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宛宸

【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文学中包含着很深的中国文化渊源，尤其是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空前兴盛，为日本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唐诗对俳句、和歌的影响;传奇小说对日式物语文学的影响;《源氏物语》中对白居易诗歌的大量引用等。然而，随着国家发展中政治道路和理念的不同，日本文学也逐渐蜕变，体现出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独树一帜的体系和风格。本文试以日本传统文学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为例，分析其作品的思想意识与审美感受所体现的中国古典美学内涵，以跨文化交际为立足点，探究文学交融下中日文化交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跨文化;中国古典美学;谷崎润一郎;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4-003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4.009

一、谷崎润一郎笔下的日式古典美学缩影

谷崎润一郎在文坛上素有“大谷崎”之名，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绕不开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承袭了欧洲唯美主义文学的创作思潮，但在写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又体现出了与王尔德一派截然不同的、带有浓郁东洋风味的古典美学色彩。通过分析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独特的生死观、爱恨观和悲喜观，可以发现其背后蕴含的日式古典美学的缩影。

（一）颠倒的生死观

同为唯美派创作大师，谷崎润一郎并不像川端康成那样在作品中直接、大量地触及死亡，他既不怎么写生命的消逝，也不怎么写生命的诞生，要分析他的生死观，需要从侧面入手，观察他对生命活动的态度。

比如在《阴翳礼赞》中谈及基督军的慈善活动时，他写道：“那种伫立街头，用激越、快速、性急的语调进行说教、为援助自由放弃职业的人，对贫民窟挨家挨户赠送慰问品，抓住行人的衣袖散发传单，劝人向慈善锅里捐款。那种小里小气、锁琐屑屑的做法，不幸甚不合东方人的性格。这是一个超越常理的气质性问题，是东方人应该理解的心理。我们一看见那种活动，心里只有一种被人驱赶的忙乱心情，但却生不出一点儿沉静的同情心和信仰心来……”认为慈善行为是琐屑的做法，这种观点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常见。借由作者的双眼，大家看到的不是人与人在困境中互相关爱与帮助的美好，而是一种近乎冷漠的自矜与不屑，站在毫无生活负担的“我”的角度，隔岸观望难民们的“生之向往”却毫无共鸣之情，心里只剩下“不体面”的念头，这种消极的生命观，本质上与川端康成的“死亡偏好”不谋而合。

这种消极，还体现在他对孔明与苏秦截然不同的看法上：“假如经玄德再三恳请，孔明仍隐匿不出，以闲云野鹤为友而终其一生，此种心情也很能引起共鸣……战国之世，苏秦衣锦还乡，趾高气扬地说：‘使吾有洛阳负廓田二顷。吾岂能配六国相印？’……苏秦比起孔明来，其品格甚为低下……”合纵连横、荣归故里的苏秦在谷崎看来是低劣的洋洋自得，而在假想中避世一生的孔明才能引起他的共鸣，事实上，孔明和苏秦都是才能兼备的政治家，在作者笔下却有鲜明的高低之分，这种差异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对“生”本身的消极。

如果说“生”的积极入不了谷崎的眼，那什么才是美的？在《细雪》中，谷崎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莳冈家的赏樱活动。樱花是日式美学中的重要意象，花开到花落之间仅有短短七天，在开到极盛时猝然凋谢，毫不留恋地奔赴死亡，每年赏花时，幸子都“一颗一颗地观赏赞叹，对它献出无限的怜惜”，借幸子之口，谷崎阐述了他对美的理解，即如樱花一般的转瞬即逝，在美好事物凋谢时所产生的感叹之情，才是一种美的体验，这种感受，类似地出现在主角赏月和赏萤火虫的活动中，而这三种审美对象，體现的都是短暂的美丽和瞬间的消逝。

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不止存在于谷崎笔下，也遍布于日本民族精神当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认为死亡是崇高人格的体现，在生前犯下的罪恶，可以通过自杀来洗涤，并且要“毫不留恋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才能成就最后的辉煌，生与死的价值被彻底颠倒，这种生死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族整体的道德观。

（二）自我的爱恨观

对于谷崎的诸多代表作，批评界所持的主流观点是体现了女性崇拜的思想以及对世俗环境的挑战。《痴人之爱》中，让治匍匐在娜奥密脚下，为了挽留她宁愿无视其不忠;《春琴抄》中，佐助为了安抚毁容的春琴，不惜自刺双眼。谷崎将这份远超出健全人三观范畴的狂乱感情具象化，以主人公彻彻底底的、连尊严也抛弃的自我奉献来体现，并命名为爱。

