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志强

那一年暑假，我拎着人造革的旅行包来到沙井子姐姐家。就像福克纳小说《熊》里的小男孩遇合大森林里的熊，我遇见了《福克纳评论集》，而且，莫名其妙地购入。我还没看过福克纳的小说。就如同我有一本评论《金瓶梅》的书，却得三十多年后才能读到评论的对象，小说的本尊。

现在的阅读捋顺了，先读作品，再看评论。读出自己独特的发现，把别人的书读成了自己的书。但那个年代颠倒了。1977年考入师范，文艺理论课所批判的对象是后来被赞扬的作家，比如赵树理等，我也是没读过作品，仅从预设的理论到理论，空对空导弹，只是增加了好奇，作品到底怎么“反动”？等到多年后，看了作品，发现并不“反动”。作品反过来，否定我掌握的理论——理论是一种利器，找不到目标，会怎么样？

幸亏我在《福克纳评论集》扉页记下了购书的时间和地点：1980年8月8日，购于沙井子。沙井子有个小书店，50多平方米。沙井子是我念高中的地方，那里有拖拉机修配厂、棉纺织厂、医院、学校、邮局。我姐姐是棉纺织厂的纺织女工。

父辈——三五九旅的老兵，上个世纪50年代初，来到这片万古荒漠，屯垦戍边。戈壁荒漠仅有一口枯井——沙井子，那片荒原就此获得了名字。到了荒漠变绿洲，沙井子成立了一管处，相当于旅级建制。其建筑，多为俄罗斯风格。一管处管辖三个团——军垦农场。我所在的一团，前身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出过共和国23位将军。绿洲的面积，仅是“邮票大”的地方。

师范毕业前夕，响应号召，我们全班纷纷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是一种宣誓仪式。我在姐姐家等待，分配揭晓，唯有我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天山峡谷里的一个化肥厂任教。县级企业。春天，我得了肺炎（包含了孤寂和失落），滞后报到。《福克纳评论集》第1版的时间为1980年5月，恰好我去200公里外的化肥厂报到，学校已开过了学。冥冥之中，那本书到达沙井子书店，在耐心地等待着我，就如同我小时候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意为进去出不来）寻找一箱不存在的“童话”，跟随着一只耐心的火狐出了沙漠。人找书，其实是书等人，得等到恰当的时候，人与书才能遇合，往往成了一种仪式，就如同多年后读《熊》，小男孩每年进大森林遇合一头叫老班的大熊，放弃了表和枪，成了一种庄严而神圣的仪式。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故事。

插图：王天用

1980年初，还发生了一件事。父亲离休回浙江的老家。临走前，他叫连队的木匠给我打制了一套家具，意为在新疆安家。还给了我一个旅行包，那是他几年前回浙江，路经上海的亲戚家，购了一个上海的旅行包。旅行包意味着旅行。

人造革的旅行包天蓝色，那是沙漠地带晴朗天空的颜色。等到1982年我调到浙江父亲的故乡，我发现，那也是大海的颜色。在我眼里，沙漠是凝固的大海，大海是涌动的沙漠。不过，1980年，像一个宿命，我已做好待在天山峡谷的精神准备：进去出不来。挪个地方很难，据说那是个鱼篓子。我欣赏存在主义提出的自由选择，但我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地驻扎着宿命。

似乎旅行包装有我潜意识的冲动——去远方，在途中。多年后，我的记忆里留着两个物件，家具是留，旅行包是走。我没把家具当一回事。父亲郑重其事地让我验收家具时，我很淡漠，仿佛看到的是别人的物件。我没说出：你们把我带来，又把我撇下，你们自己回老家了。

这种委屈，加上分配的失落，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把家具移交给姐姐，再没见过父亲留给我的家具了。可是，我拎了他给我的旅行包——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去姐姐家，还要返回峡谷，旅行包里增加了《福克纳评论集》，评论在等待着作品的出现。我找不到福克纳的小说，只能读评论集里引用的片段。峡谷里有的是时间。

