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冬杰?王媛媛

摘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偏爱的姿态对南唐后主李煜词作断以“血书”的评价。此论断虽然借用了尼采话语的外壳，却是中国传统“望帝啼鹃”的内涵，此评价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后主词最优秀的特点，即情感真挚。后主以帝王之身作词，在国与家的徘徊追忆之中，借以明月、梦境及水的意象，写出了字字泣血、句句含泪的词作，虽出于主观，却在客观上表达人类所共有的人生和生命的愁苦、无奈之感。

关键词：王国维;李煜;人间词话;血书

王国维先生以开山辟路的精神，将西方美学，特别是叔本华的悲剧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人间词话》作为王氏诗学的代表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便在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王氏《人间词话》建构起以“境界說”为核心的词学理论，并以此为标准来品评晚唐、五代及两宋词人。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更是备受王氏称赞，其在第十八则中态度鲜明地称赞道，“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4王氏认为，后主词作便是尼采口中的“以血书者”，宋徽宗词作《燕山亭》则稍逊一筹，是出于自我身世的感慨，而后主作词则带有释迦牟尼和基督般的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一、李后主词的血书本色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书写的书。用血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经义。[2]”尼采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作者以心血写就的，读者即使不必像作者那样用心血阅读，也要有一副真诚的态度，因为他人以心血写就的作品并不那么好懂。在这里，尼采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出发，强调读者需要真挚的阅读姿态，而王国维的“以血书者”是对中国传统“望帝啼鹃”的继承和发展。古蜀国望帝杜宇生性仁厚，心系百姓，带头耕田植桑，面对洪水肆虐却无能为力的他将王位让给治水有功的宰相警灵，自己独居西山，因眷恋故国，死后其魂魄化为杜鹃鸟，悲啼直至出血。王氏所谓的“以血书者”强调的是文学作品所表达情感的真挚性。

宋徽宗《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之所以被王氏断以“略似”血书，全在于其有矫饰之意。《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作于徽宗北囚五国城途中，宋人《朝野遗事》谓此词乃微宗绝笔。该词托物言志，以杏花自喻，婉转绝望地倾吐了自己流落异域、惨遭凌辱的哀愁，同时表达了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怀念。此词上片写景自喻，下片直抒胸臆，可谓是字字泣血。但徽宗仍有矫饰之意露于开篇，其对杏花的描写仍然带有浓浓的修饰感，“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1]52。言“裁剪”、言“淡著胭脂”、言“羞杀蕊珠宫女”，皆不是平铺直叙，而为有心裁剪缀点修饰，体现了徽宗写作时观察细节、描写细致，由此可见其情感表现的委婉。

另一方面，王国维之所以觉得宋徽宗词作是略似血书，而李煜词作为“以血书者”，还在于李煜词“带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4。徽宗所表达的不过是基于自己悲惨经历而发出的个人慨叹，而李煜的词作则俨然表达了全人类所具有的人生失意悲愁之感。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而这也符合叔本华和康德关于美的论述，认为后主之词虽然出于一己之悲怆，却表达了全人类所有的共同的情感，更加具有普遍性。王氏做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以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后主做出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偏爱评价。后主词中未必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却必然表现出了一种普遍的、易于人们所接受和理解的情感。可以说，李煜的词作所传达的情感是真挚的，并且带有普遍性。

二、李后主词的创作特点

李煜虽为帝王，却热衷于诗词创作，在五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以国君而擅词手，秀压江东”[3]。后主之词既不同于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也与中宗李璟、冯延巳有所区别，特别是其后期的词作。开宝八年（975）宋军攻破金陵，后主投降。次年，李煜被押往汴京，受宋太祖封为违命侯，在京监禁居住。曾经的国主沦为仰人鼻息的阶下囚，后主词风为之一变，由旖旎绮靡转变为平实真切，开创出一条情真意切、不事虚饰的创作道路。同时，后主基于个人身世而作词，跳脱出留恋风月的狭窄境界，开始抒发深沉的人生感慨。其后期的词作大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借助梦境、明月及水意象来形象地表达愁思。降宋后，李煜的生活境遇一落千丈，往日无忧的帝王生活自然也会让其留恋。这种情况反映在词作中，便是梦的频繁出现，后主借虚幻的梦境来表达沉痛的亡国之悲和深沉的故国之思。“多少恨，昨夜梦魂中[4]”（《望江南·多少恨》）、“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望江南·闲梦远》）、“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别来春半》）。昨日的一切繁华都已逝去，只有在梦中可以回现，今日的悲凉处境与昨日境遇两相对照，更加让人觉得无限悲凉。同时，李煜还大量运用明月和水意象，以比喻的手法将无形的哀愁化为有形的见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深院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对故国的思念所产生的哀愁跃然世上。

