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婷

关键词：翁达杰 《猫桌》 成长小说 文类 飞散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 ）出生于英国前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曾在伦敦生活，是加拿大现当代诗人、小说家、编剧。因位置迁移造就的混杂身份是贯穿翁达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不断挑战传统文类的边界是其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色。翁达杰2011 年出版的小说《猫桌》以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移民浪潮为背景，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讲述11 岁的男孩迈克尔独自乘坐轮船，离开家乡斯里兰卡，漂洋过海远赴伦敦投奔母亲。热衷于后现代叙事手法的翁氏却选择成长小说这一传统文类，以挪用和改写的方式建构“飞散”群体的主体言说。论文将具体考察作者如何借成长小说的跨界之魅实现“飞散”群体在特定语境下的成长模式书写。

一、拼贴与虚构之间的探险叙事

成长小说发端于德国，繁荣于英美，距今已有220 多年的历史。这一小说体裁历久弥新，日益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尤其深受英美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们的欢迎，成为他们表达独特人生体验、追求自主性的绝佳体裁。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翁达杰亦选中了这一文类。《猫桌》的主人公成年后感慨：“改变我的，永远都是那些陌生人，在我人生各式各样的猫桌上。”a“猫桌”指的是“奥朗兹”号轮船上一群“最没地位的人”的用餐地，与“船长的餐桌”形成鲜明对比。小说重点呈现的正是这些看似最为卑微的“陌生人”给男孩的性格、心理及世界观带去的改变，而塑造一个动态的、“成长着的人”是成长小说的核心特征。b但《猫桌》的魅力不止于此，它的突出特点还包括以空间位移为标记的探险叙事。主人公迈克尔11 岁时独自一人乘坐奥朗兹号轮船从斯里兰卡出发，途径阿拉伯海、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后到达英国伦敦的蒂尔伯里港与母亲相聚。由位置变换引发故事人物的心态变化、情节突转同样是作者力争展现的。“我孑然一身的事实，本身就是一场历险。我没有家庭的负担。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原本孤单的旅程因为认识猫桌上两个同龄男孩——叛逆的卡西乌斯和谨慎的拉马丁而变得惊险刺激，整艘轮船都成为他们的探险乐园。“你必须竖起耳朵，睁开双眼。外面是个课堂。”猫桌上的人不断提醒着小迈克尔，要借由这次探险旅程去了解那些学校里无法教授他的东西。

小迈克尔与作者年轻时的经历颇为相似：生于锡兰，经历了父母离异、伦敦求学以及一次失败的婚姻，成为作家后亦定居于加拿大。或许是为了防止读者将其误读为自传，翁氏特地在小说末尾附上声明：“《猫桌》这部小说虽然有时使用了回忆录和自传的笔法及地点，可它是虚构的——从船长、船员、船上的全体乘客到叙述者本人皆然。”其实，即便作者不作此声明，细心的读者依然可以读出其虚构的本质。例如，仅凭年幼时的记忆就将“奥朗兹”号轮船构造以及船上人物的前世今生勾勒得如此翔实丰富是不现实的。“出处说明”也佐证了这一点：斯里兰卡的《每日新闻报》为“赫克托爵士”的故事提供了蓝本，三列桨船的资料摘自约翰·R·黑尔的《海之王》。可以说，翁氏利用成长小说的兼容性，将虚构的本质推向极致。

近年来，在杰德·埃斯蒂、萨拉·格雷厄等学者对西方成长小说史和审美分析的启发下，批评家们不断发掘成长小说作为文类的跨界性和延展性。年轻白人男子的传统成长小说惯用的线性叙事在《猫桌》这里则被打碎重组，变成插叙回环式的记忆拼贴，叙述视角主要在成年和少年迈克尔之间跳转。文本在推进情节铺展的同时，不断进行个体记忆主题的碎片化书写。“待旅程结束时，他们的观点已水乳交融。回想起来，我不再确定是谁给了我哪条建议，或谁和我们是朋友，谁欺骗了我们。”时空跳转和记忆拼贴给人带来不确定性、割裂与游离感，这或许正是翁氏力图呈现的“飞散”人群成长的心路历程。

