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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Q对比下的堂吉诃德形象研究

2022-06-20成宇思

今古文创 2022年24期
关键词:堂吉诃德艺术形象阿Q

【摘要】长期以来,堂吉诃德以否定性的形象出现,用疯癫实现文学的价值、反衬他人的理智,他身上的肯定性价值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堂吉诃德的旅行,是他重建秩序的尝试,也是他发出的个人自立的先声。与被动挨打的阿Q相比,堂吉诃德主动、积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堂吉诃德;阿Q;艺术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4-000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4.001

一、研究综述

《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和阿Q在性格、命运、生命追求的选择、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上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争议性,在这种呼应的作用下,学者们选择把堂吉诃德和阿Q并置研究。安国梁、张秀华在《堂·吉诃德和阿Q——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从时代背景指出堂吉诃德和阿Q的相似之处:主观和客观分裂,思想和现实背离,性格充满矛盾,在可笑的形式中揭示出令人震撼的悲剧内容;又从作者身世、美学观点出发讨论对二者形象塑造的差异。秦家琪、陆新协在1982年发表于第4期《文學评论》上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一文已经具有了经典性的地位,经常为后来者所引用。秦陆所转引的黑格尔发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能力,在李志斌《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之比较》一文中就有直接的继承。秦家琪和陆新协在文章中首先比较得出了堂吉诃德和阿Q的共同点:他们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在生活中是被欺侮的弱者,但却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竟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而他们自我陶醉、以假当真,就是“在困苦不幸的逆境中聊以自慰的现实手段”。进一步,秦陆分析了堂吉诃德和阿Q艺术形象性格的美学构成,提出他们是“悲剧性的喜剧性格和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的扭合体。秦陆分析了塞万提斯和鲁迅在政治世界观、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共同特点,希望以此解释这两部作品“类似再现”的原因。最后,秦陆从鲁迅有不耻“拿来”的气度、《堂吉诃德》的影响力大和鲁迅对《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有深刻理解三个角度阐释了《阿Q正传》为什么是《堂吉诃德》的影响性再现。李志斌1999年1月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上的《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一文大体继承了秦家琪和陆新协的观点,比秦陆更细致地指出了堂吉诃德和阿Q在意识、行为、性格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在文章末尾重申了《堂吉诃德》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吕俊的论文《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 〈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之比较》也无出其右。

自秦陆发表了《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一文后,鲁迅创作受到《堂吉诃德》影响的观点由此滥觞,部分学者接受了秦陆所持的鲁迅具有“拿来主义”开放观念的这一观点,并且用于自己的文章中。《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到底应该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呢?发表在2000年第2期《青岛海洋大学学报》上的《阿Q和堂吉诃德比较研究新探》一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姜智芹对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之前曾阅读过《堂吉诃德》一书表示了怀疑。2005年,赵晓霞在《论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研究的误区》中提出,在影响研究和人物形象研究中都存在着误读现象。2019年第9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中》收录了王卫平、王莹的《〈阿Q正传〉受到〈堂吉诃德〉影响了吗?——对一个老问题的新看法》一文,针对前人提出的论点作了反驳,从鲁迅自述、形象对比和影响关系旁证寻找的三个角度论证了进行影响研究的不合理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对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的差异探讨。如发表在《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的李建东《阿Q精神的当代视野》一文,对比了堂吉诃德和阿Q的主动被动反应特征和代表广泛性的区别。

堂吉诃德在与阿Q的对比研究中长期是以否定性的形象出现的。两部作品影响和平行研究中长期以来更关注的是两个形象的相似之处。需要注意的是,堂吉诃德“喜剧中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喜剧”形象典型度在上下两部作品中并不相同,并且堂吉诃德同样具正面形象。

