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昊楠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空间书写

伍尔夫是20 世纪现代主义杰出的意识流作家，其“空间意识”蕴含于散文、小说、日记等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之中。1925 年，伍尔夫发表小说《达洛卫夫人》，以“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他者空间”的三重维度凝聚了状态各异的人物群像，在性格建构与精神体验的伦理探寻中显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公共空间：异质场域中的性格建构

《达洛卫夫人》以伦敦为现实生活场景，穿插乡村田园的过往回忆，描述了克拉丽莎举办宴会当天十二小时内的人物关系与事件进展。伍尔夫通过“想象”搭建了主体共存的场所，将具有阶级差异性的人物置于都市界域的“共同体”之中，表现为公共空间的移置。然而，公共空间的同一性范式中仍然存在特质相悖的差别空间，在“互为异质”的现实场域中，人物的性格进行了被动的区分与判断。

小说中的公共空间以伦敦都市为载体，叙述了街道、广场、公园等不同类型的场所，可以划分为两种性质相异的界域：其一为“精英性”的商业娱乐空间，例如维多利亚大街、牛津街等;其二为“大众性”的狂欢化空间，例如格林公园、拉塞尔广场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涉及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a由此，空间的社会性使主体在“生物——生理”层面发生变化，产生形态各异的性格趋向，反之，作者将人物的性格构成也固化了空间的属性，使同一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能够再生产。

伦敦都市中，“精英性”的社会空间往往活跃着占有话语权的中上层阶级，在小说中以克拉丽莎、布雷德肖夫妇等人为代表，现代工业产品的积累凸显了城市发展轨迹，公共空间的物品展览也使观赏者在思想、情感等相异的需求中分化为特定的阶级，克拉丽莎的生活已经与伦敦的都市生活融为一体，她自幼便生活在珠光宝气之中，而售卖珠宝的空间场所构成了伦敦街道的商业时尚，正如本雅明所说：“时尚确定了被人爱恋的商品希望的崇拜方式。”b“商品拜物教”促使人物性格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小说中多次描写“玻璃橱窗”后的首饰、美食以及衣物，“玻璃橱窗”在现实感知中通过光的折射为商品营造奢华的光晕，虽然在现实距离下形成人与物的间离，却在视觉效应中产生相应的群体吸引以达成“时尚”的认同感，甚至影响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判断。克拉丽莎善于交际，首相也亲临她主办的宴会，她沉醉于客人羡慕的眼光，却认为自己“所有这些装腔作势……都有一种空洞之感，好似隔了一层，并非内心真正的感受”c。克拉丽莎矛盾的性格在此体现：她既渴望成为布鲁顿夫人那样拥有权力、金钱和地位的女人，却又认为自己“只喜欢玫瑰花”，不关心国家大事。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达洛卫夫人的性格，也许是太僵硬、耀眼而不实在了。不过，那样我可以引进许多人物来衬托她。”d诚然，伍尔夫在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转移中叙述了克拉丽莎跳跃性的意识流动。她既留恋伦敦的繁华，又时刻回忆乡下的轻松时光、“深信自己屬于家乡的树木和房屋，尽管那屋子又丑又乱”e。实际上，不仅是克拉丽莎，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休·惠特布雷顿等人也在“精英性”的公共空间表现出相应的性格特征。

相对于“精英空间”而言，“大众性”的狂欢化空间存在着特殊的异质性。巴赫金认为，狂欢使“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f，而这一活动的中心是全民性的“广场”，人们在此构成了新的相互关系。“广场”的交际属性可以扩展到公园，理查德穿过格林公园时，看到“树荫下躺着不少穷人……孩子们把小腿儿翘得高高的，吸着牛奶，纸袋扔了一地”g，儿童的行为暗含着“狂欢”的粗鄙，蓬勃的生命力指向“诞生”的意味。与此相对，在公园中产生幻想的赛普蒂默斯却因战争的创伤而指向“死亡”的暗示。