二、继承与改写之间的女性叙事

经典成长叙事中，女性作为男性成长道路上的配角处于从属地位，很难有自己的成长。然而，《猫桌》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做了调整：她们作为独立的存在，引导或保护了男主人公。迈克尔的表姐艾米丽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为及性格，其成长线也贯穿于整部小说。“我”在踏上轮船后惊喜地发现表姐也在，“因为她比我年长，所以我把她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做人准则”。表姐不仅在“我”踏上旅程之前就已经对“我”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轮船上，她的无心之举亦唤起了“我”进入青春期的欲念：“我体内这股生命的动力，是快乐还是悲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孤单了好久。”小说穿插讲述了艾米丽的成长环境、在奥朗兹号上的遭遇，以及在英国及加拿大的生活。成年后的“我”仍旧放不下艾米丽，在加拿大的某个海岛上找到了她，二人共同拼凑当年在奥朗兹号轮船上聋哑女孩拯救父亲的细节，才逐渐获悉“真相”并救赎彼此。

他们想要获悉的真相有关聋女阿桑沙以及她被囚禁的父亲。表面上看，是犯罪的父亲拖累了女儿的一生，但深入文本细节后，我们发现，阿桑沙始终在营救父亲的道路上主动出击并获得成长。她与戏班的同伴共同设计了船上的隐蔽便衣，形成一暗一明的两股力量给警探带去迷惑;她伪装成恐惧海水的柔弱聋女，最终却能够含着手铐的钥匙，勇敢地和父亲一起跳海逃生。“她匆忙地向但凡可以藏身、让她躲到父亲找到她为止的陆地奔去……開始新的生活。这不也正是我们自己靠岸后要做的吗？”成年后的迈克尔在获悉当年的越狱真相后，亦从中获得了飞散人群在新陆地生存并发展的力量。

除了在情节上的调整，《猫桌》在篇章安排上也颠覆了传统成长小说中对女性角色的把握。她们不仅仅是点缀，比如作者用“一个澳大利亚人”“那个女孩”“阿桑沙”等单独章节讲述女性的故事。在甲板上练习滑冰的澳大利亚姑娘，在不小心撞伤膝盖并流了很多血的情况下，迅速爬起来接着练习，这样的果断坚毅让作为旁观者的迈克尔既惊异又敬佩。作者在介绍“猫桌”上“老处女”拉斯凯蒂小姐的故事时，直接附上她占据多个篇幅的书信来推动故事情节：她将试图引诱迈克尔犯偷窃罪的男爵劝说下船，真实地保护了小迈克尔，并试图开解深陷情感危机的艾米丽。不论是艾米丽、拉斯凯蒂还是阿桑沙，她们不再是被动等待男主人公拯救的弱者，也不简单服务于男孩的成长。她们的成长线或深或浅，与男性角色的成长线相交、扭结。

三、解构与建构之间的飞散叙事

恰如其他任何一种文类一样，无论成长小说如何演变，都不可能脱离滋养其创作者的社会土壤，文学范式的转化与社会和文化的氛围密不可分。《猫桌》的故事开始于1954 年，恰逢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起有色人种的移民浪潮。与此同时，亚非拉等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运动也渐入高潮。在这股全球性大规模移民浪潮中，迈克尔、卡西乌斯和拉马丁三个男孩以及表姐艾米丽都被送去英国接受西方教育，他们将在全新的文化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丰塞卡先生怀着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之心去英国当文学和历史老师;慈善家赫克托爵士家财万贯，但出于对西方医学的“充分信任”，执意漂洋过海到英国求医，却不料丧命于中途……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无所不及，前殖民地国家人口移居西方世界。这些移民群体就是《猫桌》重点讲述的边缘人——“前殖民地飞散群体”或“第三世界飛散群体”c。

