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伟

一、发展背景

民族音乐学是研究存活在民间音乐形态的学科理论，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考察。[1]民族音乐学自19世纪80年代创立发展至今，一方面一直在探求一些这个领域内最为本质的课题，比如从学科创立初期就备受关注的学科界定问题，文化中的共性与特性问题等；另一方面，尤其在1960年以来，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关注的事项及方法论等方面都有了某些改变。

纵览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主要出现在认识论方面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研究课题从静止状态的传统音乐文化类型转向对过程的关注。第二次飞跃：研究课题从对过程的关注转向对亚群体音乐文化即“差异”的关注。

二、图 示

年 代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过 程方法与技术第一次飞跃1950—1960传统音乐部落音乐、民间间音乐、地方音乐、非西方艺术音乐学与教1960—1980西方艺术音乐流行音乐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变化与文化触变,西方影响、大众传媒、遗存、历史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术成就的方法、重新研究、技术、局内人与局外人、界定、学科或领域第二次飞跃1980—2000女性、儿童、移民、社会下层亚群体音乐文化、现代都市背景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城市化、复兴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对教条的背离、事实与价值、牵牵扯的事物、学科或领域、研究视角

三、具体解释

上图示是纵向以时间为顺序，横向以“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过程”“技术与方法”三方面，来显示20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学的新动向。当然，各种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不能完全按时间段严格划分，此表只是依据各项研究在各时间段内受关注的程度来大致划分的。

所以，研究热点的转移并非是对以往研究领域的完全舍弃，只是随观念上的某些改变而把部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些新的领域。如1950—1960年期间所关注的传统音乐至今仍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图中所示，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产生了两次飞跃，即两次观念上的重大改变。而本文的写作也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新动向的产生并非只是研究内容的转移，而实际是观念上的转变。

下面将对图示中文字加以解释

(一)1950—1960年

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民族音乐学当时研究的目标是传统音乐，包括部落音乐、民间音乐以及各种非西方艺术音乐，也许还应加上地方音乐。这些传统音乐如今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已呈下降趋势。

技术与方法：“学与教”从这一时期开始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这一过程也是音乐的传承过程。在胡德“双音乐能力”倡导下，有些民族音乐学家以学生的身份参与到了异国的音乐文化中。比如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等人。

(二)1960—1980年

1.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这一时期对音乐文化的关注度有所拓宽，也使得学科的界定愈发灵活。

(1)西方艺术音乐是增加内容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项。这也是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做出自我反省的表现。主要通过把西方艺术音乐放入文化中来研究，使民族音乐学成为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史的一个手段。

(2)流行音乐是随着第三世界城市的发展和民族学、人类学的某些原则的改变而受到关注的，它显示了文化性与风格性的结合。

(3)音乐是依附于文化、民族、社会而存在的，由于城市人口增长等原因使民族音乐学家对城市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城市背景”和“文化与音乐”作为城市标志特征的两项课题则是关注的焦点。

(4)民族音乐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城：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音乐研究。它关注的是某种音乐在隔离状态下保持其古老特征的程度，以及当音乐被置入新文化、社会环境中并与陌生的音乐接触时以何种方式发生改变的问题。其中对“音乐作为文化特征”这一点极为关注。这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关，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即复兴)的潮流，体现了弱势文化民族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在此过程中，音乐作为划分社会、政治、国家的标志作用更加显著，并且促进了社会的结合及民族的一致。

2.过程：从这一时期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即可看出，民族音乐学与以往的最大区别在于增加了对过程的关注。历史的观点在民族音乐学中逐渐受到重视，也就是把音乐作为一项变化的现象加以关注，注重其内涵与外延以及其普遍意义上变化的途径和规律。

3.变化和文化触变

(1)梅里亚姆把音乐变化类型分为两类：文化内部产生的或固有的变化；通过接触而产生的变化(文化触变)。这是民族音乐学如今和以后对“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

(2)西方的传播是文化触变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即西方文化为“主宰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西方音乐因素对某些社会音乐的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对另外一些文化根本的音乐制度、行为和思想都构成了冲击。

(3)大众传媒：与西方的影响密不可分的还有大众传媒的作用。对传媒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因为它是音乐事项通过最大程度的传播来完善自身的手段，是绘就20世纪西方音乐史重要的一笔。

(4)遗存：对遗存来说，尤其是对边缘遗存的研究是研究中的热点，而其中对于音乐移植的研究和对音乐风俗惯例的研究，则是遗存研究中的主要方向。

4.方法与技术：

(1)人类学的影响：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的吸收借鉴。其中人类学的思想与方法对其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民族学很多观念的产生是步了人类学思潮的后尘。人类学的新方法中的民族性方法、统计的相关性与符号学对民族音乐产生了广泛影响。民族学中对世界上社会文化的划分对音乐类型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统计学在民族音乐学中运用的最明显例证，是在 Alan Lomaxr 的著作及其著名的“Cantometrics”课题中，虽然这项课题的结论由于“孤证”的研究方式受到抨击，但统计学的可持续性和进步性对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认知人类学中，把文化作为一系列符号来研究的观念以及结构主义，也都对民族音乐学产生了广泛影响。Merriam在其Anthropology of Music对格式塔在音乐研究中的作用曾叙述道:“联觉和统觉模式的问题属于一个音乐体系之下的普遍概念的规则, 并很大程度地涉及对音乐更深问题的考虑，如语言、美学以及各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联觉和统觉模式的制定不可能是跨文化的，但这对音乐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2]