对于爱的主体，即男主人公，谷崎给予了大量细致的心理描写，视角也一般从他们身上展开，而反观被爱的客体——女主人公，往往面目模糊不清，读者只能透过男主人公的视角窥见她们美丽的外貌和乖张的脾性，但是关于心理活动、情感变化、思想发展等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要素，却鲜少提及，也就是说，作为重要的“爱”的载体，读者只能看到她们“物”的一面，却看不到“人”的一面。

爱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离不开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而在谷崎的作品中，“爱”却奇异地只由男主人公自己就可以完成，女主人公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拥有特定要素的躯壳，她要有足够打动人心的容貌，还要有折磨人的脾气，在这副躯壳里，春琴和娜奥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她们在爱中体现的功能也近乎一致：被凝视，被臣服，被束之高阁。

《痴人之爱》中，让治先是构想了一个高贵的女性形象，再将一个已经定型的模板套在娜奥密身上，他爱的不是此时的娜奥密，而是未来将被改造的娜奥密，他最终的臣服，也不是对娜奥密的臣服，而是对自己亲手创造的“美”的臣服，他所沉沦的，不是爱的甜蜜，而是爱的自私，因为这份爱从头到尾只围绕一个人，就是让治自己，而娜奥密，从更多意义上讲，甚至不能算一个人，只是让治“爱的盛宴”的调味品。所谓痴人之爱，实际是一种自爱，所谓爱的奉献，最终也是回馈给了自己，在谱写到极致的恋歌中，女主人公只负责展露她的美貌与骄矜，并借由这两者向男主人公施加爱所带来的幸福与痛苦，她更像一面镜子，让男主人公的爱有一个可以投影的地方，在这样的过程中，男主人公完成了只有自己的爱恋，至于娜奥密的思想、感情、是否感到爱或被爱，读者始终无缘得知。

这样自我的爱恨观，在除谷崎以外的文豪笔下也不少见，《雪国》的最后叶子意外坠楼身亡，而一直爱慕她的岛村面对此情此景，却只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彻悟，在此之前，对驹子的欣赏也好，对叶子的爱恋也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可以说，这种围绕于“小我”的自爱，才是日式审美当中的主流。

（三）节制的悲喜观

在《细雪》的最后，雪子迫于无奈嫁给了一个“还不错的”爵爷，四姐妹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又只能尘埃落定，在这样一个毫无疑问的悲剧中，谷崎润一郎在结尾却淡淡写道：“那天雪子拉肚子始终没有好，坐上火车还在拉。”没有直写雪子的低沉与感伤，一切戛然而止，只剩一种似有若无的惶然萦绕其间，这就是日式美学所特有的体验——一种悲喜上的节制。“物哀”作为日式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体现的是对于大喜大悲情感的回避，如松尾芭蕉的作品《古池》，乍一看会觉得没头没尾，但又无端让人感到内心的清澈与寂寥，更有加贺千代感怀溺亡爱子时写下的著名俳句：“今天你又跑到哪里捉蜻蜓了。”哪怕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也只有浅浅一问，不见眼泪，却如鲠在喉，翻搅着读者的五脏六腑。

这样极为节制的悲喜观，常常依托于细腻的表现手法，和西方文学注重情节的写作方式不同，反而着眼于零散、碎片化的生活细节。比如川端康成写《雪国》，全然不提主人公间的，情感的涌动被刻意淡化，却只描写男主人公专注于少女脖颈上映照的疏影，人物的内心在这一瞥间匆匆而过。

日式美学之所以如此节制，跟国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遍布国土的森林、山村笼罩在湿润的海洋性季风当中，呈现出雾气蒙蒙的淡雅色调，柔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国民含蓄温和的性格，也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文化;另一方面，土地和资源的稀少制约着国民的创造力，比起宏大壮丽，小而精的审美客体明显更适合在这个国家存活，而面对小、精、细的审美客体，奔放的审美方式是不适用的，要暗藏锋芒，节制地、收敛地、淡然地去感受和表达，才能产生应有的共鸣。

