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探赜

2022-06-14唐教成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2年3期

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需要深入研究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基于此，本文深刻分析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生成背景和阶段演进，发现重大风险发生阶段的风险源具有由隐至显的特征，重大风险演化阶段的风险点具有跨界扩散的特征，重大风险防控阶段的风险面具有复杂严峻的特征，重大风险善后阶段的风险线具有潜存延长的特征。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战略底线出发、坚持依法防范化解风险、坚持优化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重大风险;时代背景;主要特征;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2.03.010

文章编号：1009-6922（2022）03-74-07

世界疫情肆虐的时空困境之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论断具有现实性意蕴。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深陷于内外矛盾叠加的困境之中，国际局势愈发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极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内社会发展也在“疫情黑天鹅”的影响下，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四大陷阱”“四大危险”“四大不足”等风险问题[1]。耦合交织的国内外复杂环境给新时代中国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课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2]

一、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8首先，从时间节点看，新时代肇始于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擘画蓝图、规划路径、部署战略。面对新变化、新动向、新矛盾，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重要指示，确保新时代发展既不跌入风险陷阱，也不错失重要良机。其次，从变化运动看，新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9。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在量变上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成就，但在迈入质变后的新发展阶段中仍需注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最后，从阶段指向看，新时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历史阶段。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针对时代的不同转变，提出过基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辩证分析观点。他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4]142-143，这是指“大时代”;“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4]143，这是指“小时代”。借助此辩证分析方法能夠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命题，让“新时代”所属的“小时代”范畴在社会主义形态的“大时代”历史范畴中更具生产革命和自我奋斗的自觉意识，让“新时代”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更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意识，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奠定基础。

（二）百年变局之下的风险防控之需

当前，世界格局和国家形势已然在时代前行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用高度凝练的话语对此做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已多次出现在重大公共场合中。在2017年12月的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6]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加。”[7]这一重大判断的提出点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融合已发展到新阶段，“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程度、深度和广度再次发生了巨变;其二，国际力量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巨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等成为世界发展难以逆转的大趋势;其三，百年变局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零和博弈”思维正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路，“双赢、共赢、多赢”的新理念正在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百年之变，既育有生机，又潜藏危机。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面对百年变局之风险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3]12而就在身处的时代之中，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使整个世界都遭受着侵害，这一风险事件本身属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偶然性产物范畴。由此可见，重大风险就在现实社会中存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然成为时代之需。

二、新时代重大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重大风险的发生阶段：风险源具有由隐至显的特征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8]834这一表述是对重大风险特征的深刻认识，强调从至小至微处着手，警惕风险源过“度”变化。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由此，判断现代社会重大风险的发生不能再以“风险是否存在”的传统观念为审视依据，而应该充分认识到新时代风险源在各个领域已具普遍性。这一普遍性不是中国社会的独有产物，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在科学认识风险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够清晰看到重大风险是在量质互变的过程中生成的。其确定的依据是质变环节是否出现，这样的基本判断才符合新的时代语境。同时，以风险源为基点，考察量变风险发展为质变重大风险的持续演化，可以发现这里由隐至显的特征十分显著。从“度”的视角合理看待特征，其外显出一般感官状态，但更多应注重其既成事实，即：“隐”不仅仅是指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还指特定语境下风险普遍性的事实;“显”也不仅仅是指一种直观的感受状态，还指原有状态的客观改变，风险源已质变为重大风险。在重大风险发生的具体事例中，由隐至显的特征也十分突出。