(2)语言学的影响：音乐作为人类社会的艺术，像文化、语言有很多相似之处。[3]语言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来自于语言学用于文化分析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虽然其方法论的复杂性对其被广泛使用产生了限制，但语言学已广泛影响了民族音乐学领域。音乐语言小层结构直至大层结构彻底脱离传统，是20世纪下半叶音乐作品风格的直接体现。[4]

(3)马克思主义学术成就的方法：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关注音乐学者所负担的责任，在经济、文化、阶级层面上的文化概念及音乐和音乐学者在社会中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

(4)重新研究：由于“研究文化中的音乐”这一观点的提出，出现了“重视研究”的热潮，呈现出研究者在方法和角度上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趋势中，非西方社会的民族音乐家们开始了对本土音乐的重新研究，使研究结果产生了自本位文化角度上的观点。

(5)局内人和局外人：“emic”和“etic”的差异主要是由文化的复杂性造成的。最初局外人所具备的客观性是研究中必须遵循的标准，而后由文化局内人以文化本位出发的解释也受到重视。

(6)学科的技术：学科技术产生了很多革新，唱片、电视录象、计算机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只是还未做到物尽其用。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前景广阔的学科，应进一步利用现当代的信息技术。

(三)1980—2000年

1.音乐与文化：这一时期对音乐类型的划分超越了以往的分类法，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视角，这表明了学科认识上重新取向。

(1)基于当代人类学产生的一种新的认识框架，例如对在性别(gender)、年龄、种族、阶层方面存在差异的人群的研究。这已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强调的是个性和亚群体现象。所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随之转向了由差异所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社会下层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2)另一种新的认识框架基于背景的时空转换。空间背景转换，如某种音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即城市化)，移民的音乐文化从非西方的背景到西方背景的转移等。时间背景的转换，如某种传统音乐文化处于现在都市背景中的状况。此时所产生的音乐的比较，已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西方的比较，而是更突出多种文化的相互比较。体现了民族音乐学中“排除文化价值判断”和“尊重文化中的差异性和他异性”的观念。

2.过程：

(1)城市化：城市发展过程中民族的聚集使各民族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独立的存在，同时也建立了接触、协作和交流的关系。这些现象促成了城市做为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音乐在城市化过程中起到聚合的作用，又是文化交流的媒介。

(2)“复兴”在1960年—1980年“民族音乐”中已有提及，故不再赘述。

3.技术与方法：

(1)文化的共性与个性：耐特尔曾说过，19世纪西方音乐学术界提倡的是共性，即以西方为参照的比较所得出的共性。20世纪70年代之前，音乐学家又认为音乐具有多样性。70年代之后，多样性又被共性否定，但此时的共性已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是多文化比较的结果。而80年代之后，差异问题及涉及的个性问题是对共性的再次否定，它说明学科的思想已突破“民族”框架，进入了人类学领域。

(2)对教条的背离：如今的民族音乐学家们热中于具风格结合特点的音乐产物和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音乐文化，这使得民族音乐学范畴进一步拓宽，学科突破以往的种种教条，更注重从音乐材料的本质角度去探求研究方法。

(3)事实与价值：作为民族音乐学学者，应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探索音乐的本质及其文化环境，并把其变化作为一项过程来看待。音乐的价值要从所处的背景角度去看，其社会、种族价值也许比音乐本身的价值更重要。

(4)牵扯的事物：近年来学科所牵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道德和责任问题，已成为学者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5)研究视角：主要从社会问题切入，历史与个人的视角是另两个重要切入点。单纯对音乐本身的研究逐步减小，这表明民族音乐学看重研究的是历史与社会中的人的音乐行为，而非音乐作品本身。

(6)对学科的界定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20世纪之前，民族音乐学被认为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之后，又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下属学科。20世纪50年代西格首先提出了“接管”音乐学这一倡导学科独立的构思。随着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不断拓宽，这一构思终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小 结

民族音乐发展至今,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1.对音乐本体或者更深层次的结构进行深入挖掘。2.对音乐含义以及外部结构进行探索。[5]按照梅里亚姆的说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存在两种系统分类法：一是按音乐种类分，这是形式的方面，即切入问题的视角形成概念。通过以上解释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1950—1980年期间，主要按研究方法分类，即忽略对静态的关注而更注重把音乐作为一项变化的事项来研究。关注的音乐文化类型的风格与特征也与其衍变过程密不可分，表明了这一时期对过程的关注。1980年以来则出现了特殊的新视角，产生了大量对超越民族界限的社会亚群体文化的研究，表明如今对“差异”的关注。

分类方式的变迁显示出民族音乐学界在认识论上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按梅里亚姆的说法是“强调过程重于形式”，表明同“比较音乐学”的决裂。第二次飞跃，由“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表明了开始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局限性的超越，并进入了人类学的领域。

注释:

[1]项 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01):64—69.

[2]洛 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续一)[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04):87—95,5.

[3]程 璇.浅析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J].黄河之声,2015(14):63.

[4]钱亦平.20世纪下半叶音乐语言特点及结构类型[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01):150—174,5.

[5]杨婉嫕,段凯文.当代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J].黄河之声,2017(2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