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清

摘 要：侵犯行为因其复杂的成因机制与消极的社会后果而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侵犯作为一种自然适应机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而延续至今，一方面受到特定脑区与激素水平的调控，另一方面也与个体的人格特质、早期经验与认知方式息息相关;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侵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形式，反映的是个体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张关系，那些被社会标签化的个体或无法正常进行阶层流动的个体选择通过侵犯（越轨）行为以对当下社会控制方式和社会分层结果进行消极挑战。

关键词：侵犯行为;越轨;心理学;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840.5;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3 — 0101 — 06

一、侵犯行为的概念与研究取向

从古到今，侵犯行为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并在不同情况下带来众多复杂的、多半是负面的社会后果。为了更好地减少侵犯行为对个人、群体与社会带来的危害，许多学科都将侵犯行为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尤见于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中。侵犯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指的是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这种伤害可能体现在身体、语言或关系上〔1〕，可能发生在现实或虚拟情境中〔2〕，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发出侵犯行为的特定个体或群体身上，并重点探讨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但从侵犯行为产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行为的信号一旦发出，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将会产生冲突式的社会互动，并在更大的層面上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甚至在代际传递下形成一种侵犯性的社会文化。本文将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共同分析侵犯行为这一现象，并试图通过两种学科的视角，在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层面对侵犯行为的前因后果做一种更加综合的阐释。

二、侵犯行为的心理学阐释

在心理学层面，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家对侵犯行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各异，提出的理论也有相似或冲突之处，这是由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对几大流派的理论与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能够初步把握侵犯行为的心理学实质。

（一）进化心理学、本能说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

进化心理学认为，一些利于生存的、具有适应性价值的行为会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不断重复，侵犯行为在远古时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生存资源、提升群体地位、完成繁殖竞争〔3〕，故人类选择侵犯行为作为一种适应机制来应对生存挑战是进化的结果。习性学家Lorenz则更为激进地提出侵犯行为是人类和动物都有的一种遗传性本能，侵犯行为的能量受到生物本能的驱动，需要通过某些方式定期发泄，这与精神分析学家Freud提出的“死本能”部分相似，但Freud认为死本能不仅表现为对外的侵犯行为，也会表现为对内的自毁行为，并就这一观点在其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进行了详细讨论。随着脑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开始深入探寻特定脑区与个体行为的关联，并通过fMRI等脑成像技术发现人脑中的额叶区域与许多高级心理机能有关〔4〕，包括眶额叶、腹内侧前额叶在内的广大额叶区域对侵犯行为和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5〕，前额皮层更是执行功能的重要生理基础〔6〕。一些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与罪犯为被试的脑扫描研究也显示，那些作出更多侵犯行为的被试拥有与常人相异的前额叶构造与激活水平〔7〕〔8〕。

此外，来自神经内分泌领域的研究表明，机体内部的激素分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机体的行为。Dabbs在比较暴力罪犯与非暴力罪犯的睾酮水平后认为高睾酮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做出侵犯行为〔9〕，南瑜等人又进一步提出睾酮是通过增强脑区边缘系统内杏仁核的反应性来调节个体对恐惧与愤怒情绪的处理〔10〕。激素分泌水平的生理差异还能进一步解释男性与女性在侵犯方式、侵犯强度等方面的表现差异，例如雄性激素分泌水平被认为会影响不同性别个体对行为的支配，并在那些鼓励侵犯与攻击的文化情境中表现得更加明显〔11〕。这也提示我们，生物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的侵犯行为，需要考虑到作用于其中的文化变量产生的潜在影响。

（二）人格心理学视角

人格心理学通常探讨具有什么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发出侵犯行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Frick团队提出的冷酷无情（callous-unemotional， CU）特质〔12〕〔13〕，该团队通过一项追踪研究证实了儿童的高CU特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作为其未来不良行为的预测性指标。Loney等人在轻罪少年犯被试身上同样发现，那些高CU特质的青少年在负性情绪加工过程中更容易表现出某种加工缺陷，而这将导致他们在进行侵犯行为时更不容易受到恐惧和压力的影响〔14〕，即更不容易控制自己的侵犯冲动。还有学者认为相比起一般个体而言，那些高自恋倾向的个体更倾向于报复性地攻击曾经对自己有过负性或侮辱性评价的人，以保护自我形象不受破坏〔15〕。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一些特定的人格障碍被认为与侵犯行为有密切关联，首先是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D）。蒋奖和许燕在一项全国性的罪犯抽样调查中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在罪犯群体中占比高达32.8%，且该障碍在男性罪犯中的发生率更高〔16〕;另一项罪犯调查则进一步表明男性暴力罪犯在反社会人格特征上得分显著高于女性暴力罪犯，而后者在偏执、分裂、回避三个类型的人格特征上分数更高〔17〕，这也是传统犯罪理论认为男性暴力罪犯通常更加危险的原因。其次，作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独特变异性的精神病态（psychopathy）〔18〕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多项认知研究中精神病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同理心的“缺失”，这将会破坏精神病态者的社会化过程〔19〕，使他们无法感受被侵犯者的痛苦，从而导致他们更容易犯下暴力等级和冷酷程度较高的重罪，例如性杀人、虐待杀人、连环杀人和多重犯罪〔20〕。

