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玉婷

(河北大学文学院，071002，保定)

构式语法理论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1980年代后期生发于对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批判，自菲尔墨(Fillmore)的格语法、框架语义学，莱考夫(Lakoff)、戈登伯格(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再到兰艾克(Langacker)基于语言象征性的认知语法，克罗夫特(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以及卑尔根和张(Bergen&Chang)的体验构式语法而逐渐走向成熟。构式理论运用于汉语具体现象的分析成果丰富，诸如双及物构式、动趋构式、存在构式、紧缩构式、双宾构式、习语性构式、羡余否定构式、致使性动宾复合词构式等等，汉语视角的研究使得构式理论进一步充盈，同时也促进了构式理论的发展。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Traugott&Trousdale)于2013年出版《构式化与构式演变》(ConstructionalizationandConstructionalChanges)一书，首次将构式理论与传统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理论进行结合，建立了“构式化”这一新的语言演变研究范式。近年来，有关构式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语言学界结合汉语自身特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不同的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此类主题论文数量百余篇，主要涉及某种构式的形式、意义和表达功能的变化，构式化的过程、特征、机制和动因，相关构式之间的承继链接和理据性关联，构式化的程度及句法表征等。本文拟就已有研究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相关重点问题的进展和趋势略加探讨。

1 构式化理论介绍

1.1 理论内涵

作为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构式”本身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句法形式，一是语义和功能，且二者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具有不可预测性。正如戈登伯格在《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中对构式的定义是：“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Si〉，且C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它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1]从广义上来说，传统语法单位中从语素、词、习语到抽象固定化的短语格式和句型都可以视为“构式”，这些实体性和图式性的语言单位具有特异性，是在人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对外部世界实施了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心理世界的表征，并以清单的方式在人类头脑中存储。戈登伯格强调构式本身具有意义，且该意义独立于句子中的词语而存在。[2]因而，构式在语言研究方法论上具有重要价值。

相较于戈登伯格和兰艾克从共时角度提出的“构式”语法模式，“构式化”则从历时角度关注构式的演变及其动因。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对其定义为“构式化是指形式新—语义新(组合)符号的产生。它在一定数量说话者的语言网络中形成新的类型节点，这些节点有新的句法或形态并有新的语义。它的产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图式性、能产性和组合性的变化。图式的构式化总是源自一系列微小的步骤，因而是渐变的。新的微观构式同样是逐步产生的，但它们也可能是瞬时性的。逐渐产生的微观构式常常是程序性的，而瞬时产生的微观构式则多是内容性的”。[3]也就是说，只有语言符号的形式和语义二者均发生了逐步的或者瞬时的变化，产生新的形式—语义配对符号，才称之为“构式化”，单一方面的变化只是“构式演变”(见图1)。

图1 构式化的系列演变

构式化是以语言演变的结果来定义的，在形成新的类型节点(新的语言符号)之前所发生的单一形式上或语义的变化称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另外，构式化也可能引起进一步形态、音韵的缩减或者搭配的扩展，这称为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并且若条件合适，还可能会发生递归性的构式化。

依据概念类型这一有梯度的维度，语言的历时演变可以视为一个以内容性—程序性为端点的连续统。构式化可据此分成词汇构式化和语法构式化。词汇构式化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新复杂微观构式的发展、复杂(子)图式的发展、原子性微观构式的发展。与之相应的语法构式化，一方面涉及构式类型和使用范围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包括形式的语块切分和固化。[4]构式化的研究强调语境的重要作用，在先构式化构式演变和后构式化构式演变的过程中，语境的贡献是不同的。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所说的语境包括句法、形态、音韵、语义、语用推测、文体(书面/口语)以及有时更广阔的语篇和社会语言学语境，[5]且关键的形态句法语境可能在具体成分层级或图式层级持续存在。在构式化的过程中，图式性、能产性和组合性这三个因素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可以对语言演变和指向性进行相应的概念化。基于语言的图式是一种存储于人类大脑中的抽象复杂的知识结构，构式的图式性程度与概括性(generality)或具体性(specificity)层次以及构式主体成份的丰富程度有关，随着构式主体成份的不断丰富，构式的图式性不断增强，具体性不断减弱。[6]能产性既可以“使用频率的增加”(构例频率)为参照点，也可用“搭配范围的扩大”(构式频率)为标志。组合性表示构式的整体形式和成分语义之间的匹配程度；随着构式演变的不断发展，约定俗成性和巩固度加强会导致组合性有所降低。构式化以语言演变为焦点，利用构式间关系网络和基于使用的模式，是一种探究形义配对语言符号的解释框架思路，该理论作为一种新兴且富有解释力的历时形态句法语言研究方法，意义重大。