我向往评论所指的《熊》。沙漠在我想象中置换为森林，那是熊的故乡。小时候，我梦绿过沙漠，还得意，父亲那一辈费了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才把沙漠边的一小块开垦成绿洲，我，一个小孩，仅一个梦，就轻松地把沙漠腹地梦绿了好大一片。我还向同学炫耀我的本事，进而，托羊倌、勘测员，进沙漠时，注意有一片绿洲——从而印证我的梦的真实性。高中毕业下连队，我报名参加伐木小组，进沙漠腹地的原始胡杨林砍椽子。那时，很幼稚、单纯，心智发育迟钝，我竟然把原始胡杨林当成我的梦的结果。带队的一个排长——老兵笑话起我：要是做梦能把事情干成，我们还用得着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跑到沙漠里边干什么？你呀，就是想偷懒。他的话，竟和我父亲说得差不多。

渐渐地，我能够理性地划分梦想和现实的界限。不知怎地，小时候梦绿沙漠的细节，执着而又反复地浮现，我也觉得小时候的我很可笑，把梦境当成了现实，可是，我像《熊》中的小男孩一次又一次去大森林遇合大棕熊，以至于成了个意向：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有一片被我梦绿了。《熊》的结尾，那片大森林经过砍伐，渐渐消失了，可我梦里的那一片绿在我的想象中至今保留完好。起码，在那“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里，安放着别人看不见的一大片绿。梦也是一种存在。

峡谷里的日子，因为情绪低落，雪峰，松林，温泉，河流，那些大自然的美妙，我没能悉心领受，好像我是个局外人，保持着“暂时待一待”的状态，所有的文学书都装在旅行包里，似乎“说走就走”，却不是容易走出去。记得热心的同事、朋友，打了野味，给我过生日，闹腾了一夜，宿舍里像结束了一场战斗，满地满桌都是空酒瓶和空酒杯。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没说出过错了生日，那是我大半辈子过的唯一一次生日，还过错了。后来，我再没过过生日——瞒天过海。何况，我的生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缺乏明显的标志。

《熊》有三个版本。一是长篇小说，《去吧，摩西》，福克纳最初是作为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来写，熊的故事为份额最大的若干章节；二是中篇小说《熊》，即把男孩艾萨克与大熊老班的故事抽出来，独立成书；三是短篇小说《熊》，删减了枝枝蔓蔓，保留了一个小男孩与大棕熊遇合的故事。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陆陆续续“遇见”，之前，还在《世界文学》福克纳作品小辑里见到。于是，我像小男孩艾萨克遇合大熊老班那样，每到一座城市，像朝圣一样，迫不及待地去大型书店，仿佛看过了书店，就认识了一座高楼如林的城市。我的书架，设了一个福克纳书柜。到了本世纪，朋友知道我喜欢福克纳，出示新版的《福克纳评论集》（修订本），我有点自豪，有点得意，拿出了1980年版。我用了《熊》中的一个词，说：现在，评论终于和小说遇合了。我觉得，先购评论集，没受冤枉和委屈，但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还有，沙井子那个小书店，进这本评论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冷清的小书店只有一个店员，他并不喜欢文学。我当时，也是饥不择食，并不知道福克纳的名气和经典。我这大半生，做过诸多莫名其妙的举动，此为一个小例。

有些事，不知“内幕”，就以为很神秘，仿佛被一种神秘的无形的东西掌控着，这也导致了我顺其自然的宿命感，好像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之掌。1982年6月，我的调令到了，可是，化肥厂管调动的一个主任，不说到了，也不说没到。我也不能点穿已到了，一卡半年，我不知为何被卡住？校长是个上海支边青年，曾给我多本从上海寄来的外国小说，他有意让我当他的副手，还说：厂党委将要发文任命。我说：我要回老家。我恳请他去阻止发文，因为，发了红头文件我不接受，那不就是为难组织了吗？我这个人一直有组织观念。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一只大雕，像一块乌云笼罩着我，轻易地叼起了我，然后飞下山。

之前，我还请了探亲假，父母还乡，我有了理由，我回父亲的故乡，找到了接收单位，教育局发了调函。旅行包发挥了旅行的作用，中转上海舅舅的家，我到书店购了十几本小说。小说像旅行，待到年底，又跟我回老家了。

