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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锰矿资源特征及供需格局

2022-06-16孙凯张起钻朱清江思宏任军平孙宏伟张航古阿雷曾威王佳营卢宜冠董津蒙张津瑞

矿产勘查 2022年4期
关键词:南非资源

孙凯,张起钻,朱清,江思宏,任军平,孙宏伟,张航,古阿雷,曾威,王佳营,卢宜冠,董津蒙,张津瑞

(1.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天津 300170; 2.中国地质调查局南部非洲矿业研究所, 天津 300170; 3.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4.中国矿业报社, 北京 100083; 5.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7)

0 引言

锰是现代工业生产重要的基础性大宗原料矿产之一,先后被日本(2009)、澳大利亚(2019)和美国(2018和2022)列为关键矿产。我国锰矿石90%用于钢铁工业,主要用于生产硅锰合金(59%),其次为电解金属锰(15%)、高碳锰铁(10%)、中低碳锰铁(6%)和电解二氧化锰(2%),以及锂锰二氧化物等多种化合物(雷晓力等,2015)。

我国锰矿资源匮乏,与国外锰矿相比,不仅矿床规模小(多数为<200万吨中小型矿)、锰矿石以贫矿为主(贫锰矿石资源量占全国的93.6%),富锰矿石(氧化锰矿石含锰>30%、碳酸锰矿石含锰>25%)仅占6.4%,且为粒度细、硅质成分较高的高磷、高铁锰矿石(付勇等,2014;丛源等,2018;孙宏伟等,2020;赵宏军等,2022)。近年来,我国金属锰及含锰合金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何辉,2017),且预计未来对锰矿资源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强(陈甲斌和余良晖,2020)。本文将对中国近10年进口锰资源情况、全球锰资源分布、全球锰资源供需形势、重点国家锰矿地质特征、勘探投入及锰资源价格的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梳理,以增强对全球锰资源的认识,为我国矿业企业在海外开展锰矿投资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1 中国近10年进口锰资源情况

由于国内严格的安全和环保执法,加之国内锰矿资源品位低、质量差、开采成本高,国内锰矿石产量呈下降态势,锰矿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锰矿石进口国,占全球锰矿石进口总量的73.3%,其次为印度(6.1%)、挪威(2.6%)、乌克兰(2.6%)和马来西亚(2.6%)等国(刘陟娜等,2015)。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锰消费国,2020年消费锰金属1443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1.1%(孙宏伟等,2020)。我国锰矿石进口主要来自南非(占比39.3%)、澳大利亚(占比15.2%)、加纳(占比14.7%)、加蓬(占比10.7%)、巴西(占比8.7%)、马来西亚(占比4.0%)和科特迪瓦(占比2.9%)等国家(孙宏伟等,2020)。

据中国海关(2022)数据,我国从2012年至2021年进口的锰矿砂及其精矿总量为22257万吨,其中,2012年至2019年进口量逐年增加,由1237万吨增加至3416万吨。受疫情和我国落实“碳达峰”目标的双重影响,2020年和2021年中国对锰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呈下降态势,分别为3156万吨和2996万吨(图1)。

图1 中国2012—2021年进口锰资源情况(中国海关,2022)

2 全球锰资源分布及特征

2.1 全球锰矿资源分布概况

2.1.1 全球锰矿项目特征

截至2022年4月,全球锰矿业项目在录376个(图2)(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2)。其中,以锰为主矿种的矿业项目202个(图3a),活动状态矿业项目150个(图3b),澳大利亚矿业项目最多为111个(图3c),正在开发的矿业项目84个(图3d)。

图3 全球锰矿业项目特征(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2)

2.1.2 全球锰矿资源特征

全球锰矿资源特点是总量比较丰富,但分布不均(图2、图4和表1)。2022年全球陆地锰金属储量约为15亿吨(USGS,2022),其中,南非、澳大利亚、巴西和乌克兰4个国家的锰矿储量占全球锰矿总储量的85%以上(图4),但乌克兰锰矿品位不佳,近年来已退出锰矿主要生产国行列。全球高品位锰矿(锰含量35%以上)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非、澳大利亚、巴西和加蓬。此外,大洋底部还以现代锰结核的方式蕴藏了约3亿吨锰资源,但由于技术原因暂未大量开采(王云山等,2006)。