1.2 理论动因

变化是语言的本体属性，因此，旨在描写和阐释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发展迅速，而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演变研究又是其中的核心议题。随着研究深入，固守于传统的语法化、词汇化、构式语法以及历时构式语法这样的研究方法已经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语言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加以多维度、成系统的考察与探究是很必要的，构式化理论便应运而生。

构式化理论是在词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而历时构式语法是构式语法学说和语法化理论碰撞的产物。先前的词汇化理论，大都是从复杂到简单的缩减角度思考的，并且在如何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问题上不相统一。极端立场如希梅尔曼(Himmelmann)的“箱子论”，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结果。[7]这就导致在一些存在交叠情形的具体实例中理论与事实难以自洽。而构式化理论则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并不是对立的，二者能被纳入到构式梯度的内容性和程序性形成的连续统的两端，这种全新的视角将词汇化和语法化放到更广阔的环境中重新审视，并提供了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新的见解。

早期的语法化研究多关注时态、语态、情态和格范畴的发展变化。后来，随着研究视角的改进，语法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是关注形式，考察从相对自由的句法到相对有界的屈折形式的形态变化，强调形式的缩减和依赖性的增强；二是关注语义变化及某些情况下的语用变化，强调扩展。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不太适合于图式性构式。当人们逐渐把目光从实体构式聚焦到图式性构式时，传统语法化理论的解释力便不足，于是发展出将语法化研究与构式语法理念和方法加以整合的历时构式语法研究。

历时构式语法强调“构式”就是形式和语义配对的语言事实，但因该理论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避免不了一些困惑研究者的问题，如是不是每种构式语法流派都适合于历时研究，图式性构式的历时演变算不算语法化？另外图式性构式历时演变中具体哪一个阶段具有语法化性质？[8]并且，在历时构式语法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既没有对构式演变提出总括性看法，也没有对这类特殊的演变现象做出解释。

由于传统理论的局限性，重新构建一种吸收、融合语法化、词汇化的研究成果，将构式思想全面运用于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构式化理论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 汉语构式化理论研究

2.1 构式化思想萌发期

早在1999年，张伯江就开始转变传统研究思路，尝试用构式(文中称“句式语法”)的理念解决汉语中的难点问题，指出双及物结构式的语义为“有意的给予性转移”，并解释了构式义的引申机制。[9]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就已认识到构式之间具有承继关系的事实了，但尚未归纳出更具广普意义的理论模型。

汉语学界不仅对完全抽象的图式性构式发展变化有过研究[10]而且对部分图式性的构式也有专门分析：如张谊生对“X式”类单位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它“是一种融词汇单位、语法形式为一身,集交际语境、百科常识为一体的特殊语言形式”，[11]并指出“X式”的表义由具体有形向抽象化、形象化发展的轨迹；其文章虽未明确提出构式概念，但所研究的语言事实与构式化理论不谋而合。李晋霞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分别考察了“V来V去”的构成和意义、功能及其语法化过程。[12]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V来V去”篇章功能的描写正是构式化理论所强调的语用特征分析。