二、堂吉诃德的肯定一面

在上述提及的堂吉诃德和阿Q的对比研究中,堂吉诃德经常是作为一个愚蠢、荒谬、可笑的形象出现的。他自我陶醉、妄自尊大,按照骑士小说的内容理解世界,试图像书中成功的游侠骑士那样主持正义、扶危济困,却处处碰壁、受人奚落。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堡垒,把风车当作巨人,把两群羊当作两支敌对的军队,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有名的曼布利诺头盔等一系疯癫的事迹为人津津乐道。他的每日生活是“悲剧性的喜剧和喜剧性的悲剧”,他和桑丘的作用就在于映照出他人的清醒和理智。“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的。”[1]堂吉诃德身上有否定性的一面,但他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与时人为名声、金钱、权力驰骛相比较,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正是对形而上的积极肯定。

(一)重建秩序的尝试

维柯认为:“从荷马开始,文学的语言形态已从‘神的语言’变而为‘英雄式的语言’。”[2]语言由人的一种自发属性变为人的思考对象,文字变成游戏和利用的工具,作者在文本中的内叙事开始发扬。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前言中就明确了他的这一创作倾向:“你干脆只求一句句话说得响亮,说得有趣,文字要生动,要合适,要连缀得好;尽你的才力,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不乱不涩。”这句话是友人劝导塞万提斯之语,不论友人是否确有其人,这句话得到了塞万提斯的认可,可以视作内视角写作。塞万提斯接受了贺拉斯在《诗艺》中的文学理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3]他在序言中说要借《堂吉诃德》一书“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之间的声望和影响”,要读了这本小说后能让“快乐的人愈加快乐,愚笨的人不觉厌倦,聪明的爱它新奇,正经的不认为无聊,谨小慎微的也不吝于称赞。总而言之,你只管抱定宗旨,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4]在塞万提斯的另一部著作《训诫小说集》中,这一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自序中作者写道,“无论从哪一篇小说中你都可以抽出一些有用的鉴戒范例”,“我写这些小说就像在我们社会的广场上摆上一张桌球台,每一个玩球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乐趣,而不会受到伤害,我指的是心灵与肉体都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诚实而愉快的游戏会使你得到益处而不受到损伤。”[5]《训诫小说集》一方面体现了对理想品格的追逐,如《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一文中,具有良好品行的伊莎贝拉和里卡雷多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重重考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故事或许能够告诉我们,美德和美貌能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两者合在一起更是力大无穷,它甚至能使仇恨变为爱心”[6],直接呼唤美德。一方面又直接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如《玻璃人》,他在因毒草损伤心智后反而更善于思考,“一个疯狂到认为自己是由玻璃制造的人居然对事物有着如此深刻的了解并能对任何问题能做出恰当的回答和预见”[7],他大肆地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然而在疯病被治好后,他的长篇大论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从这部集子中,可以看到塞万提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综合起来就是塞万提斯正反两面表达的对于重建社会秩序的期许。

堂吉诃德受到牧羊人的款待,大发议论:“古人所谓的黄金年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时代能幸运地不劳而获;只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8],而牧羊人只觉得莫名其妙。发现砑布机的真相后,他对桑丘说:“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黄金时代。”[9]对黄金时代的追求、对骑士精神的发扬一直是堂吉诃德出门旅行的目标所在。堂吉诃德被骑士小说洗涮了头脑,并做出一系列他以为是重建秩序,却被世俗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疯癫举动。塞万提斯本意是用堂吉诃德的狂想、疯状和悲惨的命运来贬斥骑士精神,让堂吉诃德和世界相颉颃的时候,又不自觉地在堂吉诃德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堂吉诃德投以同情的目光:“因为堂吉诃德疯得不可思议,世界上头号大疯子也远远赶不上他”[10],塞万提斯一边说堂吉诃德是疯子,一方面他的语气却又透露出亲昵的态度。堂吉诃德与最初的设计并未吻合。塞万提斯最终塑造了一个追求梦想、九死不悔的高贵人格,让堂吉诃德能引人发笑,又能让人叹息流泪。