（三）挫折—侵犯学说、认知心理学视角

挫折—侵犯学说是最早开始对侵犯行为作出理论性解释的学说之一。Dollard等融合了弗洛伊德对侵犯行为的本能理论理解与行为主义的S-R逻辑，系统提出了挫折—侵犯学说：他们认为侵犯行为是个体受到挫折后对环境作出得近乎自动的反应，挫折源主要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目标受阻〔21〕。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那些经历过挫折情景的儿童确实表现出了更多的侵犯行为〔22〕。Mallick和McCandless则进一步质疑挫折与侵犯行为之间联系的绝对化：他们通过实验发现那些对挫折源有更加合理、乐观解释的被试明显减少了侵犯行为，因此认为挫折并不总是引发侵犯行为，个体对挫折源的解释与评估起到了更重要的中介作用〔23〕。Berkowitz根据上述争论系统地修正了挫折—侵犯学说，他认为挫折先引发了负面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侵犯行为是情绪的后果而非挫折的后果，并进一步归纳出影响个体发出侵犯行为的因素包括个体对挫折的归因方式（决定情绪唤起程度）、个体先前的行为模式（决定攻击或退缩）、周围的侵犯线索（武器效应）等〔24〕。Berkowitz的学说正式将认知因素纳入侵犯行为链，不仅有助于认知新联结模型的理论建构，更为侵犯行为的认知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并促使心理学领域的侵犯研究发生重要转向。

目前，认知心理学界解释侵犯行为成因机制的经典理论是Bushman和 Anderson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25〕〔26〕，他们认为个体发出侵犯行为需要经历三个心理过程，分别是情境性刺激的输入过程、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和侵犯行为的输出过程，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也可以通过交互作用产生共同影响，并造成短时性或长时性的攻击后果。为了更好地解释个人内部的认知与归因方式对侵犯行为的影响，Steinberg和Dodge提出了敌意归因（attributional bias）模型〔27〕，并在实验中观察到那些具有较多侵犯行为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以外归因的方式评估自己经历的挫折事件，并更倾向于将模糊情境理解为带有敌意性和威胁性，长期持有这种特定的归因倾向会引起一种归因上的稳定偏差，进而对侵犯行为产生异化影响。另一项以性暴力罪犯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同样显示，那些成长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目睹过女性歧视行为的个体更容易建立起针对女性的敌意认知倾向〔28〕，这将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在极端情况下导致严重的侵犯行为。

（四）社会学习论、社会心理学视角

侵犯的社会学习理论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Bandura在传统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进行的重要补充，他认为侵犯行为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涉及到诸多决定因素，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而由传统S-R公式提供的解释角度则显得过于简单。一些侵犯形式和手段固然是通过学习获得，但除了对直接经验的学习之外，还存在一种对间接经验的替代学习（观察学习），且并不一定直接表现出学习结果。Bandura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经历过挫折情景的儿童不一定都会做出侵犯行为，那些被安排观察成人行为的儿童更容易模仿成人对挫折事件的处理方式，并作为自己选择身体侵犯、言语侵犯或抑制侵犯的参照〔29〕。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Bandura认为榜样的三种来源分别是家庭成员、个体所处的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提供的象征性模本〔30〕，后续的实证研究则针对这些因素做了大量验证性考察。在家庭因素方面，一项基于1146份样本的美国家庭抽样调查发现71%的受访者曾对孩子有过较温和的暴力，82%的婴儿期与青春期儿童在调查期间受过不同形式的伤害〔31〕，可见家长对孩子使用不同程度暴力行为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期另一项关于亲子训练的研究结果則更为明确地显示，在定时接受亲子训练的家庭中，反社会儿童的攻击性水平与之前相比更加稳定，也被报告有更少的侵犯行为〔32〕;国内学者进一步发现父母采取的负性养育方式与孩子的愤怒情绪和侵犯性的情绪表达有中高程度的相关〔33〕，那些受过虐待或经历过矛盾家庭关系的儿童在未来更可能表现出侵犯性〔34〕或侵犯行为〔35〕〔36〕，可见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对侵犯行为的直接经验，并能适用于不同的文化环境。