图4 全球锰储量分布占比(数据自USGS, 2022)

表1 2014—2021年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年产量及储量数据

2.2 全球锰矿类型

关于锰矿床成因类型,前人(Betekhtin,1946;Varentsov, 1962;Strakhov et al.,1968;Chaikovskii et al.,1972;Varentsov and Rakhmanov, 1974;Fan and Yang,1999;Kholodov,2006;Kuleshov,2011a;叶连俊等,1994;姚培慧等,1995;程湘等,2021;赵宏军等,2022)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将锰矿床划分为以下5种基本类型:海相沉积型、火山(热液)—沉积型、热液型(氧化锰和碳酸锰)、变质型(后生)及表生型(风化壳)锰矿床。其中,海相沉积型和变质型两种锰矿储量占全球的90%以上(程湘等,2021)。南非锰矿主要发育海相沉积型和变质型,主要富锰矿物为褐锰矿、铁锰云石和黑锰矿等;加纳和加蓬锰矿则以海相沉积型为主,以黑色页岩系为主要赋矿岩石;澳大利亚亦以海相沉积型锰矿为主,富锰矿物主要为软锰矿、黑锰矿和硬锰矿等。

2.3 锰主要成矿时代

在地质历史的各个时代均发现锰矿床,其中元古宙及新生代地层中锰资源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66.91%和27.5%。Kuleshov(2011b)将全球锰的成矿期划分为古元古代、中元古代、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晚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等7个成矿期(图5)。古元古代锰矿以沉积型为主,主要分布于南美和非洲,如南非的卡拉哈里(Kalahari)锰矿、加纳的Nsuta锰矿和澳大利亚Rippon Hill锰矿等(Laznika,1992;Beukes et al.,1995;Gutzmer et al.,1997;Roy,2006;De Putter et al.,2018)。中元古代锰矿以BIF型为主,其中巴西最为典型,同时中国以辽宁瓦房子、东加干沉积型(李俊建等,2021;田杰鹏等,2021)、加纳以火山沉积型锰矿为代表(Kuleshov, 2011b)。新元古代与中元古代锰矿类似,多是经过风化作用之后,锰再次富集,如巴西的Morro do Urucum BIF型锰矿(Klein and Ladeira,2004),近年的研究表明其形成与微生物的活动有关(Biondi and Lopez,2017)。中国同期形成以华南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和扬子北缘震旦纪陡山沱期锰矿为代表(邓文兵等,2019)。早古生代主要形成一些与火山沉积作用相关的小型锰矿,分布于俄罗斯、巴西、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等地(Kuleshov,2011b)。晚古生代主要形成一些规模大而品位低的锰矿,如北乌拉尔Pai-Khoi-Novaya Zemlya盆地中与黑色页岩相关的锰矿(Sharkov,2000)。中生代锰矿以沉积型锰矿为主,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其中中国云南省发现了同时期形成的生物成因锰矿(Du et al.,2013)和海相沉积型锰矿(刘文佳等,2019)。新生代主要以东特提斯上的成矿作用为标志,如举世闻名的乌克兰Nikopol和Bol’she-Tokmak大型锰矿以及格鲁吉亚Chiatura和Kvirily大型锰矿床等(Kuleshov,2011b)。近代在洋底及大陆湖盆等地区均发现锰矿的分布(Nayak et al.,2011;Salama et al.,2012)。中国境内锰的成矿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元古代晚期—新元古代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两个时间段(付勇等,2014;丛源等,2018;邓文兵等,2019;徐仕琪等,2019)。

图5 地球不同历史时期锰的储量和资源量分布情况(据Kuleshov,2011b修改)

2.4 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目前,全球主要出口中国锰资源的国家包括南非、加蓬、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上述4个国家及中国的典型锰矿地区特征介绍如下:

2.4.1 南非波斯特马斯堡—卡拉哈里(Postmasburg-Kalahari)锰成矿带

南非卡拉哈里—波斯特马斯堡是世界上最大的锰矿带,位于南非北开普省,占全球探明锰矿资源的77%(Vafeas et al.,2019)。该锰矿田从南部的波斯特马斯堡到北部的卡拉哈里,长约150 km,出露面积约2331 km2,其南段称为波斯特马斯堡矿田,北段称为卡拉哈里矿田,两矿田相隔约45 km(图6)。

