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钰婷

一、引言

1985年，迟子建携《北极村童话》登上文学舞台，自此开始其漫长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生涯。她是大兴安岭的女儿，她的写作始终倾情于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字里行间氤氲着清冽纯净的自然气息，是当之无愧的“极地之女”。回看迟子建早期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中鲜明的儿童视角，《北极村童话》里的小迎灯，《雾月牛栏》里的宝坠……诸多儿童形象呈现出一种缠绵于童年记忆的女性书写，她以诗意的童眸去打量这个世界，澄澈晶莹的童心所烛照的正是现实人生的幽微晦暗。跨越时间，在岁月的沉浮升腾中，迟子建的艺术技巧愈发臻于完美，儿童视角不再是其作品中的唯一视角，但儿童形象仍在她的笔端旋转，与她的作品融为一体，推动故事的发展，且随着迟子建在哈尔滨生活日久，哈尔滨这座城市自然而然跃动于其笔下，从《黄鸡白酒》《起舞》到《白雪乌鸦》《晚安玫瑰》再到《烟火漫卷》。她提道：“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于是，迟子建充分运用文字意象绘景、形声的魅力，从现代都市角度书写人性，铺陈出哈尔滨的百年历史，雕琢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澄澈晶莹的儿童形象辉映着哈尔滨如歌般漫卷的烟火，聚照出深刻动人的人性书写，其对现世的观照与喟叹自此升华为一种纯粹的美学命题。

二、澄澈晶莹的童心—《烟火漫卷》中的儿童形象

阅读《烟火漫卷》，我们注意到小说采用了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策略。《烟火漫卷》的文本主要由两个大套盒架构而成，一个是刘建国寻找丢失的铜锤的漫长过程，另一个是黄娥带着杂拌儿进城寻夫。铜锤和杂拌儿分别是推动这两个大套盒故事发展的主要儿童形象，其中两个套盒又有交叉部分，进而延伸出其他儿童形象，儿童形象成为串联全书内容的重要线索。

书中最先出现的儿童形象是刘建国弄丢的铜锤，寥寥几笔，却辐射出本书的诸多重要情节。将时间轴拉回到1977年，回到故事的起点。1977年刚恢复高考，于大卫和谢楚薇二人均要报考大学，无暇照顾婴儿，恰巧此时刘建国想念故友，前来探望于大卫，于大卫放心地将铜锤托付给刘建国带回哈尔滨。小时候的铜锤十分惹人喜爱，却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被人偷走，从此刘建国的人生坠入深渊，他的生活只剩下一件事：找孩子。漫长的岁月里，面对无常的命运，他也会难过委屈，感到不公，但善良的天性驱使着他承担自己的责任，走烂无数双鞋，全身心地寻找铜锤。可是，人性交织着明媚阳光与晦暗阴郁，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亦有阴暗时刻，无望的寻找过程，沉重的道德枷锁，长期压抑的爱与情欲，导致他情绪失控崩溃，猥亵了一个小男孩。天真无邪的小男孩被猥亵，暗喻着生命中难以避免的非理性状态，人性的幽深晦暗。童年记忆给武鸣留下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完成寻找铜锤的任务后，刘建国再次踏上赎罪的道路，用余生陪伴武鸣，疗愈武鸣的心灵创伤。而铜锤为什么会被偷走？

伴随着寻找铜锤的历程，我们看到又一个儿童形象，即翁子安养母早夭的儿子——四点，牵引出翁子安一家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儿童时期，迟子建的笔触亦延伸到刘建国的儿童时期，虽笔墨寥寥，却制造出戏剧性的情节“发现”，更加完整丰厚文本的内在机理、逻辑与玄秘意味。处于生命尽头的刘光复为了解除弟弟身上背负的道德枷锁，向于大卫叙述了刘建国的真实身世，由对婴儿时期刘建国的描绘引出刘建国的身世，原来刘建国并非刘鼎初的亲生孩子，而是日本出逃战俘的遗子，善良的刘鼎初秉承着“生命本身是无罪的”原则收养了他。由铜锤到刘建国的儿童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刘建国寻找铜锤的过程将一系列主要人物的故事错落有致地连缀起来，勾连出其他儿童形象，在碰撞与融合中，抒写人性的幽微曲折，回溯百年哈尔滨历史，呈现出龙江生灵的生命经纬，编织出一匹如歌如泣的文学织锦。