其间，打长途电话，获知报到最后的期限为年底，只剩一个月，我急了，终于知道，另一个来头很大的调令挡住了第一个调函——回故乡之路。

我的经历里，有许多贵人相助。那一回却是帮倒忙。我赶到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部长也写小说，他点名要我到阿克苏报社。那天晚上，他要我住在他家，他松口放了我。我总算知道了其中的秘密。我想起了梦中的大雕。我进深山泡温泉途中见过，它在山顶的岩石上俯视过我。它俯冲叼羊是轻而易举之事。

距岁末，尚剩十天，放弃了多年积累的物品，轻松启程，拎起旅行包，搭了运煤炭的卡车，匆忙赶到了乌鲁木齐。没有座位，只有站票，我乘上前往上海的特快，53次，三天两夜。那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拥挤的一趟列车，别说走道，连厕所也挤满了旅客。

不得不将旅行包当凳子。包里装了鼓鼓囊囊的书，包括《福克纳评论集》。好像它超越时空，去找它的对象：福克纳小说。根本看不成书，拿出书，只能摆摆样子，时不时有旅客绕过，跨过。憋着屎尿，到一个站，抓紧时间卸“包袱”。克制着尽量不喝水。左右、前后，身体顺从着列车的运行或停止作出摇晃的反应。

终于瞌睡得支撑不住了，像在沙漠里一样，老是要出现幻觉。我发现了一个可供睡觉的地方：椅子下边的空间。我像军事演习一样，紧贴地板，钻了进去，几乎是量身定制，平仰躺着——唯一的一种姿势，我的鼻尖微微顶住椅板。2009年，《文学港》杂志主编荣荣对我挺拔的鼻子有一句评语：鼻子高高，主意大大。评鼻子，也评了人。鼻是人脸上的一个制高点。随着列车的节奏，尤其逢了紧急刹车，我的鼻子就受苦：狠顶一下座椅板。

可能是即将抵达上海站的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拎着旅行包出站，忽然感觉很轻。我这个人常常丢三落四，记得2007年，去杭州的枫林晚书店，选了一大摞书，付了钱，转身走。过了几个小时，接到书店打来的电话，我这才想起书丢在店里了。热心的店员将书送至我入住的宾馆。感谢过后。我说：付过钱，我以为它们会跟我走。

我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拉开拉链，发现包里空无一物，旅行包的外表还保持着“充满”的形状。我焦虑了，什么时候，书都趁机逃离呢？我哪一点亏待了书们？4岁，父亲接我到农场，26岁之前，我没出过那片“邮票大”的绿洲。20多年的生活，都装在了一个旅行包里，包括调动的文件。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仿佛那20多年白过了。我的脑袋也空了。我记住了梦中强烈的焦虑，我无法证明我是谁了。

惊醒，解决了梦中的焦虑。拉开拉链，所有的东西还在。上海中转，乘列车到达余姚。办了手续，我松了一口气。办事员疑问：调令发出了大半年，怎么才来报到？我只是抱歉，说来话长，一笑了之。仿佛我喜欢做惊险动作。

在江南的故乡，好多天，我还像乘在火车上，那火车的节奏已内化，似乎血管，神经，心跳，还传达着火车的节奏，走在路上，因为身体里的节奏，我总有不真实的感觉，总觉得还在列车上。确实，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突然踏在江南水乡的地面上，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唯一的真实是我没拎旅行包。

我隔段时间，就进一趟城，仿佛书店有我向往的书在等待我。我为多位经典作家设了专柜，购入一本，好似我把他们家族成员找回来一样。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超越时空，共聚一室。有时，我在书房吸烟，忽然想到某一本书里的人物受不了烟味，我就摁灭烟火。福克纳的小说，我重复购入了不同的版本，好像对那本评论集，有了一个交代，看，我把你评论的对象都召集过来了。像一个被架空的论点，终于找到了有力的论据。评论和小说终于可以面对面“相认”了。

就如同《熊》中名叫艾萨克·麦卡斯林的小孩10岁起，每年一次，随大人进未开发的荒野——大森林，去相会一头叫老班的庞大而古老的熊。对小男孩而言，那是每年一次庆祝老熊狂暴而不朽的盛典。每年，我会阅读卡夫卡、海明威、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的作品，或一篇或一章或一段，像一种朝拜仪式，立即会进入一种熟悉的氛围、语境。