至此，伦敦的文化空间产生了割裂。相对于商业建筑而言，在异质的公园广场之上，大众因贫苦、战争等问题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粗俗的性格与行动方式成为都市底层大众难以避免的阶级景象。相对于公园广场而言，异质的繁华街道仿佛在优越中组建了指向自体的商业圈层，使精英阶级的性格意识与物质展现紧密相连。可见，在伦敦的公共空间中，相异的空间层培养了相异的人物性格，而精英与大众在个体的私人世界中也进行着殊于他人的价值展现。

二、私人空间：想象整合中的精神探寻

私人领域是相对于公共空间而言的，不可避免具有社会性的一般指征，但人物的主体性在此空间范围内能够得到强调。私人空间内的“精神漫游”是主体内指的独特例症。詹明信认为：“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根本向内转的倾向，这与对人的心理的新发现是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主观的全新认识的产物。”h《达洛卫夫人》的人物意识建构了文本的叙事层，差异化的精神活动也划分出独特的主体域，私人空间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公共意向下的想象性私密空间，亦即在社会性的空间域场内，主体以自身的想象活动进入个人的隐秘叙事;二为现实私密建筑内的精神游移空间，亦即卧室、斗室等隐私场所内，主体以在回忆中重溯的方式进行精神的追索与探源。

彼得·沃尔什与赛普蒂默斯通常将公共场域设定为隐秘叙事。前者为人工景象的旁观者，后者为自然景观的拥护者。游走于街巷的彼得，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漫游者”，彼得的“漫游”独具“公共”的性质，他并非离群索居式的自处，而是在人群的经验中唤醒孤独的知觉，如同波德莱尔一般“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稠人广众中的孤独”i。对于漫游者彼得而言，街道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室内，也是他自由想象的避难所，在人群中作为闲逛者而进行隐秘的观察，由此，他的兴趣在于世界的动态，同时关注永恒的人性。

相对于彼得而言，赛普蒂默斯的精神发散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自然意象的“树”是赛普蒂默斯的精神符号。在街道中注视停滞的汽车时，他认为是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树”不仅作为自然空间的建筑材料，更是赛普蒂默斯空间趋向的象征表达。由此，自然化的公园成为其私人的精神场域。赛普蒂默斯的幻想在“公园”中生发，他对着死去的朋友——埃文斯的幻影做出自言自语的承诺，走向疯癫。

相较于二者将公共空间纳入个体的隐秘想象建构，理查德、克拉丽莎、布鲁顿夫人等人倾向于在现实的私密空间中进行意识的游移。虽然身处都市，他们的视觉感官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空间感。作为当下的城市生活主体，并未完全适应由乡郊到都市的空间经验演变，其应对策略为将过往的乡村历程转变为美好的记忆压缩于潜意识之中，当他们处于卧室等私人场域，乡郊空间便会以想象的形态显现于精神的思索。理查德在家中客厅回想布尔顿的乡野所承载的情感，克拉丽莎在斗室中想象威斯敏斯特村郊的天空，布鲁顿夫人在卧室的沙发上回忆德文郡老家的童年田野时光，在私人的空间中，人物的情感倾向得以释放。詹明信谈道：“在现代的大都会里，超级公路开进昔日的农田空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屋（House ofBeing）也被改建成为公寓房舍。”j由此，相对于社会而言，比较物不再是纯粹的大自然，人物无法从乡郊闲适的环境中获得心理的抚慰，“栖居”的空间退于都市的公寓之中，“诗意”的回响只能存在于主体的精神想象。在私人场所的荫蔽下，克拉丽莎等人通过乡村的记忆痕迹抵抗城市的异化扩张。然而，空间本身的社会性指向使人物在私人空间中仍然受到他者的干预和影响。

三、他者空间：视界凝视中的伦理变体

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外，伍尔夫通过“他者”