(1)波斯特马斯堡锰矿田

该锰矿田南起波斯特马斯堡,北至赛申(Sishen),出露50~60 km,东西宽约30 km,主要锰矿床包括Kolomela、Lohatlha和Sishen等(图6)。矿田形成与前寒武纪马尔曼(Maremane)穹隆有关,锰矿体赋存于德兰士瓦(Transvaal)超群加普(Ghaap)群坎贝尔格兰德(Campbellrand)亚群的白云岩和阿斯比休维尔(Asbesheuwels)亚群的含铁建造中(2.15~2.64 Ga)(Holland and Beukes,1990;常洪伦等,2014a,b)。该锰矿田东部呈向东凸出的弧形,形成较早,矿体赋存于燧石角砾岩和下伏的坎贝尔格兰德亚群白云岩接触部位;西部呈南北向展布,形成较晚,锰矿体赋存于含铁页岩及下伏白云岩接触带中,矿体连续且稳定,规模较大;中部则兼具上述二者的特征,形成时间也介于二者之间(常洪伦等,2014a,b)。受岩溶作用影响,锰矿田的矿体多具有不规则且不连续的特征(Gutzmer and Beukes,1996a),主要存在硅质锰矿石和锰铁矿石两种矿石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的主要矿石矿物为褐锰矿、锂硬锰矿、硬锰矿及黑锰矿等,矿石品位多高于40%,硅含量约8%,磷含量约为0.02%,脉石矿物主要为硅质矿物;第二种类型的主要矿石矿物是方铁锰矿,其次为褐锰矿、锰尖晶石、黑锰矿、软锰矿、锂硬锰矿及灰铁锰矿,矿石品位约为30%。

图6 南非波斯特马斯堡-卡拉哈里锰矿田地质简图(据Kuleshov, 2012; Costin et al.,2015修改)

(2)卡拉哈里锰矿田

该锰矿田东西宽约15 km,南北长约35 km。锰矿体赋存于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德兰士瓦超群的Vo⊇lwater亚群含铁建造(BIF)内(Tsikos and Moore,1998;Maynard,2013;谭康雨等,2021;和松等,2021),由上、中、下三层与含铁层呈互层的锰矿层组成,下层矿最厚可达45 m,中、上层矿一般仅几米厚,局部矿层厚度可达32 m。矿田中的锰矿层也称为锰质泥屑岩,呈灰—暗灰色,微晶,条带状、细纹层状构造。Vo⊇lwater亚群的三层锰矿产于三个岩相沉积旋回中(Gutzmer and Beukes,1996b;Tsikos and Moore,1997),每一旋回的中心部分为富褐锰矿(含Mn 50%~58%)的锰质泥屑岩,由中心部分向上、下渐变为富碳酸盐的锰质泥屑岩,其中褐锰矿较少(38%~46%),含大量褐色、黑锰矿—锰方解石小砾屑(直径<2 mm),品位降低。锰矿床中主要包括马马德万(Mamatwan)型、韦塞尔斯(Wessels)型和高品位表生富集3种锰矿石类型,其中马马德万型构成矿田的储量主体(Gutzmer and Beukes,1996b)。

2.4.2 加蓬弗朗西斯维利亚(Francevillian)锰矿带

加蓬弗朗西斯维利亚(Francevillian)锰矿带位于加蓬东南部的一系列台地中(图7a),其中Bangombe、Okoumo、Bafoula、Massengo、Yeye、Franceville 和Okondja 等台地顶部均有锰矿床分布,前两者的锰资源量超过5亿吨 (Swindell,2015),后者的规模相对较小、品位也较低(Gauthier-Lafaye and Weber,2003);矿体呈层状(图7b),各矿床之间具有一致性(Nicolas et al.,2016)。其中,莫安达(Moanda)锰矿区的矿床具有规模大和埋藏浅的特点,锰氧化物含量高,平均锰含量51%,可露天开采。

图7 加蓬Francevillian 锰矿区地质简图(a)和莫安达(Moanda)附近的Bangombe高原的横剖面(b)(据Nicolas et al.,2016)

