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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构形演变的历史文化动因及内在机制

2022-06-15郭文慧

殷都学刊 2022年2期
关键词:构形象形造字

吴 慧,郭文慧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汉字构形历来是中国文字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文字学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许慎详解“六书”之名,确立“六书”义界,并据此建立义例,据形立训,勾勒出汉字构形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说解汉字构形的依据和准则。唐兰将古文字和近代文字进行系统对比,重点介绍文字的起源和演变,提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成为众多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此后,陈梦家、裘锡圭、刘又辛等也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内涵各有不同的“三书”说。王宁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提出11种汉字构形模式,分析共时平面的汉字构形系统。黄德宽提出“构形方式动态分析”理论,用科学且宽广的视野对汉字构形方式系统分析和历时研究,探讨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演变过程。汉字构形研究除了“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1)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页。之外,也当勾勒其历时演变过程,分析影响汉字构形演变的历史文化动因,归纳、总结汉字构形演变规律,以期对汉字构形演变有一个总体的类型式的认识。

一、汉字构形演变阶段及其特征

汉字构形亦称汉字结构、构造、形体构造,指“采用哪些构件、数目多少、拼合的方式、放置的位置等”。(2)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页。汉字构形随着汉字的发展一直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汉字的发展历史也是汉字构形方式即记录语言的方式不断演进的历史。汉字构形的调整和完善主要体现在构形要素和结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共时稳定和历时演变,造成了汉字构形演变的阶段性。纵观汉字构形的发展史,其构形方式大致经历了形化、意化、音义化三个阶段。

(一)形化阶段

所谓形化,即汉字构形着眼于所表达事物的形体,以形表义。形化阶段是汉字发展的初期阶段,代表字形是殷商甲骨文和金文。

形化阶段,汉字构形“观物取象”进而“随物赋形”,并倾向于“寓意于形”,特别注重物形间的密切关联,线条繁复,一点一划乃至整个字形都是物象的反映,体现出原始素朴直观描摹的造字特征。这种摹拟自然的图画式文字形态,以字形为表征,采用表形方法为其意义构拟形体,形义之间的关系紧密而稳固,故可“见形知义”。

(二)意化阶段

所谓意化,是指汉字由象形符号发展演变为表意符号,以意表义。意化阶段是汉字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代表字形是小篆。

(三)音义化阶段

所谓音义化,是指汉字构形在由物象转向表意符号后再转向词的音义,表现为汉字字符增加义符或音符(3)通常情况下,我们将音化了的字符构件叫做“声符”,把义化了的字符构件称为“义符”或“形符”,这样由声符和义符共同构成的字叫“形声字”。形成派生字,或者是义符和音符直接组构新字。音义化阶段是汉字构形发展的最高阶段,隶变是汉字音义化的典型标志,代表字形是隶书和楷书。

音义化阶段,汉字形体虽然失去了“象形”附加的联系纽带,但是固定的形与音义之间的凝结关系并未改变,并由物象转化为音义符号,由“篆(描画)”变为“写(笔画化)”。汉字不但有意以义符标示、声符记音的“形声相益”构形方式创造新字,也以便利的形声相合结构代替原有的象形、表意字,使文字与语言参合,文字呈现语言,成为“符号的符号”。如用“氵”作形旁的汉字,意义都跟水有关,如“江、河、溢、洋、海、沂、泱”等;用“胡”作声旁的字,读音都与“胡”相同,如“糊、瑚、湖、葫、猢、鹕”等。这样,汉字更加系统化,更便于使用者迅速领会字义,掌握字音,正确运用汉字。

汉字构形的音义化实际上是汉字构件音化和义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汉字“构件的声化(音化)是指汉字构形演变过程中,局部形体逐渐演化为示音构件”;“构件的义化是指构件形体的象物性不断淡化,成为纯粹的表义符号”(4)王立军:《从“篆隶之变”看汉字构形系统发展的方向性调整和泛时性特征》,《语文研究》2020年第3期。。音符或义符在参与构字时,在记录的是词的音或义的同时,还将其本身所具有的音或义携带进新的字形,从而把文字的表音功能和表义功能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兼具表意和标音的双重本质,让字形易于规划、分类与识读,不仅可以因形索义,还可据形知音,使汉字记录语言更加科学、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汉字构形发展的三个阶段性演变在时间上并没有没有截然界线,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汉字构形演变的每个阶段发生的具体时间。可以肯定的是,早期汉字构形以象形为主,关注字形与所取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后期汉字构形以形声为主,字形记录的是词的音和义。

二、汉字构形演变的历史文化动因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汉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汉字尤其是古汉字,积淀着汉民族实践的历史尤其是认知的历史和造字时的文化观念,凝聚着汉民族先民复杂的心智劳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汉字构形演变也深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其构成方式和符号系统本身携带着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要素也通过汉字形体和字义系统的发展、汉字使用和阐释者的影响而得以保存。

(一)社会生产活动对汉字构形演变的影响

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是先民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创造。汉字忠实地记录着文字产生和发展时代的社会生活,并反映在形体结构中。而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变化、生产方式的改进,汉字形体结构也会相应作出调整。

汉字的构形理据主要由直接构件的功能关系决定。以上诸字构意和构形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凝结在造字时代的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工具的改变,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因此,不再体现造意的间接构件往往被变异简省,从而影响汉字构形。