杂拌儿是《烟火漫卷》中着墨最多的儿童形象，活泼可爱的他亦是黄娥进城“寻夫”这一套盒的重要线索。他一出场就朝气蓬勃，跟着母亲从家乡七码头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哈尔滨寻找父亲，他不仅不害怕，还能有滋有味地啃鸡爪。六七岁的光景却大胆勇敢、诚实可爱。杂拌儿洋溢着浓郁的自然气息，仿佛山川风月中的自然精灵。他热爱自然、心念家乡，刘建国带他去澡堂洗澡，他不愿意把自己扒光，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洗澡，觉得难为情，因为在七码头脱衣下水时，看他洗澡的是山、是树、是花、是鸟，是一切自然的生灵，它们默默无语、安静美好，可以不在乎，而在人前脱衣就不一样了，会被说闲话的。洗澡水烫得杂拌儿嗷嗷直叫，面对滚烫的洗澡水，他联想到的是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嚷嚷着说要是河里的水也像洗澡水这么烫，世界上就没有鱼可以吃了。生活在物质丰富的城市，他却始终心心念念着家乡的七码头，时常提起七码头，夜里说梦话，念叨着的还是七码头的山山水水。关于杂拌儿的书写，盈溢着澄澈晶莹的童心，飞扬着神奇的想象力，点染着千丝万缕的乡愁意绪，自此，围绕着黄娥进城为杂拌儿寻找归宿，确保杂拌儿平安健康地长大，故事铺衍开来，与此同时融入迟子建对于自然（原乡）与城市、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

三、情节展衍与乡愁意蕴——《烟火漫卷》中儿童形象的意义

在叙述学理论中，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与“心理性”人物。“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从属于情节，情节赋予人物含义，行动予以人物定义。“心理性”的人物观中人物是作品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人是真实的人，具有心理可信性，而不是功能。“功能性”的人物观与“心理性”的人物观看起来似乎水火不容，但实际两种观点可以互为补充，我们不难看出《烟火漫卷》中呈现的儿童形象正重叠出“功能性”“心理性”的丰富意味。

在“功能性”的参数下，我们或许可以将《烟火漫卷》中的儿童形象放置在故事的行文脉络中予以考察。如前所述，小说采用了“中国套盒”式的叙述策略，第一个大套盒围绕刘建国花费大半生时间寻找友人之子的艰难历程展开，铜锤作为关键线索牵引出刘光复、刘骄华的人生与家庭，丢失孩子后于大卫、谢楚薇苦闷的婚姻生活，以于大卫母亲谢普莲娜为代表的老一辈哈尔滨人的激情岁月及翁子安舅舅一家的故事。铜锤是谁？刘建国为什么要寻找铜锤？铜锤为什么会丢失？刘建国弄丢铜锤后发生了什么？刘建国如何寻找铜锤？刘建国一生的奔波是否有答案？埋伏下种种故事、谜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跟着刘建国一起踏上寻找铜锤的旅程。在寻找铜锤的过程中，压抑在刘建国内心深处的恶魔被天真无邪的小男孩武鸣释放，非理性的行为投射出复杂晦暗的人性，回首自己犯下的罪孽，刘建国选择用余生陪伴武鸣，渡引出“救赎”的主题，正如迟子建曾说的：“恶在人性的丛林当中就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我们人生的河流里，从来就不曾远离过我们。但我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找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的寒冷当中寻找这种丝丝缕缕的暖。”文字的无限转折间，我们又发现婴儿时期的刘建国，知悉潜藏多年的刘建国身世之谜——刘建国是不知父母的日本遗孤。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却不是纯正意义的中国人，拥有犹太血统的于大卫与身上流着“肮脏”日本血液的刘建国获得共鸣，一起陷入认同焦虑，寻求身份认同的主题意趣浮出文本。第二个大套盒聚焦黄娥进城寻夫（明为寻夫，暗为替杂拌儿寻找收养人家），由为杂拌儿寻找归宿交织出各方人马，衍生出各种故事，黄娥与刘建国及其一家的相识；榆樱院内各色住客的琐碎人生。而来自前现代空间七码头的黄娥与杂拌儿在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中，以自然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映照出小说的自然主义美学意蕴。梳理小说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套盒彼此嵌套绾合、承接对应，澄澈晶莹的儿童形象作为“功能性”的人物，构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