矿体主要赋存于弗朗西斯维利亚(Francevillian)超群的班戈姆贝(Bangombe)组的泥质黑色页岩(2.3~2.0 Ga)中,基本未发生变质和变形作用。含锰岩系厚约300 m,其中碳酸盐岩层厚70 m,岩系底部为含铀的长石砾岩,含锰碳酸盐岩向东过渡为薄层低品位铁矿层,两者呈互层产出,锰矿层为铁建造和黑色页岩之间的边缘相,而Bangombe高原区缺失铁建造(Nicolas et al.,2016)。本地区发育的锰矿层从下至上共有5层(Swindell,2015; 沈承珩等,1995):①底部为致密块状锰矿层,厚0.2~0.5 m。底部为水锰矿、软锰矿条带,其上为厚层状非晶质的氢氧化物矿石,以水锰矿、斜方水锰矿、黝锰矿及六方锰矿为主。②板状矿石层,厚3~9 m,平均厚5 m。呈层状近水平产出,也含致密块状和碎屑状软锰矿层,在底部页岩中形成富矿囊。矿层内常含有氧化锰胶结的薄层砂岩及含铁红色页岩夹层。矿石矿物为非晶质或隐晶质的锰氢氧化物、黝锰矿、锂硬锰矿、六方锰矿和隐钾锰矿为主。③过渡层,厚0.5~1 m。一般板状矿石碎块、结核状隐钾锰矿胶结的豆状矿石与砂岩、铁或锰结壳的碎块组成,不具有层状构造。④豆状矿石层,厚5~26 m。由直径2~10 cm的近圆球状矿石及赭石色土状针铁矿和三水铝石组成。含锰15%,暂不具工业价值。⑤顶部为砂质黏土层,厚0.1~0.5 m。其表层锰质已被淋失,仍含一些豆状锰矿石。

2.4.3 澳大利亚格鲁特岛和皮尔巴拉克拉通

澳大利亚锰矿资源主要分布格鲁特岛和皮尔巴拉克拉通。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格鲁特岛上格鲁特艾兰锰矿,其储量占澳大利亚总储量80%左右。矿体产状平缓,长22 km、宽6 km,平均厚度约3 m,锰含量在40%~50%。其成因类型为典型的海相沉积型锰矿床,底部为长英质砂岩和石英岩,上部被下白垩统砂石和黏土覆盖。矿石赋存于下白垩统砂质黏土中,含锰矿物主要为隐钾锰矿、软锰矿、黑锰矿和硬锰矿等(Pracejus et al.,1988; Ostwald,1988)。

澳大利亚另外一个重要的锰矿产区是皮尔巴拉克拉通,由东、西皮尔巴拉地体两部分组成,其中锰矿主要分布在东皮尔巴拉地体中。东皮尔巴拉地体主要由太古宇岩石组成,部分被新太古代—古元古代Fortescue群陆源碎屑沉积岩和Hamersley群含铁建造和白云岩不整合覆盖,四周分布着中元古代的Maganese群和一些新生代岩石(图8)。区内北东向、北北东向走滑断裂是蚀变和矿化作用主要控矿构造(Blake et al.,2011)。中元古代时期区内发生大规模热液活动,造成Carawine白云岩溶解和Maganese群的蚀变,形成了以Woodie Woodie锰矿床为代表的规模大、品位低的锰矿床,后期表生作用提高了矿石品位,主要富锰矿物为软锰矿、褐锰矿和隐钾锰矿等(Sheppard et al.,2017)。

图8 皮尔巴拉克拉通地质简图及主要锰矿床分布(据Sheppard et al.,2017; Blake et al.,2011修改)

2.4.4 巴西Morro do Urucum BIF型锰矿

Urucum地区的锰矿床与条带状铁建造(BIFs)密切相关。锰矿带展布约200 km2,其中铁矿石储量约360亿吨,铁含量在50%~67%;锰矿石储量约6.08亿吨,锰含量在25.63%~49.51%(Urban et al.,1992;Klein and Ladeira,2004)。Urucum地区锰矿层主要赋存在Santa Cruz组中,与含铁建造呈互层产出,并被Bocaina组的碳酸盐岩所包围(图9)。