除家庭因素外，大量研究表明媒体传播的信息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个体（尤其是儿童）侵犯性行为的塑造过程。如今暴力情节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电视节目中，而基于现实情境或虚构情境的暴力情节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无显著差异〔37〕，即各类暴力电视节目都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项针对美国和芬兰儿童的研究表明，观看暴力电视与同时期发生的侵犯行为呈显著相关，并能显著预测部分儿童未来侵犯行为的变化〔38〕。同样地，暴力电子游戏〔39〕〔40〕与暴力色情影片〔41〕也被证明与个体侵犯行为的增加有关。究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个体对暴力信息的接收与加工过程会导致个体对侵犯行为产生认知启动，这种启动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攻击性认知水平，并在男性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42〕〔43〕;还有的学者认为媒体传播的暴力信息为个体提供了最佳的侵犯脚本（scripts）〔44〕，这些脚本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个体对未来社会情境中的侵犯性线索予以优先注意和加工〔45〕，并帮助个体习得侵犯态度、动机与具体技巧〔46〕。

三、侵犯行为的社会学阐释

在社会学层面，侵犯行为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既能出现在不同结构、功能的社会中，也能出现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社会阶层、组织中。社会学家Durkheim在宏观上将侵犯行为理解为一种违背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并通过著作《自杀论》使学界对越轨行为的研究方向从关注生理、心理因素转入关注社会因素〔47〕，即更关注越轨行为作为社会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因此，侵犯行为在下文中将被作为一种广义上的越轨行为来进行讨论。

（一）社会组织与结构论视角

结构功能学派认为运行良好的社会大多具有清晰稳定的结构，这些结构维系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并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系统。社会学家Merton认为对社会结构进行详细分析能够帮助探明社会结构或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影响，并强调不仅要分析社会文化明确规定的目标，还要分析社会结构所限定的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方式〔48〕，这意味着研究侵犯行为的社会意义需要以完整把握社会的结构与组织方式为前提，只有厘清各社会单元的运行模式才能准确评价某一方发起的具体侵犯或越轨行为对另一方带来的冲击与挑战。Weber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代表是科层制体系，在该体系中，各官僚层级按照“规则—权力—行动”的框架〔49〕对社会秩序与规则进行正当性建构，并在实际运行中力求达到理性与高效，以逐步推动全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但需要警惕的是，具体、鲜活的个体在这种精密的社会组织中仅表现为抽象单薄、力量有限的角色〔50〕，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异化〔51〕。

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追求理性的社会模式通过一个形象的新概念得到了更生动的展现——社会的麦当劳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麦当劳化的社会意味着组织运行过程的高效、可靠、可控、可预测，但这种理性规则的效用会随着组织任务的复杂化而发生变化，甚至导致一种“理性中的非理性”〔52〕。在理性制度的庞大机器中，作为螺丝钉的组织成员被强制剥离个人层面的体验并服从于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人和系统通过量化与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形成分离、人和生产物通过生产链与有限责任形成分离，这将导致一种极大程度的异化。Marx在研究异化时除了考虑到以上因素，还从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两个层面详细说明了人的异化过程，并推演出劳动异化、人的异化、消费异化的逻辑链条〔53〕，这也恰是Marcuse所批判的单向度社会的形成过程。值得思考的是，当作为“单薄社会零件”的个人同时经历主体异化与客体异化〔54〕、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链接与情感链接不再紧密时，侵犯行为将变成一种纯粹的宣泄手段——此时作为侵犯主体的施害者已非人化，不再受到道德制衡;作为侵犯客体的受害者也已非人化，不再成为道德制衡——而Semmel和Coser力推的社会安全阀机制〔55〕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转移侵犯行为的破坏性力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社会控制、社会矫正与标签论视角

