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覃金菊，唐一帆

（1.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恩施 445000；2.湖北省恩施高中，湖北恩施 445000）

景观分为原始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语言景观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是某地某公共空间具有特定功能的可视语言符号复合体，包括“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标牌”等(Landry&Bourhis,1997)[1]。

何为语言景观？人们只有确定了事物的概念，才能对事物产生正确的认识（覃军等，2020）[2]。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又叫语言风貌。语言景观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常将“语言景观”与“公示语”画上等号，认为“语言景观”“语言风貌”与“公示语”构成等同关系。但究其研究范畴，“语言景观”“语言风貌”与“公示语”分属不同学科，“公示语”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研究范畴，而“语言景观”“语言风貌”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在国内，公示语相关研究发端于21世纪初，现已成为翻译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支，其发展路径对于起步较晚的语言景观研究有重要启示：深入了解公示语所探讨的图文标准化、翻译规范化、词语选择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等问题，有助于推动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从而构建和谐一致的语言景观，为我国政府规划城市及乡村的语言布局提供参考，更好地为政府的语言规划服务。

1 语言生态系统中的语言景观与权势

一座城市的语言景观既表明城市所在区域的语言使用状况，也反映城市的开放程度、经济活力及生活品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标牌语言选择所蕴含的深层政策取向、权势、身份、地位等问题（尚国文，2017）[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英语作为中性语，功能逐渐增强。英语对本土语言或民族语的影响渗透到词汇、句法乃至正字法方面。本土语言该如何面临此挑战？是被悄然同化还是展开博弈？才结束的冬奥会让我们一勘首都北京的语言使用状况。首先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再经腾讯新闻、抖音、头条等转载的北京地铁站名变迁就是语言景观研究的实例。地铁站的汉语拼音取代了英文名称，常见的station 被zhan 这一汉语拼音取代。再如“奥林匹克公园”（原译Olympic Park）和首都机场“2 号航站楼”（原译Terminal 2）完全变成汉语拼音，只在括号内标注了英文译名。相较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基本所有的地名都要英语翻译来看，此次的地铁站更名无疑是种对传统做法的挑战，这揭示了标牌语言选择的深层政策取向与语言权势问题。

相较于对城市中的语言景观研究，乡村语言景观等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巫喜丽等，2017）。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一种新兴课题，乡村语言景观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鄂西南地区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恩施市龙凤镇龙马乡的语言景观具有一定代表性，了解语言使用的社会现实，充分分析其语言景观的特点，探寻语言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有助于推动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为我国政府规划乡村的语言布局提供参考，更能够促进中国精准扶贫经验与文化走入英语国家和其他来恩施龙凤镇汲取、借鉴经验的国家。

该文将英语景观置入特定的语言生态系统，分析其空间布局及与其他语言景观的组合特点，分析其在乡村中（以龙马乡为例）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探寻语言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以期为我国政府规划乡村的语言布局提供参考。

2 龙马乡英语标牌的空间格局

社会语言学视域的语言景观指的是公共领域内以标牌为载体的可视性文本（巫喜丽等，2017）[4]。公共设施上的公共标牌语言构成了地区的语言景观。标牌语言要素由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组成，即图、文，或图文兼用。这些可视符号复合体也构成了相应的文化景观。语言景观的空间格局指的是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空间分布与配置特征。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来看，语言景观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不是文字内容或者符号内容本身，而是其语言使用现实，再追其根本，就是反映某些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处于核心地位还是被边缘化？因何受到重视？当地的语言生态情况如何？这都是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讨论的问题。

课题组成员对龙马乡（包括龙马风情小镇、青堡村、保扎村、古场坝村等）的英语景观进行调查，其分布范围除了风情小镇景区、猫子山林区、车坝水库区还包括双堰塘区域、龙马集镇，共拍摄英语标牌96张。其中包括政府及村委会等官方标牌90 张，也有企业和个体等非官方标牌6 张。表1 从主体性、分布区域、功能、语码构成来分析龙马英语景观空间格局。