图9 Urucum地区地理位置(a)、地质简图(b)及主要含矿地段剖面图(c)(据Klein and Ladeira,2004)

Santa Cruz组覆盖在Urucum组长石砂岩之上,由条带状铁建造(BIFs)、含铁建造(IFs)、块状和条带状含簇棚珊瑚(Corumbellawerneri)化石的碧玉岩、含铁长石砂岩组成。Santa Cruz组的锰矿石主要由隐晶—微晶隐钾锰矿组成,伴生有赤铁矿和石英。次要成分有褐锰矿、软锰矿和锂硬锰矿。开采的层状褐锰矿矿石主要由褐锰矿、隐钾锰矿、软锰矿、赤铁矿和石英组成(Klein and Ladeira,2004)。

Urucum地区的锰矿形成于新元古代—寒武纪(Urban et al.,1992),Urucum组、Santa Cruz组和Bocaina组沉积在一个古地堑中。沉积过程中海水热液将铁和锰从长石砂岩的孔隙中析出,形成碎屑状的Mn矿层。此外,在早期的成岩过程中,蠕虫状生物栖息在生物质中,并将铁从锰中分离形成生物成因隐钾锰矿,从而表现出生物成因的特征(Biondi and Lopez,2017)。

2.4.5 中国新疆玛尔坎苏锰矿

新疆玛尔坎苏锰矿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现有勘探数据显示其锰矿资源量达4000万吨,平均品位为30%~50%(查斌等,2018,2019)。矿区位于古特提斯洋构造体系西昆仑造山带与塔里木陆块的结合部位(高永宝等,2017)。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乌鲁阿特组,以基性和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少量碳酸盐岩为主;上石炭统喀拉阿特河组(C2k),岩性为碳酸盐岩夹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凝灰岩,为矿区内主要的赋矿地层,自下而上可划分为灰岩段、杂砂岩加泥灰岩段及泥灰岩含矿岩段三个岩段;下二叠统玛尔坎雀库塞山组,岩性以安山质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夹大理岩化灰岩为主(图10);上二叠统昆盖依套组则为一套大理岩和灰岩(张帮禄等,2018;张连昌等,2020)。岩浆岩不发育,仅见少量中酸性岩侵入岩,但火山岩较为发育,多见玄武岩、玄武安山岩、英安岩、火山角砾岩及凝灰岩(张连昌等,2020)。此外,区内近东西向断裂及褶皱构造十分发育。

图10 玛尔坎苏锰矿含锰岩系综合柱状图(据董志国等,2020)

玛尔坎苏锰矿矿石类型简单,主要为原生碳酸锰矿石及少量氧化锰矿石。碳酸锰矿石多为致密块状构造,氧化锰矿石一般为土状构造(查斌等,2018;张帮禄等,2018;张连昌等,2020)。

目前研究初步认为玛尔坎苏锰矿床的成矿机制与最小含氧量带扩张型成矿模式最为接近(Maynard, 2010;查斌等,2018;张帮禄等,2018;张连昌等,2020),属于海相沉积型锰矿,成矿过程主要包括:早期弧后盆地内的断裂活动导致了次级断陷洼地的形成,海侵事件及石炭纪冰期活动造成洋流上涌将海底热液活动释放的大量Mn2+带到次级断陷洼地内,最后由于有机质的加入,氧化还原环境发生改变并导致碳酸锰的最终形成(图11)。

图11 玛尔坎苏锰矿成矿模式图(据董志国等,2020)

3 全球锰资源供需形势

全球锰资源主要分布于南非、巴西、澳大利亚、乌克兰、加蓬、中国、印度、巴西和加纳等国家。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22)数据,2020年,全球贸易中进口锰资源的主要国家为中国和印度(图12)。其中,中国进口总量超过3100万吨,重点来自于南非(1390万吨)、澳大利亚(540万吨)、加蓬(470万吨)、巴西(270万吨)、加纳(190万吨)、科特迪瓦(120万吨)和马来西亚(91万吨)等国家。印度进口总量约370万吨,重点来自于南非(180万吨)、加蓬(56万吨)、澳大利亚(54万吨)、阿联酋(26万吨)和新加坡(19万吨)等国家。