董秀芳最先认识到构式与词汇化理论相结合的优势，分析出特定句法构式中发生的词汇化和由短语凝固而来的词汇化有不同的特点，指出句法构式对于词汇化具有独特作用，构式中的组成部分可能词汇化，并把在构式中获得的意义语义化。[13]雷冬平相继发表了多篇汉语构式语法化分析的文章，如表达“极度”意义的构式“最/再+X+不过”,“喝他个痛快”类强调语气构式，表甚度感叹评判义的“好+(X)个NP”构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构式化理论的思想在其文章中都有显现，例如构式的层级性、语法构式化中的组合性分析、构式化演变的机制，只不过没有系统性的理论来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更深一步的阐释。

2.2 构式化理论接触引进期

自构式化理论创立以来，国内学者于2015年开始对其进行了很多内容上的梳理及研究议题的探讨，如部分学者的书刊评介类文章。[14-16]理论分析类文章从构式化的核心思想出发，探讨构式化对构式习得的主要意义，为研究构式化作为复杂的认知适应系统提供新的视角。[17]有关构式化与词汇化的关系，刘红妮在分析“惟其”这一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时，认为关联词语的词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关联格式“惟其……所以……”的构式化背景下发生的。[18]杨旭提出构式化研究思路在构式化节点、构式化语境、构式化机制、构式固化、研究方法、汉语韵律语法、连续体模式、语言进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19]彭睿认为构式化理论以统一的模式来概括不同类型构式历时演变的规律，对诸如图式性构式历时扩展自身存在的理论问题关注不够。[20]

2.3 构式化理论吸收发展期

构式化理论所讨论的语言演变机制主要是“新分析”(neoanalysis)和“类比化”(analogization)。“新分析”这一术语是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为了避免传统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 指代不明而修改的。如果一个尚未内化某个构式的受话者，他对该构式的理解就会与说话者不同，重新分析并没有发生，严格来说，人们不可能重新分析自己认为不存在的结构。构式化理论将“新分析”看做构式演变中形式的或者语义的微观步骤变化。“类比化”是为了区别以往的“类比思维”(analogical thinking)而重新命名的。相对而言，类比化是演变的机制或者说处理过程，会产生以前未出现过的形式和语义配对。而类比思维和形式或者意义匹配，能引发变化的可能性，但不必然导致变化发生。[21]然而构式化应该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的新分析和类比化在语言演变机制的解释力上不足。

在现代汉语的构式化研究文献中，学者们结合汉语构式组织的类型特点，拓展了构式化的机制和动因。陈满华和张庆彬指出重新分析、语用推理和句法语境成了实现情态动词“至于”构式化的重要动因。[22]这是国内最早一篇直接运用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的“构式化”理论研究汉语事实的期刊论文。虽此前朱军也用了“构式化”一词，[23]但实际是从戈登伯格构式的角度看语法化，尚未在理论层面完全具备构式化理论所定义的要件。闫亚平分析了“一+量+形”构式赖以形成的关键是修辞动因，即语言描绘形象和提高想象表象生动度的需要。[24]徐式婧认为汉语条件句构式化形成的动因一方面在于人们逻辑关系意识的调整和变化，另一方面体现了类型学小句融合紧密度规律的作用。[25]张璐认为“一价认知名词+是”的构式化主要受到句法环境、语言类推、语用推理及主观化等机制的影响。[26]赵志强和陈满华介绍了一种古汉语常用的“连文构词模式”,即单音节的同义词连用，对于“足够、能够”词汇构式化的推动作用。[27]李静分析出“没有X就没有Y”主要是压缩与整合、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的结果，在类推和构式压制下逐渐定型，并在经济原则和语言无标化的追求下不断发展。[28]蔡淑美和施春宏重新整合了各种机制，认为隐喻、类推和泛化促进构式新特征的强化，转喻和新分析促使新构式的浮现，而“招聘”和“求职”则贯穿于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的整个过程中。[29]