芝加哥学派是最早对亚文化群体和边缘群体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派，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传统社会解组的过程，这种解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控制的强度，因此加剧了边缘群体的侵犯行为。例如，经济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与移民导致城市治安管理难度大幅上升，各类犯罪率也出现相应波动，更为严峻的是这些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他们既无法快速适应竞争性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也难以回归传统的乡土社会，于是被迫成为被两种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56〕，也被迫直面压缩后的狭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控制学派认为减少侵犯行为的最佳方式就是增加各类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大致形式有三种，分别是中和派、威慑派和综合派：中和派强调对社会成员的内在控制;威慑派强调对社会成员的外在控制;综合派则二者皆取〔57〕〔58〕。在社会控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可根据社会成员的越轨程度而选择对其进行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例如，执法机关既可以依据社会规范与标准对越轨者实行直接惩罚或矫正，也可以通过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宣传对越轨者诉诸间接惩罚或规训。在该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预设是，社会规范与标准的正当性是由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确定的，故狭义上的社会控制需要以防范该群体对既定社会规则和利益分配模式造成破坏为目的〔59〕，而所谓“越轨者”或“侵犯者”则变成一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其贴上的社会标签。正如Foucault在其著作《惩罚的社会》所总结的那样，作为“社会的敌人”的罪犯被政府机构监禁、教化的过程既是权力体系的运行过程，也是社会对成员的塑造过程或再社会化过程。某些边缘群体一旦被来自法律、医学、精神病学的机构贴上“不正常的人”的标签，就会成为一种难以打破的社会建构〔60〕。在这种被标定甚至污名化的身份下，被动的“越轨者”〔61〕们只能以该身份进行回应，并将必然为其越轨行为承担惩罚性后果：在精细的分区监禁管理体系中被迫与社会相隔离，直至成为真正意义上“不正常的人”。

（三）社会阶层与冲突论视角

许多社会学流派都在用自己的理论解释社会阶层的分化，其中比较经典的是Marx的阶级分层理论与Weber的社会分层理论。Marx认为社会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Weber则提出三种分层的维度，分别是经济分层、权力分层与声望分层〔62〕。不论采用哪种分层方式，中上阶层会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其与低阶层之间的差别优势，而低阶层则想向上流动——这种碰撞会引起阶层之间的对立紧张，也会产生很多直接或潜在的社会冲突。有学者按照这种社会分层与冲突论的思路对我国的社会状况展开分析，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催生出多种复杂的利益群体并扩大了国民的贫富差距，这加剧了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与转型时期犯罪率的明显增长有着紧密联系〔63〕。

社会学家Bourdieu曾提出，社会阶层之间的持续分化会使已经存在的区隔逐渐扩大，占据了优质资源的中上阶层会通过“惯习”这一形式牢牢构筑阶层边界〔64〕。“惯习”（Habitus）指的是个体后天获得的一套关于自己所处阶层的行动指南与审美偏向，可部分理解为心理学中通过强化学习获得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按照社会建构论的理解，不同群体的日常惯习和生活方式能够组成一整套分层的话语，而这套话语以及隐藏于其中的各种隐喻和叙事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行动方式来实现某个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建构〔65〕〔66〕，尽管对于这种社会建构是否稳定还有争议。Bourdieu还认为，社会中精英阶层的位置是有限的，任何一种想把精英们的做法传播给其他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导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价值而被另外一种选拔机制代替〔67〕。因此，学习中上阶层惯习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帮助低阶层群体顺利跨越阶层区隔，不论是消费名牌商品，还是培养“符合上层阶级品位”的小众特长。在Lareau的民族志研究中，她发现中产阶层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将自己阶层的优势以各种形式传输给孩子，譬如利用更优良的言语技能与赞助换来的额外活动机会引导孩子更好地与社会机构打交道——而以学校、私立医院、运动俱乐部等为代表的社会机构也更偏向照顾中产阶层而不是工人阶层或贫困阶层群体的文化惯习〔68〕〔69〕。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个体努力克服就能得以避免，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弱、一个群体除了接收有限的文化传递之外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再获得可观的上升空间，跨阶层（主要指从下向上）的侵犯行为就会增加。当然，Wheeler也在较早时候指出，过去犯罪学领域大都集中研究较低阶层的越轨行為〔70〕，对于中上阶层的越轨行为也需要展开研究，譬如白领犯罪。

四、结论

正如格式塔学派所认同的那样，侵犯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和社会行动而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结构，社会学能帮助个体深刻地把握这些结构，而心理学又能在此基础上帮助个体理解具体的侵犯行为对于我们自身乃至社会的意义。通过梳理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侵犯行为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侵犯行为既有复杂的心理成因，也有复杂的社会成因;既能对作为单元的个人或群体造成多方面的分散性影响，也能对作为整体的社会造成多层面的结构性影响，只有综合不同的学科视角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侵犯行为，并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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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包 阔〕