的视觉作用，勾勒了异于二者的“第三空间”——“他者空间”。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中得到其意义……因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人承认他。”k实际上“承认”意味着他者的“证明”，“凝视”（gaze）作为区别于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他者”功能，具有伦理性的功用，使“他者空间”的视线表象异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人物“对视”。在此“第三空间”中，人物的关系产生了相应的变体，其一为理性对非理性表征的伦理压抑，其二为对女性意识的抵抗与再示弱。

赛普蒂默斯是小说中唯一表现出“疯癫”的人物，因而从一开始就承受着他者的审视。值得注意的是，赛普蒂默斯并非纯然癫狂，他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好友在战争中牺牲使其产生了战后应激的心理创伤，非理性的幻觉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保护自我意识的精神机制，正如福柯所说：“在古典时期……疯人不是病人。”l他会思考生与死的问题、美与真理的关系，想要“自杀”却并未付诸行动。然而，布雷德肖爵士的“凝视”宣判了赛普蒂默斯的“异质”，后者成为话语意义上的“病人”，在伦理范围内，理性准则对非理性表象进行了权力的压制，布雷德肖“命令”其“必须”

与妻子分开而静养。赛普蒂默斯的精神在“他者”的刺激下陷入极端，最终跳楼自杀。伍尔夫并未直接描写死亡本身对赛普蒂默斯的影响，而是如同埃斯库罗斯一般“描述事物在脑海中引起的回响和反应”m，从而构建了人物非理性的幻象空间。正是在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抗中，赛普蒂默斯在他者的“凝视”与社会准则的伦理规制下无所适从，最终结束了生命。

在《达洛卫夫人》的社会话语权中，女性人物从语言、心理、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意识抵抗，却又在惯常伦理的他者制约下再次陷入被动的境地。家世显赫的布鲁顿夫人性格刚强，威武又直率冲动，她主持筹款、支持移民开拓事业，显现出丰厚的男性气质与阿尼姆斯倾向，甚至让女性气质暂时隐匿。然而，布鲁顿夫人对男性的判断格外宽容，给《泰晤士报》写信也要请休·惠特布雷顿等人帮忙代笔。文字编辑与宣传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他者”的审核空间使布鲁顿夫人不得不返回“弱化”的女性气质。

小说中另一独具特色的女性人物是来自乡下的萨利，她年轻时思想活跃，行为乖张，与克拉丽莎讨论改造世界、废除私有制的想法。她还阅读柏拉图的文艺著作，提出妇女应该有选举权。然而，萨利最终嫁给了富人，在物质追求的他者规制下，萨利不得不进入伦理的空间，融入当下的社会节奏。

相较于其他女性人物，主人公克拉丽莎的意识是复杂多变的。她聪明智慧，却不得不用丈夫理查德的庸碌眼光看待事物，以符合自己“达洛卫夫人”的名分。她与布雷德肖夫妇等上层人士交游，在听到赛普蒂默斯去世的消息时，离开了宴会的现场，想象布雷德肖扼杀人的灵魂，对其默默抵抗，对青年的死亡抱有同情。在社交场上，她完美地接受他者的凝视，遵循礼仪，符合他人的期待。在社会的他者制约中，克拉丽莎试图保持独立自主的意识，却又在行为上不断妥协。

四、結语

伍尔夫以伦敦的都市生活为背景，以多样的空间建设容纳了人物的意识与精神探索。“公共空间”的异化、“私人空间”的自由以及“他者空间”的规制在小说中为克拉丽莎、赛普蒂默斯等人的精神表达提供了独特的场域。

在情节的推进中，伍尔夫并未将都市与乡村进行绝对的对立，而是试图在城市文化的扩张下以乡村的回忆作为主体抵抗异化的方式，在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转换中，都市与乡村进行了主体精神的调和。如同伍尔夫所谈到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无论是城市、乡郊的公共空间，还是卧室、斗室等私人空间，抑或是伦理性的他者空间，都可以看作是“房间”的外延，界域的指向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至此，三重空间构成了《达洛卫夫人》独特的空间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