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涵馨 吴佩秀

关键词：唐宋时期 明州 日本 僧侣

对外文化交流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其中与日本为主的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以佛教僧侣为媒介，创造了跨国间的文化交流盛景。6 世纪，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后，得到了日本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等的开拓，中日佛教僧侣的交流不断延续，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形式。至唐宋时期，中日之间的僧侣交流达到高峰，其中很多与明州有着密切关联。作为古今闻名的港口城市、久负盛名的“东南佛国”，明州见证了中日两国僧侣交流的历史，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唐宋时期明州地区中日僧侣交流活动的背景

唐宋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与外邦的交流规模逐渐扩大，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日趋丰富。明州地区中日僧侣交流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一）唐宋时期的中日关系

有唐一代，中日之间交往密切。在唐代289 年的历史中，日本共19 次向大唐派遣遣唐使（其中成行12 次）， a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多方面交流。遣唐使肩负着汲取唐朝的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知识，并带回日本普及推广的任务。遣唐使由使臣和随行人员构成，其中随行人员中最主要、人数最多的是前来唐朝学习的留学僧 。b这些留学僧分为学问僧、请益僧和还学僧，入唐后以朝拜圣迹、研习佛法、收集佛法相关的书籍、器具等带回日本等活动为主，同时也结交唐代的文人，学习儒家学说等，为日本国内佛教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藏书基础。如道昭在长安师从玄奘学习法相宗的佛法，回国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灵仙因精通梵语和唐音，成为唐代唯一一位参与翻译经书的日本僧人。

宋代时由于中日两国执政者的认识和诉求未达成一致，两国并未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宋朝延续“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多次以“御笔文书”等方式催促日本“遣使来朝”c，试图重新建立中日之间的朝贡册封体系;而日本则对宋朝“来朝”朝贡的催促表现消极。据《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政府对通事僧仲回带回国的明州地方“自移牒报”的“赐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牒文持不予理睬的态度，而且日本答复宋朝皇帝“御笔亲书”的“大宋国返信”是以太宰府名义所写。宋方以两者级别不对等的原因，对其代表的官方性不予承认。其时，中日交流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以巡礼求法为目的的僧侣才能进入我国。由此，僧侣成为本时期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

（二）唐宋时期中日对佛教文化的态度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许多佛教流派在中国建立。

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大多对佛教持尊崇扶持的態度。唐代，统治者大力支持修建佛教寺院，给中外高僧以很高的礼遇，甚至将佛教概念纳入相关法律体系中，从律法层面保障了佛教的发展。唐代出台了专门的宗教法典《道僧格》，在《唐律疏议》等律文中，有专门针对佛教徒及相关人员的规定。宋代朝廷延续了对佛教的支持态度，不仅派遣队伍赴印度求佛法，还恢复了唐代元和年间中断的佛经翻译工作。凭借海上丝绸之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日本僧侣搭乘商船来宋交流的情况络绎不绝。宋天禧五年（1021），纳入政府登记的僧尼约46 万人，寺院近4 万所，一时佛法隆盛。佛教文化从上层阶级逐渐向下容扩，民间念佛结社等活动十分流行。

唐宋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一直是仰慕并学习的。佛教自5 世纪自中国传入日本后，便得到了日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自中国传入的佛教使日本摆脱了神话宗教的时代，开启注重内心修行的社会风气。唐宋时期，遣派使者的日本天皇皆要求遣唐使来唐后广集经书讲义、古献书籍带回日本，丰富其社会文化。

二、唐宋时期明州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唐宋时期，明州成为中日僧侣交流的枢纽城市，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密不可分。

明州拥有便利的港口条件，自古以来航海贸易活动往来不绝。唐代造船技术的发展促使江浙沿海的中国、朝鲜、日本海上贸易逐渐兴起，明州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主要港口。宋代，由于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因此商船成为日本僧侣进入我国的唯一交通工具，中日僧侣多乘来往的商船往返于明州和日本之间。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便是搭乘宋商孙忠之商船于三月二十七日抵达明州。d唐宋时期，日本僧侣进入我国需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先由接收到外邦僧侣的地方政府向朝廷呈报，朝廷同意后批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方可给予外邦僧侣通关文牒等信物以便其在各地巡礼求法。从申请到下发文牒的时间，日本僧侣不得出明州地界，他们客居于地方寺院，结交寺庙内的僧众，进行学习和交流。