汉语构式化研究更加关注构式网络之间的承继系统。如皇甫素飞对“爱X就X、爱X不X、X就X”及“爱XX、爱谁谁、XX吧”这些具有承继关系的构式进行了动态构式化过程、特征及动因的探寻。[30]李艳芝考察了三类动宾搭配构式[Vt+非受事NP][Vi+NP]和[VO1+O2]在整个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化承继关系，从语义承继与句法承继两方面分析了单音节动词带非受事NP的构式化过程。[31]邱丽珍探讨了六种常见主谓构式在汉语史各阶段的发展变化，构建了历时构式网络，讨论了各类型的构式变化和构式化，并试着探讨其演变动因和机制。[32]陈红燕和陈昌来对“客气”类谦辞构式，“别客气、不客气、客气了”三个同中有异的下位构式的构式化与功能演化进行了详细分析。[33]石锓和王秀云对“一X就Y”的五个子构式进行了历时分析，描写了其间的构式化与构式裂变过程，并认识到语言网络中其它的横向构式节点会影响到构式的裂变。[34]

另外，学者们对探究汉语中的构式化等级，解释语义和语用差异也感兴趣。魏红和马秋燕根据“不A不B”的语义关系，将其分为并列式、偏正式、复指式、对立式四种类型，认为“不A不B”格式在不同语境中用法的不同源于构式化程度不同。[35]毕晋和肖奚强对构式“说好的X呢”的发展概括为“他人言论类、社会言论类、自我言论类”三个阶段。[36]张亮认为NP的语义越抽象泛化，“有NP”的构式化程度越高，“有NP”内部语义整合度同步递增，评注式“有NP+VP”是“有NP”构式化的高级阶段，“有NP”的构式化总趋势是走向(评注)副词化。[37]李延波详细讨论了程度态“X+着呢”构式从原型到非原型的共时扩张发展过程，该构式可以根据X的使用频率、复杂度和可修饰度等因素划分为原型构式、中间构式和边缘构式，中间构式和边缘构式都基于构式压制而生成。[38]宋作艳分析出词汇构式像句法构式一样具有层级性，A1A2A3的词汇化和词法化缘于不同层级的词汇构式化，实体构式化导致词汇化，表现为形式固化和意义整合，促生新词语；基于新词语的图示构式化则使A1A2A3形成抽象程度不同的图示构式，促生新词法，创造更多新词语。[39]

3 构式化理论的前景和展望

3.1 构式化理论学术价值

相比于以往的历时构式语法研究，构式化理论更能捕捉微观步骤的语言特征变化，并可以形式化表现相应的变化结果，例如“构式演变”(Constructional Changes)概念的提出，明晰了构式化的系统性和层级性。“构式演变”是指影响构式内部某一维度的变化，如语义、形态音韵、搭配限制等，但它并不涉及构式网络中新节点的产生，而只是发生了形式和语义间的错配。也就是说，“构式演变”未必都能导致新的构式产生，而仅仅是临时性的、未规约的用法。当且仅当句法形态和语义内容都具有可证明的变化时，才说发生了“构式化”。

构式化理论提出了词汇构式化的瞬时类型，丰富了微观构式层面的研究。如“北大、淘宝、师大、南南合作”等缩略语，在新构式产生之前并没有可观察到的一系列微观步骤变化，而是瞬时产生的新节点。这样的深化分析，对于英语中的网络隐喻词、类转现象以及首字母缩写词具有更好的解释作用。现代汉语缩略语可以避免将其视为一种孤立静态的语言形式来研究，因为在词汇构式化这个过程中，其意义可能会发生拓展和衍生。

构式语法研究，“语境”通常被置于共时视角下，仅关注语用和语篇语境。而语法化研究重视句法环境，认为语法化发生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40]但是，在面对构式这样的形式和语义配对的语言单位时，先前的语境观是狭窄的。特劳戈特和特劳斯代尔从构式化的视角出发，认为“语境”对新构式的产生具有触发作用，是构式演变中的关键因素，将语境区分为构式内部的语境、涉及网络中其他构式的语境(构式间的链接)以及那些语篇功能广泛的语境，并且讨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中的主要语境因素和构式化之后引发语境(enabling contexts)的持续性。[41]