图12 2020年全球锰资源主要进出口贸易情况桑基图

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22),全球锰资源的贸易量从2012年的2920万吨增加至2019年的5330万吨,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受疫情影响,贸易量回落至4930万吨(图13a)。其中,南非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从2012年的340万吨增加至2020年的1390万吨,增幅超过400%,呈单边增长趋势(图13b)。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从2012年的420万吨增加至2020年的540万吨,出口保持平稳(图13c)。加蓬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在2012年的100万吨增加至2015年的190万吨,期间增幅不大;2016年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回落至130万吨,随后持续增加至2020年的470万吨,增幅超过360%(图13d)。巴西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从2012年的80万吨增加至2019年的300万吨,增幅超过370%,呈单边增长趋势;2020年受疫情影响,贸易量回落至270万吨(图13e)。加纳出口中国的锰资源的贸易量在2012年至2014年之间维持在100~150万吨之间;2015年回落至53万吨,随后呈单边增长趋势至2019年的440万吨,增幅超过830%;2020年受疫情影响,贸易量回落至190万吨(图13f)。

图13 全球锰资源贸易量(a)及南非(b)、澳大利亚(c)、加蓬(d)、巴西(e)和加纳(f)锰资源出口中国的情况(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22)

4 全球锰矿十年的勘查投资情况

2012年以来,全球主要锰资源国锰矿勘查投资规模下降明显(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2022)。从各年度勘查投资规模来看(图14),全球主要国家锰矿勘查投入在2012年最高,达2700万美元;随后投资规模下降较快,2016年达到谷底,投资规模仅270万美元,之后的投资规模起伏较明显。全球锰矿2021年总投资约740万美元,同比下降17.8%。从各个国家勘查投资情况来看(表2),南非锰矿投资2014年之后减少非常迅速,2015年之后南非锰矿投资更是几乎陷入停滞,可能与其矿业本土化政策有关。澳大利亚在2013年超越南非成为锰矿投资最主要的目标国。2015年之前,锰矿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格局,锰矿投资不断下降,但2020年之后,由于新冠疫情等影响,锰矿供需失衡加剧,预计锰矿投资将会迎来增长,寻找合适的投资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图14 全球主要国家锰矿勘查投资规模(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2022)

表2 全球主要国家锰矿勘查投资规模(单位:万美元;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2022)

5 锰资源价格的未来趋势

目前,中国作为最主要的锰矿石消费市场,消费量占全球锰矿供应量的75%以上。因国内锰矿石品位低,进口锰矿石品位高,我国高品位锰矿对外依存度超过90%。国内硅锰厂大部分用的锰矿多以高品位的进口氧化锰矿为主,主要来源于南非、澳大利亚、加蓬、巴西等国,到港港口为天津港和钦州港。由于锰矿石产品的型号不同,到港港口不同,其价格有所区别,但总体走势大致相当。对于中国锰矿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价格指数:南非锰矿价格指数(伊丽莎白港口离岸价)和中国天津港锰矿价格指数(天津港到岸价),其2012年以来锰矿石价格走势相对于其他大宗矿产品波动相对平稳(图15)。采用最小二乘法预测2022年1月1日起一年内的锰矿石价格,结果表明在75%置信区间内锰矿石价格将平稳运行或稳中有降(图15)。

图15 2012年以来锰矿石价格走势及预测(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2022)

6 结论

(1)全球锰矿床可划分为海相沉积型、火山(热液)沉积型、变质型、热液型和表生型5大类,海相沉积型和变质型锰矿床占全球锰矿资源的90%以上。主要成矿期集中在元古代和新生代。

(2)全球锰矿主要集中在南非、澳大利亚、巴西和乌克兰4个国家,其锰矿储量占全球锰矿总储量的85%以上。高品位锰矿主要集中在南非、澳大利亚、巴西和加蓬,其成矿类型以海相沉积型和变质型为主,两种类型的高品质锰矿是我国锰资源的主要进口对象。

(3)目前,全球锰矿勘查投入处于低谷期,锰矿市场相对冷清,相较于其他大宗金属矿产品价格平稳运行。

致谢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周永恒教授级高工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胡鹏高工以及编辑部老师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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