节制的悲喜表达养成了日本冷淡的民族文化，并渗透进饮食、艺术、人际交往等等方面，这种冷淡的文化像一扇透明的玻璃窗户，将个体关系分隔得更加清晰，从而促使人对自身的意识感更强，对他人的意识感更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影响了他们自我的爱恨观的形成。

二、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中国古典美学

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的渊源不可谓不深，他少年时学习儒家经典，两次造访中国，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其作品中也经常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麒麟》表达的正是他对儒、道两家文化的理解与感悟，尽管在后期写作中他转而回归东洋美学，但不可否認的是交融其中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识。

（一）中国古典美学概述

建立并影响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学说和流派多如繁星，不过溯源而上，都离不开道和儒两家。尽管后世多尊儒而轻道，但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发源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才是真正的起点。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在永恒的流转变化中，“有”即是“无”，“虚”即是“实”，“阴”即是“阳”，天地之间达到统一而非对立的境界，才是美的体现，他提出“淡乎其无味”，这个概念后来成了日式美学强调的重点，抛弃繁琐，静心欣赏恬淡的趣味，无味更甚有味，老子又将其概括为：上善若水。如水一般淡泊而宽广的品行，才是善，而这种善，才是美的核心。庄子在老子之上又添加了“自由”的论点，认为思想的自由是美的最高境界，“美”与“丑”在一定条件下能互相转化，所谓“道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美与丑的转化，和虚实相生一样，本质上都体现了和谐之美。

相比道家美学的朴拙出世，儒家美学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条道路——仁以入世。作为儒家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对于美的阐释主导了几千年的中国古典审美意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是儒家美学的首要原则，“仁爱”的对象，上至天地，下至君民，广大无比，只有达到这样的道德范畴，才能被称为“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点深深刻进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当中，直到今天，人们也仍将道德水平视为“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情境下，“内在美”的重要性远超过“外在美”，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新的审美标准——节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不能不管不顾地外泄，而要克制地、有道德地去表达，才能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 “和”。“以和为贵”，是儒家所倡导的美学的核心，在中国文化的观念里，“和”的理念几乎覆盖了所有方面：艺术、人文、肉体、精神等，不一而足。

道、儒两家虽互为派别，但究其审美思想的本质，却是脉脉相通，离不开一个“善”的核心，着眼的也都是天地万物等广大的范畴，追求的是积极的、符合道德的境界。至于表现手法的不同，则是在差异中互补，二者理念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识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处世思想。

（二）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趣味”

《麒麟》是谷崎润一郎“中国趣味”小说的代表，取材于韩愈的《获麟解》，将《史记》中“子见南子”的原文本进行扩写，阐述了自己对儒、道美学理念的见解。

谷崎将楚狂人的歌咏置于故事开端，在《论语》中，楚狂人是一个对乱世道德不抱有希望的消极形象，他与孔子的对话，从侧面衬托出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高尚和伟大，但在《麒麟》的开头，这个故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楚狂人的歌谣变相成为谶言，暗示了孔子与礼崩乐坏相抗的最终结局——徒劳无功。

小说的主要事件“子见南子”，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规劝德行的典范，其中心思想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而在谷崎的改编中，南子的美貌和暴虐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孔子在与其交锋的过程中，并未能以圣人之言去感化南子这个“恶妇”，而是节节败退，留下了“那位圣人之德看起来还不及那夫人的暴虐”的结局。在谷崎的笔下，南子的美压过了孔子的德，在绝对的美面前，道德也成了无用的包袱，谷崎借中国古典素材所表达的，正是他写作中贯彻一生的美学：“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

（三）谷崎润一郎笔下的中日古典美学比较

如上文所言，尽管谷崎润一郎通读中国古典著述，并以此为灵感写出了诸多带有中国古典美学色彩的作品，但在对内核思想的解读和运用上，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日式风味。

中国古典美学中，美和道德是不可拆分的，脱离了道德的美，只能沦落为恶，但谷崎却发展出“恶之美”，这一点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尤为明显，“恶魔美学”成为谷崎的写作标签。注重原始刺激与官能体验，以“异端者”的身份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一去不返，抛弃了一切道德的规范，达到所谓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和道家的美学理念有相通之处，但道家的美是相对于丑而存在，谷崎则完全虚无了丑的概念，如果官能上是美的，那道德上的丑陋同样是美，日式古典审美不以道德捆绑美，从某种层面上讲，的确比中国古典审美的范围更自由。