关于diaspora 的中文释义，学术界的争议方兴未艾，通常被主流广泛认同和接纳的有：离散、流散和飞散。离散注重离开祖国散居海外的凄苦之感，有被迫迁移的意思，而流散可囊括主动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童明教授经过思辨后认为，“飞散”既能唤醒辞源本意，又能体现旧词重构的新意，少了些离乡背井的悲凉，多了些生命繁衍的喜悦。而这种释义与翁氏借《猫桌》这部成长体裁要表达的内涵较为契合。首先，除了聋女阿桑沙在海中奋力游向陆地的意象，小说提供了较多关于飞散的象征和隐喻。例如，来自斯里兰卡的植物学家丹尼尔斯向男孩们展示轮船底部隐藏的巨大植物花园。在他的生动解说下，植物变得聪明而有灵性，懂得运用空气动力学保护自身、汲取养分。在某种程度上，奥朗兹号上承载的不同个体就像身处海洋花园中的植物，他们携带着自身的花粉或种子预备上演一场文化意义上的传播繁衍之旅。其次，虽然小说在时空设置上频繁跳跃，但大的框架还是保持了启航、旅程以及抵达的完整过程，预示飞散人群的崭新人生。小说结尾写道：“扁舟奋力驶出薄雾，他们登上船。人生所有的篇章注定这样来临。”从“通过仪式”般的框架设计和开放式结尾的寓意来看，作者对飞散人群的成长前景怀有一定希望。

然而还要看到《猫桌》在处理传统成长小说隐含的理想主义时的解构倾向。同样来自斯里兰卡，经历奥朗兹号的旅行来到伦敦，拉马丁却英年早逝。活在英国亚洲社区的拉马丁“被昔日故乡久久不散的幽灵魂牵梦萦”。为了安慰失恋的女学生，拉马丁找到了她暗恋的少年，却被其用匕首抵着胸膛威胁，没过几天便离开人世。女学生比拉马丁晚来英国，作为下一代移民却更能适应新的国家，很快忘记伤痛并开始新的生活，二者形成鲜明对比。飞散的思绪至少涉及两个具有特定历史、政治内涵的场地。《猫桌》中的大部分“边缘人”都符合这一客观设定。然而，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飞散者，未必人人都有飞散意识：他们或在孤立中枯萎，或向同化的力量投降，无法实现文化翻译。照此标准判断，拉马丁和他的女学生均不能称作飞散者。谨慎、保守的拉马丁失败了，叛逆的卡西乌斯和“我”却在“第一世界”分别以艺术家和作家的身份生存。作者似乎借此暗示，飞散者既要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也要学会用另一种文化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文化差异，力求在新环境中繁衍出新的文化。

四、结语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曾言，第三世界的各飞散群体保存着各自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历史创痛的记忆，他们是“文化和政治性飞散者”。其飞散经历转化成文化实践，可使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发生蜕变。d《猫桌》借助成长小说的外壳描摹了飞散群体的成长路径，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逆流而上、在新的陆地蓬勃生长的正向力量。至于主角迈克尔是否能被视为成功的“第三世界飞散者”，作者的态度则体现出一定的含混。一方面，翁达杰力图摆脱传统西方文学框架，在文体上呈现不同于西方传统文类的混杂性风格，这揭示了帝国白色神话的制造过程，同时消解了西方大写历史的权威。另一方面，翁达杰对于飞散人群的成长，心情是较为复杂的：他既希望他们历经成长洗礼后能够驱使自己青春的能量在新的土地上不断前进，但作为“文化和政治性飞散者”，他也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一样，携带历史负面阴影的飞散经历在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过程也必将是艰辛的、不确定的。即便如此，作者在小说结尾仍然以肯定生命的繁衍形成性格。远离家园带根漂泊也好，携种子的花粉传播也好，飞散人群还是要在成长之路上不断发现家园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