(二)个人自立的先声

整体来看,堂吉诃德追求构建一个人人有道德、人人为人人的美好社会共同体,并且他正身体力行之:堂吉诃德解救被地主绑在树上抽打的牧童,解救他认为的被强盗劫持的公主,释放了一队将要行苦役的囚犯。这一愿望和自以为是的行动在第一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第二部中的堂吉诃德则表现得和他人思维差别更小,智慧更多。这可能与《堂吉诃德》上下两部的创作顺序有关。《堂吉诃德》第一部是塞万提斯在狱中创作的,随意性更强,这从塞万提斯让桑丘的驴失而复得、并未交代他们在黑山里捡到的“一大堆金艾斯古多”,在第二部开头才加以解释就能看出来。第二部是第一部大卖后为打击盗版匆匆写就的续作①,所以这一部中的故事篇幅加长,相关性增加,堂吉诃德的理论阐发更多:他还涉及了喜剧和诗歌作用的文学理论和为政方法(在桑丘上任总督之前对他的告诫)。“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个假相。戏剧是人生的镜子;我们自己的面貌和模范人物的形象,只有在戏里表现得最生动逼真,编剧和演戏的人把这面镜子随时供我们照鉴,这对国家大有好处。”[11]塞万提斯在创作一 二两部堂吉诃德时的心理不同,让堂吉诃德的疯癫度也不同。站在后世的眼光看,第一部哭丧着脸的骑士比第二部狮子骑士更疯癫、更反抗,也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后世提起堂吉诃德,总是说他是一位哭丧着脸的骑士,总是说他的种种癫狂。堂吉诃德在临死之际,反而回归了常人所认同的理性和价值,脱离文学的想象后,反而像美狄亚的儿子也被龙车接走,结果是得不偿失。

堂吉诃德认为个人要有知识,要有正直的品格,从而否定血统的决定作用:“有的出身微贱的努力学作骑士,有的出身高贵的一味自卑自贱;前一种人因为要强或品德好,就升上去了;后一种人因为懒惰或卑鄙,就堕落了。两种人名称一样,行为截然不同,咱们一定要有辨别的眼力。”[12]堂吉诃德能对囚犯表示同情,是对法律的反思。在后来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故事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更是把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抬高到能够唤醒俄罗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地步。“我们在说‘堂吉诃德’这个词时经常指的是一个小丑。在我们脑子里,‘堂吉诃德精神’这个词与‘荒唐’一词意思是相同的;然而我们(着重号为我所加——巴格诺)应当承认堂吉诃德精神里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滑稽的一面罢了。”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表明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一句话,对那种處于个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13],高度肯定了堂吉诃德的道德。

福柯认为“疯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见惯地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他用十足愚蠢的傻瓜语言说出理性的词句,从而以滑稽的方式造成喜剧效果”[14],《堂吉诃德》这本故事集就是堂吉诃德的舞台。堂吉诃德踏上征途,是疯癫乘上了愚人船,朝着心中的圣地寻找自身的理性。在同样空虚麻木的众人中,堂吉诃德从空虚转向骑士小说中的黄金时代,用言行介绍了他的理想国。他的推介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作用的:神父和学士三次策划押解堂吉诃德回家,这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对堂吉诃德所揭示的当下生存状况的震颤,还是出于对堂吉诃德独身一人追寻理想的共情和愧疚呢?