《阴翳礼赞》中写：“污秽出风雅，寒冷即风流”，日式审美的本质是偏向沉郁、不洁的，昏暗的光线、幽玄的气氛、烛光下女子白皙的面孔，这一点和中国古典审美相当接近，正如谷崎所说：“美这种东西往往是从实际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开头是迫不得已住在昏暗的房子里，但不知不觉间在阴翳中发现了美，不久便进而为了增添美的目的而利用了阴翳……我们东洋人具有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求满足，意欲安于现状的性格，对阴翳不会感到不满，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无奈，听其自然，反过来沉潜其中，努力去发现自身独特的美。”这种接纳自然，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但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污秽更多是为了衬托品行的高洁，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陋室本身并无美处，美的是住在陋室中德行不改的君子，只有在日本独特的审美文化中，才会将污秽本身也纳入美的一部分。

以节制的感情体现美，同样是中日古典审美的共通之处。“物哀”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哀而不伤”，但二者的出发点却存在差异。日式审美的节制，是源于对自身情感的自怜自爱，这种情致和感叹的出发点都是“小我”，观众在感受过程中需要强烈地调动感官去共鸣;而在中国古典审美中个人之所以要克制地、有限度地表达自身感情，是因为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观念，所谓行君子的仁义，是为了泽被他人、维护社会的秩序，比起自己，节制更多的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和整体，这也是“和”的理念的体现。

中日古典审美最大的差异，应该落脚于生死观的不同：中国古典美学中看待生死，和宇宙间的万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经历流转、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称为“顺应天时”，人的活动以天为转移，没有什么好抱怨，就是“乐天知命”，对生的态度是积极的，对死的态度是包容的，这种包容同样建立于生的积极之上，重生而轻死;中式美学注重生之美，日式美学却注重死亡之美，剖腹和殉情被看作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人的生命应结束在最灿烂的一刻，如果生带有遗憾，就以死来成就美，轻生而重死。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德行有亏的人死后会下地狱不同，在日本文化里，不论生前是非善恶，众生皆能成佛，这正是被日式美学中独特的生死观所影响的结果。

从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传统日本文学中可以发现，日式美学毫无疑问渗透了中式古典审美的色彩，但是结合其特有的“小我”观，又诞生出了独属于日本民族的“恶之花”。而中国古典美学和日式美学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差异，对21世纪中日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中日文化交往的启示

中日两国之间渊源深重，唐朝国力鼎盛、万邦来朝的阶段，日本出于慕强的学习心理，主动向唐朝朝贡，两国就此正式建立联系。随着鉴真东渡日本，中国的佛教文化、建筑艺术、文学作品、科学技术等一并传入，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国家的衰盛，呈现出全新面貌的日式美学又再次传入中国。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我们越发认识到任何个体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而不同”，也是我们一直对文化交往所秉持的态度，从跨文化视域出发，通过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日本古典美学思想的比较与研究，可以得到中日文化交往的新启示。

（一）“大我”与“小我”的冲突

虽然涉及的方面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本，中日美学的差异之处就在于“大我”和“小我”的理念不同，这也正是导致中日文化交往困境的主要因素。

历史长河流至今日，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仍是在自身底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延续，而日本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以学习汉文化为起点，其后仍不断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合进自身的文化特性中加以改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开放性与混杂性，因此，强调整体的“大我”和强调个人的“小我”，二者实际上并无好坏之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并非无迹可寻。

认识到日本审美文化中的“小我”理念和我们国家传承千年的“大我”思想的冲突，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解决中日跨文化交往中的问题。

（二）共通之处见生机

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因如此，二者在对理想、意趣、人生感怀的理解与诠释上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看，日本的审美文化是最贴近中国的，中日文化的审美基础，奠定在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上;反过来，也没有任何一個国家比中国更能意会到日本文化中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况味，从中日审美思想的共通之处入手，进行中日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对国家发展而言，不失为一线新的生机;对个人而言，也有助于打破跨文化交际中最难克服的文化隔阂，从而克服心理隔阂，提升跨文化交际的效益。

（三）“仁者，和为贵”

“仁”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倡导的处世理念。建国伊始，和平友好、共谋发展就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的交往面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一直以来所践行的信念。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秉持”仁者，和为贵”的交往理念，正视人民的友好愿望，发扬大国风范，促进中日文化的友好往来，取长补短，推动更加和谐的人与人、国与国的跨文化交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幸福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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