表1 龙马英语景观空间格局

由表1 可知，龙马英语景观空间格局主体性比例失调，创设机制有异。

从表内数据来看，设立龙马乡标牌语言景观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不是单有政府及机构。再加所占比例悬殊、功能不同、语码不统一等特点。从标牌的创设主体分析，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从标牌数量分析，所占比例不协调：官方数量占绝对优势，占所采集语料的93.7%，非官方处于绝对劣势，只占所采集语料的6.3%；从分布看，官方标牌在全域都有分布，非官方标牌只分布在龙马风情小镇景区（酒店、私营商店、餐厅），葡萄种植园，及短途运输车站；从功能看，官方标牌作用较多，起到提示、指示、警示、解说和宣传作用，非官方标牌主要有提示、指示功能；从语码数量看，官方标牌最多有四语，非官方标牌只有双语（其中一些还有语言使用错误）。

由此可见，官方与非官方标牌差异巨大。造成差异的原因包括机构创设目的、立场和态度。官方标牌是当地政府形象的宣传兵，不仅要为外国友人提供方便，警示风险，提示信息，更要给外国友人留下良好印象，推广地方文化。由于其代表当地政府，要求紧跟国家语言政策。因此，其标牌设置一般都有严格规定。标牌设置的地点、方式、内容（图？ 文？ 还是图文兼备？语码选择？语码排序？）都要经过严格审核，以确保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家规定。非官方英语标牌来自龙马风情小镇景区（酒店、私营商店、餐厅），葡萄种植园，及短途运输车站，这些都是龙马乡的核心区域。这也反映出，中国乡村的语言景观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巨大。经济越是发达，对语言景观的重视程度就越高。以盈利为目的的语言景观，只为游客提供信息，吸引消费。从设置场所来看，这几个场所都是营利性场所，并且需要吸引游客消费。因此，其设置所受限制较少，语码种类单一，以受众群体为导向，也能反映出语言使用的真实情景。

3 标牌上英语景观的构型格局

语言景观的组成要素交错分布，有机结合，构成了语言景观的整体。其格局的特征反映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反映各语言种类的权势。分析英语景观要素格局，也就是分析与英语景观同现的其他语种的数量、字体大小，还涉及到不同语码的顺序、语码摆放等空间构型。

3.1 同现语种不一，英语较多复现

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很多是受到操控的。乡村中的语言景观最能反映乡镇政府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其对语言的操控。在同一张标牌上的语种多寡，能显示相关语言在当地的活跃程度。近一步来说，关系到该语言的社会命运（尚国文等，2014）。语言景观成为政府施行政策的方式之一，利用公开的权力控制和引导语言选择与使用，优先考虑某些语言群体，规定使用某些语言,排除或减少其他语言群体的存在，进而严格管制其他语言（陈睿，2022)[5]。根据恩施州旅游局对接待人数的统计，在2019年，来恩施的旅游人数超过了3 000 万。而来自大峡谷的统计数据显示，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1 万多人。绝大多数入境游客来自韩国和日本。

在龙马乡的标牌上，英语是绝对优势语种，复现率仅次于汉语。而关于同现语种，则有韩语、日语。非官方标牌中汉英占比为100%。如果根据游客的多寡来设置相应标牌中的语码种类及其排序，那么韩语当仁不让应属第一位。而在官方标牌中，多语种——汉（汉字、拼音）、英、韩、日等语码有的单独使用，有的相互搭配。但占绝大部分优势的是“汉-英-韩”组合。一方面，多元化的语言景观使得龙马乡的语言生态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大的语言，英语的语言权势最高。

