在实项上相分离的，这是因为，没有实项的联结从他人的体验引导到我的体验，也没有实项的联结从他人的本己本质性引导到我的本己本质性。”“所以，与此相应的一定是一种实在的分离，这种现世的分离，即这种关于我的心理物理学的此在与他人的此在的分离，由于客观身体的空间状态，其本身表现为空间上的分离。”基于这样的描述，胡塞尔现象学的思考回归到了悬隔假定的思考上，认同了别的哲学家的疑问，即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而对于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联，胡塞尔则写道：“另一方面……存在者与存在者共在于一个意向的共同体中。这是一种原则上独一无二的联结，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顺其自然地，胡塞尔现象学指出了具有“交互意识”的交互主体性。这出乎原先质疑现象学的别的哲学家的意料，但又无可辩驳。这是行得通的，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联则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即在意识上的联结，被称为“交互意识”，证实了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性，也使得交互主体性扩展为了绝对存在。

随着对现象学的继续深入研究，胡塞尔深化了这一观点，在其著作中写道：“对处于其固有本质之中的诸多心灵来说，决不存在彼此外在性这样的分离……在悬搁中就转变为了纯粹的意向性的彼此内在的东西。”“在朴素的实在性或客观性中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如果从内部来看，就是意向上彼此内在的关系。”对此，基于胡塞尔现象学，我们可以认为，我、你、他等诸多主体，并是孤独绝缘的，而是存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离不开的“共同体”中。作为单子的每一个“自我主体”，都在超越自身的“意向性”之中，包括在共同的交互意向性之中，也即“这些主体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摆脱意向性的关联，按照这种意向性的关联，他预先就包含在每一个其他主体的地平线之中”。

而对于不同个体的陌生感知，他描述道：“如果我们把这种（对感知的）一般的认识运用于陌生感知的场合，那么，由此也要注意到，陌生感知之所以能够进行共现，只是因为它在呈现； 共现只有在那种与呈现的共同作用中才能存在于陌生感知之中。但这就意味着，这个陌生感知所呈现的东西，一开始就必须属于在此被共现出来的那同一个对象的统一体。”从中可知，自我个体所感知到的新的现象（陌生感知），则是包含了其他个体的“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又意味着存在着“另一个新的自我主体”，而这另一个新的自我，对原来的自我主体来说，必然是“绝对在这里的”。这也便是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性。陌生感知通过进一步延伸至自然，也可推定出自然的唯一性，那就是没有两个自然，只有同一个客观世界。因此，这个交互主体性的客观世界就是绝对存在。

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思证，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最后一步的思考，实现了彻底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四、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

胡塞尔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出发，立足康德的“存在必须依照我思”，以自我主体为开端（确保了明见性），悬搁了诸多干扰因素，其中就包括“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隔阂”，从自我意识中引出了交互意向，从而提出了“交互主体性”，最终证实了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联的客观性（避免了唯我论），消除了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隔阂”，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实现了真正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进一步发展了现象学。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识到了胡塞尔数学家出身的优势，也学会了运用悬搁（Epoche）假设方法与逆向思考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胡塞尔反其道而行之，将其悬隔不理，采用数学假定的方法逆向推出了交互意向性，解决了困扰别的哲学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隔阂问题”，彻底解决了康德遗留下来的现象学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按照意义和有效性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体性”，根本上克服了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并最终重又回归到了世界本原的“交互主体性”上，实乃哲学界的一大创举。

总的说来，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康德“存在必须依照我思”等相关哲学思考的综合，解决了康德“哥白尼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包括唯我论与明见性的矛盾、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隔阂、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质疑，也使得后来的哲学家将其探寻世界本原的目标放在了“自我我思”的范畴，开拓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克服了我思无法扩展的窘境，真正使得哲学思考进入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