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考古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启动，至今已有20年了，您能否介绍一下工程的立项缘起？

王巍：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正式立项，科技部任命我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为项目负责人。针对以往文明起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等作为研究重点。探源工程力图揭示中华文明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探索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呈现什么特点，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问：有关“国家”和“文明”判断标准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我们能否从探源工程2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中，总结出符合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文明判断标准，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

王巍：探源工程坚持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除作为直接证据的共时性文字资料以外，还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判断是否出现国家。我们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尚未发现共时性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8个关键特征。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貴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

问：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总体上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从空间上看，这种一体性部分体现在中原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核心地位。那么多元一体发展趋势的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王巍：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笔者认为可称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恰在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他们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文明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其一，各地普遍出现了龙的观念。其二，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的理念。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在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如黄河下游大汶口晚期特点的陶扁壶和陶质酒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的冶铜技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积极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夏代后期（距今约3800年），在洛阳平原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发现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在宫城以南，发现了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如玉璋、玉刀、石磬、铜铃等，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融入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具体体现。

问：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征程，此时此刻，您对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寄予怎样的期望？

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研究课题。虽然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不断创新。2020年，“探源工程”开始实施第五阶段。我们希望探源工程能够在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与文献史学的融合，共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共同努力下，工程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必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摘自《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