福克纳的《熊》，单行本，李文俊译（我喜欢李文俊译本的语感）。2022年3月，这一次，福克纳专柜里，《熊》失踪了，就像伐木公司侵入森林，森林衰退，老班死亡。我翻来覆去，找不到《熊》，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封面，像沙漠一样的底色，一个“熊”字，一个爪印，那是巨大的熊掌。仿佛是熊留下的证明它存在过的掌印——故事开始之前，男孩未出生前，森林和大熊已存在了。我想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原始胡杨林。

1974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农场的连队接受“再教育”，那是绿州最偏远紧挨着沙漠的连队。恰逢“春耕备耕”，照惯例，组织一个伐木小组进沙漠腹地砍椽子。我积极报名。一个老排长（老兵）带队，两辆胶轮车（四匹马拉一辆），半夜出发，在望不到边儿的沙丘之间穿行，强烈的阳光照得沙子发出耀眼的金黄，那是死亡的颜色，也标志着时间的永恒。太阳当头照，仿佛从沙地里长出来一样，胡杨林渐渐出现，而且，规模渐渐增大。我记得，我带了蓝色的旅行包。

我们仅在胡杨林的边缘宿营，一条干枯的河床旁边，有一个河湾，河湾里有一潭水，那是洪水掏的一个坑。我们惊动了野鸭，惊飞的声音打破了荒原的寂静。

为何不往原始胡杨林的深处去扎营？老排长说：里边到处都一样，那会迷路。

我畏惧“都一样”。

分为两组，两人一组。我和老排长一组。规矩是：两人相隔百把米，并行前进，隔个半小时，双方要联系一次，一呼一应。

我记得第一次砍树枝——选择了一根可当椽子的枝杈，砍下去，我愣呆了。因为，我发现，树的另一边，是一根对称的像胳膊一般粗的树枝，在颤抖。现在想起，那像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做出停止行动的手势。

就像小男孩艾萨克进入森林的一片空地，时间停止了，周围寂静。长满胡杨的沙地，阳光耀眼，风也屏住了气，可是，那根树枝的颤抖，让我停止了手中的斧头。我喊老排长。

一棵胡杨上的两根分枝，像一个人的两条胳膊，我砍这个，那个在颤抖。老排长说：树疼了。

傍晚，返回宿营地。另一组，只回来一个。老排长一问，原来，他俩在连队有矛盾——尿不到一个壶里。起初，一个喊，一个应。那个青年说：有一次，我喊，他不应，我就懒得再喊了。

找回来，那个“闷葫芦”已奄奄一息了。喝了水，他缓过气来。老排长让他俩握手言和。谁也不伸手。老排长说：先打后和。也不愿打。老排长就抓住双方的手，去打对方。老排长说：不打就和。两人勉强握手，竟笑出来。

我记住老排长当时的话：还笑得出来？绿洲里有气，不要带进沙漠里，那可是要命的事情，沙漠可不在乎你们有什么气，到这赌气，就会断气，不愿搭档，我偏叫你俩搭档，是儿子娃娃就不记仇。

儿子娃娃是男子汉的另一种说法。仇恨是魔鬼，我“不记仇”的性格跟童年、青年时代生活的环境有关。原始胡杨林中待了三天，我终于没拿出旅行包里的小说。晚上，月亮，马灯，露宿。早晨起来，眉毛、胡子都染了霜，像一夜之间老了一样。我记住了那根颤抖的树枝，有时，我还会张开双臂，模仿那棵胡杨林，摆动，然后握手。父辈垦荒前，沙漠腹地的胡杨林早已存在了。

找不到《熊》，我就翻《去吧，摩西》。长篇小说里装着一个中篇小说，我还提取短篇小说《熊》。我不看结局：老班死了。我重温小男孩一年一度去拜会大棕熊。那是提醒我：“勇气、荣誉、希望、自信、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永存”——此为威廉·福克纳于1950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的话。《熊》超越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