再看在“心理性”的参数下《烟火漫卷》的儿童形象。迟子建的小说从来不缺乏传奇色彩，其笔端氤氲着万物有灵的神性书写，流动着超验性的“魔幻叙事”，这一特征亦体现在《烟火漫卷》中，小说中的突然而至又因忠心护主“牺牲”的小繇子，神秘的卢木头布帽，纠缠翁子安多年的怪病不药而愈无不体现着传奇色彩。在充满传奇色彩之余，《烟火漫卷》想要传递真切的人间烟火，记忆百年哈尔滨的市井人生，因此真实性与说服力对于小说必不可少，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予人以真实之感（细节刻画的翔实牢靠）是一部小说的至高无上的品质。”细读《烟火漫卷》中的儿童形象，我们很容易发现涵藏于儿童形象背后的真切人间烟火，相信小说的真实性。棉绒质地的开裆裤、精致可爱的虎头鞋活画出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婴儿形象，铜锤宛若我们身边的可爱婴儿，触手可及，我们不由得将自己代入小说中，去体验小说人物的悲欣。时光荏苒，越过铜锤，我们看到杂拌儿边写作业边吃包子，吃东西的时候手和嘴总是油乎乎的，黄娥让他给教堂鞠躬，他飞快地鞠躬，直起腰来还要东张西望一下，因为不好意思被同学看到他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给建筑物鞠躬。在迟子建的笔锋起落之间，一个虎头虎脑、爱面子的小男孩生机勃勃地矗立了起来，好似就在我们身边，让人不禁饶有兴致，想要追寻这样一个亲切的小男孩，他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毋庸赘言，别致夺目的儿童形象书写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与说服力，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传奇与真实互为参照间，儿童形象融汇“功能性”与“心理性”双重作用，连缀起一个个沐浴着人间烟火的小人物，我们看到长卷浮世绘——百年哈尔滨。

细数迟子建的作品序列，可以看到其中蕴积着丰富纯净的自然能量，洇染着不绝如缕的乡愁意绪，弥漫着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灵晕消弭的哀愁。迟子建被称为“极地之女”，她十七岁前的行迹是连绵不断的大兴安岭，在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中成长，她的写作浸润着生命的本真与诗意，其念兹在兹的是遥远的原乡，故乡和大自然照亮和温暖了迟子建的写作和生活。1990年后迟子建工作调转，来到哈尔滨工作，空间的转换使迟子建成为漂泊的“异乡人”。戴锦华老师早在20世纪90年代对迟子建的创作就有知人论世之语：“作为一个极地之女，迟子建不是所谓的‘先验的无家可归者’；但她已然是间或不彻底的都市人……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放逐、遭放逐的极地之女，她仍在漂泊、归家之途上远行。”时光流淌至今，三十年的岁月沉淀，迟子建已然是一名“都市人”，哈尔滨成为她的第二故乡，身处繁华都市，历经时代巨变的伤痛，她开始在作品中反复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该何去何从？告别《北极村童话》中单纯的童话世界，自《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如今的《烟火漫卷》，小说融汇纷繁的现世纠葛，开启自觉的生态叙事，直面历史流转、时代变迁之下的世界。在《烟火漫卷》杂拌儿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正可以发现迟子建对于大自然的偏爱，辨识出其童年踪影，一窥其乡愁情结，明晰其对于自然（原乡）与城市、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杂拌儿来自黑龙江上游的七码头，在七码头的山水间蓬勃生长，七码头的河都认得出他屁股上的胎记，他的身上烙印着深刻的故乡印记，用天真无邪的童眸打量城市生活：博物馆橱窗陈列的碗盘，不就是他们家的碗架子，冰激凌不如老家放在河里冰镇的西瓜好吃。本真的儿童视角着眼于自然，从个体生命的原初本能出发描摹这个世界，跟随杂拌儿的叙述，我们得以叩访仍葆有自然本真的七码头，追寻灵光消逝的年代，文学的表现空间由此得到深度拓展，开启一种别样的生态叙事。现代文明飞速发展，《北极村童话》渐渐成为遥远的梦幻，情牵万里，七码头的山山水水是杂拌儿永恒的梦，亦是迟子建永恒的梦，因而在《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中绵延着浓郁的生态况味，潜流涌动着乡愁之潮。我们可以看出，《烟火漫卷》凸显出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进程如何推进这一重要命题。田园牧歌式的原乡神话注定成为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不可悖逆，杂拌儿的书写被置于一个回瞻的、过去的视域之中，而这或许正是迟子建本人的投射，联系着她对于诗意自然的向往与怀念，绵亘于杂拌儿形象下的是迟子建本人对于原乡的召唤，叠印着浓郁的乡愁意蕴，透露出作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思考：虽时代之潮势不可遏，但“天人合一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四、结语

叶维廉在《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写道：“打开一本书接触其他的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一个声音从黑字白纸间跃出，向我们说话，其他的声音，或远或近的回响，或细语提醒，或高声抗议，或由应合而向更广的空间伸张，或重叠而递变，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在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涌绵密的音乐。”文学主体与现代社会诚恳地相互斟酌切磋，交织出绵远深沉的乐章，我们在《烟火漫卷》中正深切感受到了这样的绵密乐章。这个乐章盈溢着澄澈晶莹的儿童形象，闪耀着自然纯真的童心与诗心，勾勒出百年哈尔滨的长卷浮世绘，流露出迟子建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思考，成为迟子建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