（二）重大风险的演化阶段：风险点具有跨界扩散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8]834、“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8]834。这些表述深刻体现了风险演化阶段的内在特征，即：从“风险点”过渡到“风险综合体”的过程存在“点、线、面”维度的跨界扩散，这势必会为下一阶段的防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审慎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社会开放、时空压缩、联系顺畅是时代进步带来的福利，但同时这也为风险传播创造了条件：风险点能够破除传统限制，影响到相关联的“点、线、面”，继而形成一个现代重大风险立体格局。从“一点”逐渐演变为“多点、多线、多面”表明风险演化为重大风险的时候具有明显跨界扩散的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风险领域的跨界性，即：一种风险产生另一种风险。风险点独立生成，但在现代化的作用下其联系性、传导性往往更强，放大效应更突出，因此一类风险领域容易跨界到另一类风险领域。例如，一个经济领域发生的风险会在风险衍生链作用下诱发出社会、政治等风险。第二是地理区域的跨界性，即：风险往往不受空间束缚而蔓延至其它地域。风险点扩散传播过程一般不以地理区域为边界，而是呈现出圈层化的特点，即从风险发生地蔓延至周边，甚至更大范围。

（三）重大风险的防控阶段：风险面具有复杂严峻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3]227这表明风险挑战具有复杂严峻的特征，需要讲究斗争艺术，运用科学策略。一般而言，重大风险在历经发生和演化阶段之后将进入到防控阶段，这是风险发生学中的一个顺承关系，但并不代表重大风险防控就不涉及前述阶段的内容。防控阶段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一环，主要任务是保持重大风险的可控性。但由于实行过程之中的时间地域因素、不确定因素、多变性因素等较多，所以风险面的控制与稳定变得艰难，呈现出了复杂严峻的特征。关于重大风险的复杂性，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说：“‘现代化风险’是一种概念安排和范畴设定。在这种设定之下，我们需要从社会层面去理解内在于文明的自然所遭受的损害和破坏。”[9]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10]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是复杂的“庞然大物”，加之防控过程中风险的动态运行、耦合交织的叠加风险等，这些使重大风险潜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大领域中，成为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风险综合体。关于重大风险的严峻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11]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博弈”“军事冲突风险”等挑战都十分值得警惕。任何一个冲突事件的疏忽处理都会使严峻的形势愈发紧张。

（四）重大风险的善后阶段：风险线具有潜存延长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12]这一关于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对当时社会基本面的总体判断，指明重大风险在被基本控制之后仍然面临中长期风险的问题，并且防范此类问题与促进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由此可见，重大风险在其善后阶段中具有潜存延长的突出特征。一般而言，重大风险在消失离开公众视线之前常常会以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来宣告结束（或是停止），这表明重大风险已经完全得到化解或者已经完全得到控制，处于一个没有破坏力的安全理想状态。可是相关历史事件表明，人們眼中渐渐褪去的风险线只是某个视角所见，并不是风险完结的最后真相。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理解，除了要考量风险本身，还需要考量其与心理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等的相互作用，因为这些交互活动会影响人们对风险整体的认知。由此来看，人们对于风险结束与否的判断还需要关注风险线所具有的潜存延长特征。

三、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原则

（一）根本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8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自诞生以来于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淬炼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并且通过考察我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党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3]181，也是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根本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13]一方面，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面临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问题，而且感知识别、评估研判、科学处置风险不是一个团体、组织、机构就能胜任的，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另一方面，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坚持党中央权威。环视宇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关乎大局的核心要义。唯有如此，党作为新时代保证国家发展行稳致远的领导者才能够拥有绝对权威和强大力量应对重大风险考验，才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动员优势形成风险防御共同体。

（二）基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立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能离开人民，必须要有鲜明的人民立场，始终做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15]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风险为人民而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正所谓“民之所系，重于泰山”，风险面前，人民至上。在应对风险的环境中，制定政策要充分尊重人民意愿，执行政策既要合法合规又要合情合理，不能盲目地大搞“一刀切”，脱离人民生活实际。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俯身倾听人民心声，才能掌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权，真正实现为人民防风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防范化解威胁人民利益的风险。不论是金融、货币、债务等财产性风险，还是食品安全、自然灾害、暴恐事件等健康性风险，只要没有得到及时防范化解，都会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在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上，切实做好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工作。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依靠人民防范化解风险。人民群众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因此要不断激发人民群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人民群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和本领，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自主自觉。