明州佛教氛围浓厚，与禅宗有很大渊源。一方面，明州佛教文化孕育于南北朝时期本土化的禅宗文化，明州毗邻天台国清寺等名山禅寺，与周边区域佛教文化联系紧密;另一方面，明州本地有众多知名寺庙，如禅宗的“五山十刹”中，明州占了二山（天童寺、阿育王寺）和一刹（雪窦寺），至今被日朝僧众誉为“圣地”，闻名于海内外。

三、唐宋时期中日僧侣在明州留下的历史足迹

7—13 世纪，中日僧侣的交流达到历史高潮。唐宋时期，明州地方寺庙数十所。以明州城中的开元寺、开明庵，郊外的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为首的寺院，承担了接待和安置日本僧侣及使者的任务。日本僧侣在客居明州期间，与明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

（一）惠萼、真如太子与开元寺

唐朝廷要求“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开元二十八年（740），明州开元寺建立，规模宏大，僧众云集，吸引了众多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侣，惠萼便是其中一位。惠萼是9 世纪中期活跃于中日之间的一位日本僧人。据资料考证，惠萼至少五次往返于中日之间，为两国佛教事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大中十三年（862），惠萼入唐至五台山巡礼求法，恭请观音像携之回国，途经明州，入住开元寺，将观音像置于舟山普陀，后开元寺僧人道载又将观音像请至开元寺供养。唐代《宝庆四明志》、日本《佛祖统纪》等均记载此事。惠萼与不肯去观音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多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版本，为后世津津乐道。惠萼最后一次访华时，随日本真如亲王抵达明州。两人同游了开元寺，自此真如亲王开始与开元寺的交往。87513CCA-7A1A-4DBA-AEBB-FA7186847126

真如亲王是日本平成天皇第三子，也是入唐僧空海的十大弟子之一。大唐咸通三年（863），真如亲王及其随行僧侣乘船于九月三日入明州境，九月十三日进入明州城。同年十二月，地方官府收到来自京城的敕符，准许真如一行人入唐求法。在等待敕符的三个月时间内，真如及随行僧众巡礼于开元寺等明州寺院。日本文人都良香在其《都氏文集》中收录了《大唐明州开元寺忠明一首并序》，其记载了当时真如亲王的随行僧人贤真在开元寺的活动。当时开元寺内禅宗法器种类繁多，唯独缺少钟鼓，贤真应寺内长老相求，答应捐赠铜钟。贤真回到日本之后，铸造铜钟送至明州开元寺。后世开元寺几经变迁，铜钟最终和开元寺一起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但铜钟铭文却被保留下来，成为中日僧侣友好交流的有力证明。

（二）荣西、道远和天童寺

江南佛教以禅宗为盛，南宋宁宗时期禅寺被划定为三个等级：五山、十刹、诸山。“五山十刹”中，除“十刹之七”福建福州的崇圣寺，其余禅寺皆在浙江境内，可见当时浙江禅宗佛教的盛行。宁波天童寺位列“五山之三”，在唐宋时期成为禅宗传入日本的主要渊源地。

日本镰仓前期，僧人荣西曾两度入中国宋朝求法。荣西与天童寺结缘于第二次入宋时，此次入宋目的有二：一是经宋入印度朝拜巡礼，二是参访禅德。《兴禅护国论》中记载，荣西第一次到中国宋朝时便与明州广惠寺一位知客求禅宗法旨，可见其对禅宗的兴趣由来已久。第二次来求法时，因西南战乱赴印度受阻，荣西到天台从虚庵禅师（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禅师）学习禅宗五大流派之一的临济宗佛法，后又随虚庵禅师来到天童寺。三年后，荣西自明州归国，虚庵禅师将“至六祖而不传”的法衣授予荣西，并赠临济宗法器书籍等。荣西归国后，在日本弘传禅宗临济宗。值得一提的是，荣西也参与了天童寺千佛塔的建造，当时建造千佛塔时缺木材。荣西返日后，筹巨木渡海送至天童寺。《天童寺志·千佛阁记》有言：“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便是记载这段象征中日友好交流的佳话。