(二)主体认知能力对构形演变的影响

(三)汉民族文化传统对构形演变的影响

汉字的创制和发展不仅受到当时客观世界和主体认知能力的影响,也与汉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沉淀起来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汉字的认知方式,而对汉字的认知方式又通过造字心理反映到字形及构形方式里。所以,“中华文化传统不仅规定了汉字的发生及其存在形态,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汉字的演变。”(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考论》,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5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的构形也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投影,是抽象的具象化。

文字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汉字的发展变化就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男”“妇”二字,古人用“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构造了表达“男”“女”这两个抽象概念的字形。在田里出力的是男子,手拿扫帚的是妇女,因此,田、力组合为“男”,女、帚组合为“婦(妇)”。这类字在构形组合中融入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观念,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相吻合,其形体构造能通过视觉效果在人们潜意识中产生共鸣,表义作用在这种共鸣中完成。

三、汉字构形演变的内在机制

汉字构形演变有其内在机制和原理,且与字符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字符形成机制”指文字系统中字符形成的原理和方法,文字系统中字符按形成的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初造字与新造字。初造字指未参照系统中任何已有字符造出的字符,新造字指参照系统中已有字符并按照一定参照规则造出的字符。(11)邓章应、陈曼曼:《字符形成机制中参照点及与新造字的语义关系》,《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2期。汉字构形演变的内在机制包括取象构形的形化与仿拟机制、得意忘象的意化与优化机制、形音结合的音义化与衍生机制等。

(一)形化与仿拟机制

摹仿事物形体是各民族早期文字的共同特点,如苏美尔文字、埃及古文字、玛雅文字等,莫不如此。汉民族造字亦不例外,往往于自己最熟识之事物取譬,从“画成其物”的“取象”开始,通过对外界事物和自身的仰观俯察,描摹比类来构造字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强调的正是先民造字构形的基点和来源。

汉字构形以象形为基础,按照客观事物的形体来“随体诘诎”,象形性是早期汉字构形的本质特点。甲骨金文最为象形,象形字占比大,如山、水、牛、羊、马、象、木等,都是先民通过对事物的观察而对其表象进行描摹刻画来记录的。但是仿拟也不是机械刻画,而需融入主观认知和体验。有些事物要将其形状完全描画出来并不容易,先民便会对其形象进行抽象加工,只用寥寥数笔勾勒其轮廓,突出其典型特征,如“象”突出其长鼻,“马”突出其鬃毛等等,这些象形字都毫不例外地加入了人的主观想象和推理。从小篆开始,文字逐步线条化、抽象化、符号化。由这些字符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汉字符号经历了由图画到线条的抽象和概括,本身就有着高度的抽象化、概括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是汉民族逻辑思维的结晶,它的造型构思离不开想象、联想和推理。

(二)意化与优化机制

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形体物象性逐渐丧失,象形功能逐渐减弱,构件功能也随之失去依托并失去原初构意。同时,象形符号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与语言的意义固化,与语言相结合,语义变成了符号本身所负载的东西,从而生成具有意义的基本符号,也就正式转化成了意符或声符。这样,最初出现的最古老的象形图画文字,都在不断地被简化,进而线条逐步取代了图画,表意性增强并逐渐取代了象形,此前的象形结构也随之优化为会意或形声结构。

(三)音义化与衍生机制

汉字从产生之初到成为一个完备的系统之前,字形的有限性和所要表达之义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而象形、表意式构形方式对此却显得力不从心。为解决这一矛盾,汉字必须寻找一种既能维护汉字表意性,又能加强汉字记录功能的构形方式。

汉字构形音义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汉字构形在由形化、意化为主逐步发展到以音义化为主的演变过程中,汉字构件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信息随着形符简化而逐渐淡化,最终彻底摆脱物象而成为记录音义的符号;构件功能也由间接表示词的音义变为直接表示词的音义。人们使用音化和义化两种手段,根据汉字结构理据在原有意符上累加意符或声符,或组合固定下来的音义两种符号,衍生成大量的形声字,“形声相益”,使之兼具表意和标音双重特质,极大地提高了汉字表达汉语的明确性。占现代汉字总量95%以上的形声字基本上就是采用这种衍生方式。如:

横向的:莫——暮 谟 膜 摸 幕 貘 慕 漠 摹 蟆 墓 募 镆 模 嫫 馍 寞 ……

纵向的:第一代 父

第二代 甫 斧 驳 爹 布 ……

第三代 脯 莆 辅 圃 埔 ……

第四代 溥 搏 傅 ……

第五代 薄 簿 ……

第六代 礴 ……

汉字结构类型实际上由基础构件直接决定或间接促成。汉字为实现既定功能需选择与其形音义相契合的基础构件,虽然构件被选择的同时会带入本身的功能,但基础构件进入构字环境会适时调整原有音义信息,以适应整字功能的需要,两者之间遵循统一性法则,这也是汉字衍生不绝的源泉。

四、结语

汉字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构形方式一直不断演变。在仿拟、优化、衍生三个形成机制的作用下,演变过程大约可分为形化、意化、音义化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演进过程中,“汉字构形系统在结构方面由平面组合发展为层次组合,象形结构转化为音义、会义结构;在构形要素方面,要素功能由表形发展为表音、表义,要素形体最终也由象形转化成了音义符号。”(12)王贵元:《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汉字构形演进除了汉字系统自身原因之外,还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动因。历史文化不仅影响汉字造字取象,也对汉字形体和结构变化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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