（三）科学思維：坚持从战略底线出发

坚持从战略底线出发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思维。“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与“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道理均已传诵千年，它们体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16]的历史规律。唯有增强忧患意识，强化战略思维，坚持底线思维，才能够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把握规律，掌握优势，赢得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3]223这正好佐证“科学思维”提法的正确性。新时代坚持从战略底线出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生动运用和有力实践。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首先，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告诉我们：风险是客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风险的外在表现，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风险的客观普遍性。运用科学思维方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是要从战略底线出发，科学研判现在和未来可能面对的风险，不掩盖问题、不回避风险，找到风险底线，战略上未雨绸缪。其次，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告诉我们：风险也是以运动发展的状态存在的，要从战略全局上一分为二地审视风险问题，做好风险应对的最坏打算。为此，既要警惕“黑天鹅”的出现，也要防范“灰犀牛”的发生;既要有风险防范的先手，也要有风险化解的高招;既要打好风险防范的优先准备战，也要打好风险化解的战略主动战。最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原理告诉我们：风险防控既要着眼战略全局做到统筹兼顾，也要审时度势着眼大局，坚持底线思维，把事关全局性、重大性、关键性的风险防控好。并且在面对国内各类风险源和风险点时，要增强斗争精神，及时全面排查，科学处理，防止风险出现联动、叠加、爆燃、放大等效应。

（四）重要准则：坚持依法防范化解风险

坚持依法防范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准则。“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17]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依法防控，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18]新时代坚持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是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重点从依法治国的四大环节入手，着实提高依法防控能力，提升依法治理效能。在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立法环节，要坚持科学立法先行，以国家立法为主体、地方立法为补充，开展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中的应急性立法、先行性立法和创新性立法工作，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设，构建起科学完备、系统规范、运行有效的风险防范化解法律体系。在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执法环节，要坚持规范执法，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实施风险处置措施。面对风险防范化解中的紧急情况，应在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统筹考虑下做出应急反应;对于风险防范化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严肃处理，加大犯错惩罚力度;执法人员要在公平、公开、透明、高效的原则下，认真恪守法治精神，正确行使执法权。在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司法环节，要坚持加大司法力度，按照司法公正的准则，积极回应风险防范化解中的司法问题，例如：依法处置行政争议，妥善处理民商纠纷，严厉打击犯罪行为等;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主动对风险防范化解中出现的不力行为、失职行为依法依规问责。在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守法环节，要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抓紧研究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法治宣传教育，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法律服务工作，增强人民群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意识，营造全民守法的法治氛围。

（五）奋进目标：坚持优化风险治理

坚持优化风险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奋进目标。“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风险治理水平高低影响着国家发展大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能有效促进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进而使国家发展拥有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111由此可见，风险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努力实现风险治理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作出贡献。新时代坚持优化风险治理，就是要构建风险治理的现代化体系，提升风险治理的现代化能力。首先，治理主体要做到多元统一。单一的政府性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常常遭遇制度性困境，治理效能受到影响。况且重大风险自身就具有高度的社会性，非政府性的团体组织和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为其搜集多渠道、多方面的信息资源，进而提升重大风险的治理效能。其次，治理客体要做到点面结合。风险治理既要聚焦关键点，也要照顾重要面。要从系统整体层面审视灾难的基本情况，也要关注不同地域、行业、人群的受难程度与压力承受度，同时对受动者的治理客体应动态救治、点面兼顾，确保风险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再次，治理载体要做到法教相融。治理载体的使用，一方面需要在法治思维框架内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又要做好正面的宣传教育，保证载体作用的方向性正确。复次，治理目标要做到标本兼治。用法律、技术、制度、政策等手段来解决风险治理中的显现问题，而后在风险生成路径上寻找线索，有力拔除风险源头，降低风险放大概率，以此提高应对风险突发的效能。最后，治理效果要做到国际共筑。风险发生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某一国家如果远离国际社会，就难以在风险面前保持长治久安。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激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抗击合力，实现风险治理效能的突破。

参考文献：

[1]张鹏，唐教成，龚一恒.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J].人文杂志，2021（6）：27.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李伟红.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9（1）.

[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8-12-22（1）.

[7]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EB/OL].（2020-10-30）[2021-11-2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91172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34.

[9]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69.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70.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