3.2 构式化理论应用前景

1)传统的历时语言学研究，包括语法化和词汇化理论，都是以实体性语言项目为主要观察点，而构式化理论建立了包含图式性、半图式性和实体性构式的集合模型，为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图2 构式间等级关系梯度

微观构式、子图式、图式的三级构式网络系统(见图2)，在观察与描写语言中的构式化现象时，具有形象性且可操作性强。纵观当前的现代汉语构式化研究，学者们主要以某个或某类具体的构式为研究对象，从历时或共时角度描写分析构式化的演变过程，探讨构式化的机制和动因，阐述新构式的语法、语义、语音特征和语用功能等。而如果仅关注个案而忽视类型，那么很难挖掘出个案与类型的联系，对于不同类型构式间共性和差异的研究则更难深入。后继研究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考察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关注发展的两个维度：具体实体构式和抽象图式性构式间的系统性关联。

2)构式化理论包含语用特征的分析，将传统语法化相对狭窄的观察视角扩展到小句之外乃至篇章的范围，从而可以更合理地解释过去语法化分析结果中的某些不正常的例外情况。如盘珊君在词汇构式化视角下对现代汉语缩略语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出汉语缩略语在语法、语义、语音方面的变化以及语用环境的不同，并由此可以对缩略语的新形式和新意义进行“不完全预测”。[42]再如，语序和虚词是汉语最重要的语法手段，但语序在汉语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语法作用，一直以来争论不断。王艳利用构式化思想，得出OV语序是一种构式化手段，相比VO语序来说，OV语序构式中“把”字句、有标记被动句、“连”字句、周遍句和数量配比句表现出更高的构式化程度。[43]黄思思和詹卫东分析了网络语言这一特殊语体的构式化特点：更容易产生构式、构式浮现和扩散时跨度更大、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速度更快。[44]现代汉语中某些特殊的语言类型，先前的理论可能有纠缠不清的情况，借鉴并吸收构式化研究成果，使语言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角，更丰富的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3)要对汉语历史演变中的复杂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需要拓展研究思路、扩宽研究对象，结合更前沿的科学研究方法，对汉语的个性面貌及语言的共性发展规律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当前的构式化文献，几乎均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研究对象，材料范围较窄，只有个别论文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构式化，如张军和李翔的傈僳语研究。[45]而对世界语言、民族语言、方言和古代汉语构式化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也将为语言理论的检验和修正提出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另外，以往的构式化文章大都将目光投注在前两个构式化进程上，而对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少有涉猎。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涉及哪些可描写的形态或语义变化？在什么条件下会引发进一步的构式化？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议题。张福通讨论了“未”类构式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未+VP” 到“未+VP+前”以至“没+VP+前”的演变过程，指出“未+VP+前”属于构式化后的构式演变阶段。[46]这篇文章是个新颖的探索，对于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做了相应的分析和描写。文中也指出，这样的系列发展演变有递归的可能，因为后构式化构式演变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构式化过程。

构式化理论建立并引入国内以来，为现代汉语的历时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构式化理论因其视角的广阔、观点的新颖、方法的科学获得了广大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方面结合构式化理论对现代汉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相比于以往的历时语言学，构式化倾向于语法系统观，即并非独立的考察形式和意义的各自变化，而是强调变化因子之间的联系，将形式和语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思考。构式化理论更具包容性，可以解释那些非词汇性或词汇性很低来源的语法化现象，因而对语言变化有了更深远更系统的认识。

当前，构式化理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基于使用的、以构式理论为指导的语言演变的基本框架，但因发展历程尚短，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拓，尤其需要跨语言研究的反复验证。语言作为一种内容丰富且结构复杂的交际工具，单单用某一种理论就将我们不可或缺的语言符号给与解释，难免具有局限性。再者，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现代汉语的词类缺少形态变化，构式的句法功能灵活，往往会随着不同的句法环境和语用需求发生变化，而构式化理论是以印欧语为基础产生的，故而对汉语也并非完全具有解释力。因此，分析汉语的构式，必须对构式化理论加以甄别，坚持用联系的、动态的、辩证的观点，立足汉语事实，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规律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