紧接着，随着疫情的不断好转，更多外国友人和学习取经的外国政府工作人员进入到龙马乡，相信其语种会更多，语言活力更上一层楼。

3.2 语码排序统一，有利视觉秩序

标牌上的语言顺序孰先孰后，背后往往都深藏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含义，绝非随意的选择（尚国文等，2014）[6]。英语是全球覆盖面最广的语言，文化影响深远，其文化权势从世界范围看是第一位的。如果根据游客的多寡来设置相应标牌中的语码种类及其排序，那么韩语应属第一位，而英语在第一位，违反了自然情况下的语码按照语言使用频率排序规则。这种反常现象揭示出来另一特征。也就是，政府对语言政策的掌控。在这种环境中，英语的权势得到了人为的提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外语在本族语面前，其文化权势都被人为降低，只能位居本族语之后，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运村的地铁标识都可窥见一隅。“站”不再翻译成“station”,“站”甚至不需要翻译。通常情况下，直接利用地名拼音就能替代。这样看来，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权势也正随着国力的变化、经济条件的变迁、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悄然发生着变化。

作为鄂西南地区的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龙马乡各场所标牌的语码排序特点遵循国际惯例及政府规定，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秩序。

3.3 字号大小不一，影响受众阅读

龙马乡标牌的语码种类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双语到三语和四语都有出现。这体现出地方政府打造国际化乡村振兴范本的决心。多种语言的使用，有利于促进中国精准扶贫经验与文化走向、走入英语国家和其他来恩施龙凤镇汲取、借鉴经验的国家。

但作为语码凸显度评价方式的语码，字号大小不一，影响受众阅读。在龙马风情小镇的16 张图片中可以看到，不同场所语码字号大小不一；在相同场所，不同标牌上语码大小也不统一。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标牌的大小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指路牌上由于标牌面积受限，而其功能是指路，其面积必须得到充分利用，语码的字号大小也受到面积影响，收缩放大以满足面积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语码的字号大小也不尽相同。汉语作为本族语，字号最大，理所应当。但在汉（汉字、拼音）、英、韩、日等多语码混用的标牌中，偶见英语较大的标牌，原因可能是为了提高其警示作用，当地人对风险认识较深，为了增强警示效果，对字号进行加大处理。

3.4 受众范围不清，不利于形象维护

当文本的受众不是目标语的受众时，应当采取“不译”的策略（覃军，2018）。这条原则在公示语的翻译当中应该得到应用。比如不同时期，政府因为采取不同的生育政策而进行的宣传，大多分布在我国的乡村较显眼位置。就其受众来看，就是我国民众。而将其翻译成为英语或者其他语言，是不妥的。不仅不能促进跨文化交流，还会损害我国形象[7]。

在龙马风情小镇，也出现了不该译而译的情况。在厕所门口标牌上印制“卫生保洁制度”。但保洁制度的内容被翻译成英语、韩语及日语。游客没有了解保洁制度的必要，不是受众，所以翻译应被删除。在最下方附上保洁员的照片与文字“今日我为您服务”，并配以译文“I am at your service today”（笔者建议翻译成“on duty”即可）。这是没有对受众进行分析，而直接进行的标牌翻译，反映出对语言景观的不重视，不利于形象的维护。

4 结论

总体上来讲，龙马乡英语景观在空间格局方面较为合理，具有以下特点：（1）英语景观分布较为广泛。官方标牌在全域都有分布，非官方标牌只分布在龙马风情小镇景区（酒店、私营商店、餐厅），葡萄种植园，及短途运输车站，体现出国际化的特点[8]。（2）英语常与其他语码共现，但复现率占绝对优势。韩语作为第二大使用语言，紧随其后。根据恩施市文化与旅游局的数据，韩国游客数量仅次于英美游客。这也符合恩施市和龙马乡的实情，体现了国际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实行及对语言实用情况的考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语言景观不再是汉语的纯粹英译，而是很多时候下对原文的操控，也体现了“译,贵在不译”（覃军，2018）[9]。

英语的使用频率高，使用活跃，体现了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的权势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1）创设主体比例失调，非官方主体过少。是否会对外来客人造成不便？ 是否经济活力受到影响，这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2）同现语种数量不统一，字号大小不一，影响受众阅读。（3）不该译的内容应略去。因此，标牌设置需更多的深思熟虑。语言景观作为本族与外族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手段，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透过它，我们可窥见社会中的语言现实，了解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政策，民族特点及受众群体。乡村语言景观研究是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的一个研究领域，希望该文可以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