三、与阿Q形象的对比

《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都被认为是启蒙性的。受安国梁、张秀华《堂·吉诃德和阿Q——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及秦家琪、陆新协《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两篇经典论文的影响,后世的研究者对《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对举对读时,总是关注到二人在性格上的、命运上的、生存环境上的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上的共同点,更多关注的是两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有无醒悟。上文已经提及堂吉诃德是有两个的:一个是第一部中因塞万提斯狱中的奇想妙语而不自觉地带上启蒙意味的“哭丧着脸的骑士”,一个是第二部中被塞万提斯有意识地“疯癫化”的智慧的痴人“狮子骑士”。堂吉诃德在一二两部中展现出来的是不同的疯癫:第一部里是堂吉诃德主动进入了与现实生活的想象关系中,所以才会把客店当作堡垒,承认妓女为贵夫人,才会把风车当成巨人、铜盆当成头盔。第二部中,堂吉诃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外界的影响下才做出痴傻事情的:因为狮子的懒惰,堂吉诃德才自认为战胜了狮子,封自己为狮子骑士;因为公爵夫妇的欺骗,堂吉诃德才要求桑丘受三千三百鞭;因为公爵夫妇的愚弄,堂吉诃德才会以为自己骑木马飞行。“凶猛的狮子”遇到堂吉诃德后变得温顺,可以勉强接受。堂吉诃德在坐木马时已经感觉到“简直好像一步都没挪动似的”[15],被木马炸个半焦后还能若无其事地爬起来,这就有些为了疯癫而疯癫的嫌疑了。塞万提斯作品中,身体上的病症是理智和疯癫状态的转换枢纽。《玻璃人》中,托马斯“头脚颤抖”“卧床六个月”,堂吉诃德因打了败仗“发烧不退,一连躺了六天”[16],托马斯从清楚变为疯癫,堂吉诃德从疯癫变为清醒。在回乡路上,桑丘感叹他被鞭打三千鞭后,堂吉诃德就对桑丘说:“别这么疯疯癫癫,咱们顺顺当当回乡吧;到了家,就该好好想想怎么过牧羊生涯了。”[17]堂吉诃德的冒险冲动在第二部大大降低了:因为杜尔西内娅身上的魔法解除和输给白月骑士,他服服帖帖地回乡了,还劝说桑丘安于乡间生活。这与一般而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是不相符的。《堂吉诃德》讽刺性的启蒙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部中,第二部中,塞万提斯更偏重于对于人生哲理的阐发,并且在文本里暴露了想结束堂吉诃德冒险的意图。但总而言之,《堂吉诃德》展示的是疯癫的“警世箴言”,是痴心不改的执着追求。

《阿Q正传》则与之大为不同。阿Q的生存状态是浑浑噩噩的:“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常人生存所必有的居所、食物、工作和社交圈,都是阿Q所不具备的。“举整个社会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18],“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9],阿Q不容于中国这一伦理本位的大文化社会中,被社会格局排斥,身不由己地丧失了生存的主动权和尊严。革命是什么,阿Q并不知道。阿Q因为被小尼姑辱骂“断子绝孙的阿Q”,于是要和“遗孀”“用人”吴妈困觉,失了工作,身上的衣服又卖无可卖,为了求食只好偷萝卜去。偷萝卜又被抓住,阿Q这才走投无路,想到要到城里去,才会接触到举人老爷和革命党的事情。这样逆推下来,阿Q被杀头的导火索是小尼姑的一句辱骂,他的命运就像《局外人》中默尔索一样,在他人的压迫下变形扭曲,以至于让读者有荒谬之感。他没有发疯,没有像堂吉诃德那样沉浸在他为自己构建的世界中,但他的生存空间被他人挤占,最终也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其启蒙意义在于他为后人提供了“前车之鉴”,让社会对个人的扭曲有形化了。

四、小结

对比堂吉诃德和阿Q的形象特征与角色命运,他们有诸多不同:一个是有产地主,一个是无产的雇工;一个积极追求理想世界,一个被社会打击,最后沦入不幸;一个在家中安然死去,一个却被推上了断头台。堂吉诃德与阿Q都是鲜明、饱满的文学形象,都具有启蒙的价值。而与阿Q相比,堂吉诃德主动走上了追求理想社会秩序的道路,这种对现实不满足的态度更具有文学的感染力。

注释:

①“他在贫困中挣扎,曾几度入狱;《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1605年,塞万提斯五十八岁,《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一时很风行。1614年,他的第二部才写到五十九章,忽见到别人写的《堂吉诃德》续篇出版,就赶紧写完自己的第二部,于1615年出版”,更具体的内容见杨绛本《堂吉诃德》(上)译者序第2页。

参考文献:

[1](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意)贺拉斯.诗艺[M].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西)塞萬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西)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M].陈凯先,屠孟超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6](西)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M].陈凯先,屠孟超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7](西)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M].陈凯先,屠孟超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8](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3](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A].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M].张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4](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5](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6](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7](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成宇思,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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