荣西之后，其学生道元受其影响，与明全（荣西弟子、道远老师之一）等僧侣于1223 年一起来到中国南宋。道远先挂锡于天童寺，随临济宗杨岐派无际禅师参学两年，不得其道，又至杭州、台州等地寻访禅师，后归天童，结识天童寺曹洞宗传人如净禅师，并留在其身边参禅求道。由此，道元便继承了如净禅师的法席，成了第一位真正师承天童曹洞宗的日本僧人。1227 年秋，道元辞别如净禅师回国，开创立了日本曹洞宗。

（三）鑒真与宁波阿育王寺

鉴真五次东渡日本，历经艰辛，其中第三次东渡和宁波阿育王寺有一定渊源。鉴真为唐代律宗名僧。天宝三年（744），鉴真一行第三次尝试东渡，因船在舟山海面触礁而破损，“水米俱尽，饥渴三日”，最终鉴真及同行被官府安置于明州阿育王寺。客居阿育王寺时，鉴真受明州当地僧人邀请，开讲授戒，僧众和百姓云集，各地等地僧众也闻讯相邀鉴真授法。然而此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插曲：越州僧人知道了鉴真东渡的计划，为留鉴真，向官府状告日本僧人荣叡引诱鉴真和尚东渡。山阴县尉派人缉拿荣叡前往长安，途中荣叡借病脱身，设法回到明州与鉴真汇合，之后一行人辗转各地，终于于天宝十二年（753）搭乘遣唐使返日的船只渡日成功。后鉴真于日本东大寺开坛传戒，又在日本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成为闻名中日的佛教传教和尚。

四、唐宋时期明州地区中日僧侣交流的历史贡献

唐宋时期的中日僧侣交流并不局限于佛教方面，在两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建筑营造等多个层面的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日本奈良时代开始，从中国返日的僧侣均带回数量庞大的典籍经卷。玄昉携回五千余卷经书，最澄、空海等八位来中国唐朝交流的僧人共携回经卷1696部2524 卷。奝然、成寻等来中国宋朝求佛法的僧人也积极收集当时的经卷带回日本。如成寻寄回的413余卷册的汉典籍中，有宋皇帝特赐的278 卷新译经，也有其本人搜集的包含《景德传灯录》等在内的175卷册典籍。这些典籍的传入，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国内中国典籍的藏书量，促进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认识。北宋先进的印刷术通过宋皇帝赐奝然的《大藏经》及其他经书传入日本，推动了日本佛经刊印业的发展和佛典研究，为佛教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代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侣将当时失传或已经少见的经著带回中国。日僧奝然来华，“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成寻、寂照入宋也带来了当时散佚的许多经卷和书籍，延续了国内相关书籍的流传。

大部分入唐的日本僧侣是遣唐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官方遣派的使者，他们本身就承担着交流国情、传达朝廷意图的责任。在宋代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僧侣的来往对于统治者了解彼此国家国情、表明国家立场具有独特作用。如来华僧侣在求法途中所撰写的著作，记录了其巡礼求法之见闻，如圆仁和尚的《入唐巡礼求法》，许多日僧在此影响下来到中国。北宋时，日僧奝然获得天皇允准的文书入宋面见宋太宗时呈上日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以阐明当时日本的官职体系和天皇王室体系。

中日僧侣来往交流还推动了中国建筑、雕刻、铸像等营造工艺的海外传播。曾自明州阿育王寺东渡日本的鉴真将当时最先进的干漆造像技术带去日本，推动了日本造像技术。荣西、道远等僧侣回国后创建寺院，其建筑风格和布局也多效仿明州的禅宗式建筑风格。道元弟子彻通义介入宋后，收集了“天童山规矩及大刹丛林现规记录”，绘制了天童寺等南宋江浙五山十刹诸寺院的建筑图，为日本禅宗寺院建造及之后日本五山十刹的修建提供了模范样本。20 世纪日本学者村上博优通过考察发现，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宋代石狮出自明州工艺，雕刻石料也运用了明州梅山石，佐证了雕刻等工艺通过佛教交流在日本传播的事实。87513CCA-7A1A-4DBA-AEBB-FA7186847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