其次是行文不假雕饰，以白描的手法直抒真情。五代花间词多为唱和交游之作，题材贫乏且意境狭窄，词人好饰以华美词藻。李煜大量使用白描手法，提高词的抒情性，使词呈现清新平实的面目，清新自然，朗朗上口。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认为，“后主……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5]244李煜追怀往事、眷恋故国，胸中的哀愁俱流水似的倾泻于词中，不加修饰，感人肺腑。《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一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看似平淡，却道尽人世沧桑。花已凋零春光已尽，世事多变，唯有流水奔腾不止，颇有物是人非之感。“天上人间”则更是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等词作更是字字含血，句句生泪。正是这种深刻情感的自然流露，使得后主之词在五代词作中脱颖而出。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

最后是词作中贯穿着深沉的愁思和悲苦。亡国的惨痛经历使得李煜后期的词作中始终弥漫着强烈的愁苦之感，进而在深层次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感。有在家与国间徘徊而产生的人生无奈，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如此广大的时空，却无其存身之地。“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国破家亡，其只好借酒消愁，逃避现实。也有在时空间迷失而产生的对生命的无奈。“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生命的无奈遗憾之感真切可触。“剪不斷，理还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人类难以消解的仇恨之事被形象化地表现。也正是这种深刻且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无奈感，李煜的作品才能够长久地赢得人们的喜爱。

李煜将其惨痛的个人经历引入词中，以白描的手法表现真挚的情感，其词中蕴含着亡国之悲、故国之思、人生悲愁，可谓是字字泣血、句句含泪。虽然其仅仅是出于自身经历的主观创作，却凭借一己之力道出了整个人类所共同的愁苦。

三、李后主词的后世评价

李煜以帝王之身从事诗词创作，其作词技艺虽精，然其在世之时，词尚属艳科，被时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后主亡国被俘，所作之词不免被贴上“亡国之音”的标签。但其后期所作之词情真意切，读来令人慨叹不已，又不免使人心生怜爱与欣赏。故对李煜其人及其词作的评价，往往是多面、立体的。掌握对李煜及其词作的评价有利于掌握王国维对后主加以偏爱的评价，更有利于理解“血书”的内涵。

两宋时期，“亡国之音”是李煜身后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宋太祖赵匡胤为这一评价的滥觞者，其以政治胜利者的姿态对李煜作词提出严厉的批判，“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6]李清照也以“亡国之音”来评价李煜词作。这种从政教道德的角度所提出的批评，有宋一代成为主流基调。同时，宋人也对李煜词作的艺术成就给予肯定。虽然宋人认为李煜之词实为亡国之音，但他们却都不一而同地肯定后主词作的艺术成就。苏辙称其词“凄凉怨慕”，李清照称“文雅”“奇甚”。后主词在两宋时的流传程度亦可见他的艺术成就，北宋《尊前集》选其词5首，南宋《草堂诗余》选其词4首。同时，宋人也不乏对其词的模仿者。

明至清初，后主之词备受赞赏，时人肯定其词“本色当行”，推崇其词为正宗。明人对李煜词的评析淡化了政治、社会上的考察，着重讨论其审美价值，后主词地位开始逐渐攀升。胡应麟称赞道，“南唐……后主……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5]291认为后主为宋人祖师，其词本色当行，清便宛转。清初云间派及其追随者承袭明代，继续肯定李煜的词祖地位。陈子龙论词素重南唐五代，认为五代至北宋的词是婉丽正宗，情景相生，尚存有高浑的元音，李煜处于高浑元音的词史源头，其推尊之意不言自明。清初词论家将李煜与李白并推为“二李”，尊其为倚声之祖。清中期，在浙、常两派风头正劲之时，后主词因与其“比兴寄托、深美闳约”的美学主张所不合，而被一再贬斥。陈廷焯认为后主词不及温词温厚，“非词中正声”。李后主词一失往日辉煌，俨然一副破落姿态。

逮至清季，虽然词坛新、旧两派的美学观、词史观有所不同，对李煜的认识也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后主地位又再度攀升。王国维作为新派代表，对后主词的偏爱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王氏对后主词断以“以血书者”的评价显然有失客观，但后主凭借一己之力在客观上表达出了整个人类所具有的愁苦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后主李煜以帝王之身从事创作，其词艺虽精，然亡国被俘，所作之词不免被贴上“亡国之音”的标签。五代以降，词坛对后主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后主之地位亦起起伏伏，逮至民国，王国维对其大力推崇。其词作虽然称不上“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但其亡国以后所作之词却无一不情感真挚，让人动然。王国维对其词作赞以“以血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词情感真挚的优点，此评价可谓是恰如其分。

作者简介：郜冬杰（1997—），男，汉族，河南焦作人，南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王媛媛（1997—），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南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评论。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尼采.苏鲁支语录[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无名氏辑.南唐二主词校订[M].王仲闻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

〔5〕胡应麟.诗薮·杂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蔡條.西清诗话，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